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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四年八月的大热天，我妻子跟我说要到德里镇的莱德爱药店去补充她鼻窦炎的处方药——我想现在这东西应该已经不需要处方了。那时，我已经写完当天该写的份，便说我去替她买好了。但她说谢了，反正她顺便要到“莱德爱”隔壁的超市去买鱼，可以一兼二顾。她从掌心送我一个飞吻之后，就出门了。之后，我再见到她时，就是在电视荧光屏上了。在我们德里这里，要认尸不必到地下室，穿过墙面贴着绿瓷砖、头上有白色长日光灯管的走廊，不必去看赤裸的尸身由轮床从冰冷的柜子里推出来；只需要走进一间挂着“非请莫入”牌子的房间，看一看电视荧光屏，然后说“是”或“不是”就好了。
“莱德爱”和“惠购”超市离我家都不到一英里，就开在一处小街区的购物中心里面。那里还有一家音像店，一家叫“物尽其用”的二手书店（我的平装版二手书在他们那里卖得很旺），一家“电子小栈”和一家快速冲印店。购物中心在上里丘，威臣路和杰克逊路的十字路口。
她把车停在“百视达”音像店前面，走进“莱德爱”，向乔伊·怀泽尔先生买药。当时他是那里的药剂师，后来调到班戈的“莱德爱”去了。结账时，她挑了一颗老鼠造型的小巧克力糖，里面包了糖稀。我后来发现这颗糖还放在她的钱包里。我撕开包装纸，自己把糖吃掉。那时，我坐在厨房的桌边，她红色手提包内的东西在我面前散了一桌子。吃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像在领圣餐。等我把糖咽下肚，只剩巧克力的滋味还留在舌尖和喉头时，我哭了出来。我坐在那里，身边散了一堆她的面纸、化妆品、钥匙、几条吃剩的赛滋口香糖。我双手盖在脸上，像小孩子一样号啕痛哭。
鼻窦炎的吸入剂还包在“莱德爱”的袋子里。十二块又一角八分。袋子内还有别的东西，价钱是二十二块又五毛五。我看着那件东西好一阵子，却仍旧无法理解。我觉得意外，甚至震惊，但仍然没有想到约翰娜·阿伦·努南可能有我浑然不知的另一面，至少那时没有想到。
乔结账之后，再度走入屋外亮晃晃的毒辣艳阳里，拿掉脸上的普通眼镜，换上有度数的太阳镜。她一踏出药店略朝外突的风檐（我在这里是用了一点想象力。我想，这应该算是踩到小说家的领域了，但不多，几英寸而已，我保证），就听到轮胎咬死在人行道上“吱——”的一声，声音凄厉，像是出了车祸，或者差一点要出车祸。
是真的出了车祸——那种白痴X形路口，大概每个礼拜至少要来上一次。一辆一九八九年的丰田，刚从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出来，左转开进杰克逊路。坐在驾驶座上的是住在拜瑞特果园的埃丝特·伊斯特林太太。陪着她的朋友是艾琳·迪沃西，也住在拜瑞特果园。艾琳在音像店逛了一阵子，没找到想租的片子。暴力太多了，她说。这两位都是“烟枪寡妇”。
埃丝特几乎不可能没注意到那辆橘色的工程车从山丘上面开下来，尽管她跟警方和报社都否认这一点。事后两个月我跟她谈，她也跟我否认。我觉得，她根本就是忘了看路。我老妈以前就跟我说过（我老妈自己也是“烟枪寡妇”）：“老人家最常见的两大毛病啊，关节炎和健忘症。别拿这两大毛病来怪他们出事。”
开工程车的那个人叫威廉·弗雷克，住在“老岬角”。我妻子死的那天，弗雷克先生三十八岁，正打着赤膊开车，急着要冲凉、喝冰镇啤酒——孰先孰后无妨。他和另外三人都已经上工八小时，在机场附近的哈里森大道外沿道路铺柏油。热死人的活儿，热死人的天气！比尔·弗雷克说，对，他是可能开得快了点——在限速三十英里的地方开到了四十。他急着要开车回车库，把车签退缴回，好坐进自己的福特F-150里去，那辆车里就有空调了。还有，那辆工程车的刹车虽然还算好，过得了车检，但远算不上是顶呱呱。弗雷克一看到那辆丰田车从他前面冒出来，就马上踩了刹车（当然也按了喇叭），但为时已晚。他只听见轮胎摩擦的厉声尖叫——有他自己车子的，也有埃丝特的。埃丝特发现有危险时已经晚了。他也看到了埃丝特的脸，就那么一下。
“这其实才是最惨的，”我们坐在他家的门廊喝啤酒时，他跟我说。那时已经是十月天，虽然太阳晒在脸上还是暖洋洋的，但我们两个都已经穿上了毛衣。“你知道坐在工程车的驾驶座上离地有多高吗？”
我点点头。
“嗯，她仰起脸来看我——应该说是‘伸长脖子’来看我——阳光照在她脸上，这就看得很清楚她有多老。我记得那时我想，‘真要命！车停不下来她就要碎得像玻璃碴了！’但一般说起来，老人家反而像是‘老不死’，有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我是说，你看看结果就知道了。两个老太太都没死，但你老婆……”
讲到这里，他停了下来，脸颊刷一下涨得通红，像小男生在校园里被女生抓到石门水库没关。很滑稽，但我若是笑了，准会把他搞糊涂。
“努南先生，很抱歉，我从来就管不住这张嘴。”
“没关系，”我说，“反正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在撒谎，但这样才能回到正题。
“总之，”他说，“就撞了上去。好大一声‘砰——’驾驶座那一边嘎扎、嘎扎凹了下去，玻璃也碎了。我摔在方向盘上面，摔得很重，害得我有一个多礼拜呼吸时胸口都痛。这里一大片淤青。”他在胸口的锁骨下面画了一道弧线，“我的头撞上挡风玻璃，撞得很重，玻璃都裂了，头却只肿了一小块儿……没流血，连头痛都没有。我老婆说我一定长了一颗铁头。我看到那个开丰田的女人，伊斯特林太太撞得飞过前排两张座椅中间的排挡杆。后来车子终于停了下来，两辆车在路中央歪七扭八地挤成一团。我下车去看她们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我原以为她们两个准死。”
但她们两个都没死，连昏过去都没有。只是，伊斯特林太太断了三根肋骨，骨盆移位；迪沃西太太和撞击点隔了一个座位，有脑震荡，因为她的头撞在她那一边的车窗玻璃上。就这样，“经治疗已经出院”，这类事情《德里新闻报》上都这样子写。
我妻子，已故的约翰娜·阿伦·努南，麻省莫尔登人氏，手提包挂在肩上，一只手拿着她的药袋，从她站的药店外面把这场车祸看得一清二楚。她一定跟比尔·弗雷克一样，以为丰田车里的人不是死亡就是重伤。撞击的巨响空洞而决绝，像保龄球滚过球道，卷过午后酷热的暑气；玻璃碎裂的声音，则像它参差不齐的蕾丝花边。两辆车在杰克逊路的车道中央绞成一团，严重扭曲，脏兮兮的橘色卡车森森然压在淡蓝色的进口车上面，居高临下，像凶巴巴的父母亲在厉声责骂缩成一团的子女。
约翰娜一个箭步，冲过停车场朝街道的中央跑过去。她身旁的其他人也跟她一样。其中一位，吉尔·邓巴利小姐，事发当时正在“电子小栈”看橱窗。她说她觉得自己当时好像曾跑过约翰娜的身边，但不敢确定——不过，至少她可以确定有一个人穿着黄色休闲裤。那时，伊斯特林太太已经在尖叫，说她受伤了，两个人都受伤了，有谁可以帮帮她和她的朋友艾琳。
我妻子在跑过停车场过半，也就是那几台自动报纸贩卖机附近的地方，倒了下来。手提包的带子还搭在她肩膀上面，但药袋从她的手里滑落到地上，鼻窦炎的吸入剂也从药袋中滑出一半。另一个东西还在里面。
没人注意到她倒在报纸贩卖机旁边。所有人都只在关注纠成一团的汽车、尖叫求救的老太太、从工程车破掉的散热器外泄在地上的一摊水和防冻液。（“汽油！”快速冲印店的店员冲着大家喊，希望有人注意到。“汽油！小心爆炸！”）我想那些赶去抢救的人里面，应该有一两个人从她身上跳过去，可能还以为她只是昏倒了吧。气温飙高到华氏九十五度的大热天，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不合理。
约有二十多个购物中心里的人围在车祸现场旁边；另外有近五十个人从斯特劳福德公园跑过来，那里正有一场棒球赛。我想，一般人碰上这种情况会说的话，应该都有人说了，搞不好还同时有好几个人说。人们在四周乱转。有人把手伸进一个歪歪扭扭的洞里，拍拍埃丝特不停发抖的老手；这个洞原本是驾驶座的窗口。乔伊·怀泽尔到的时候，大家马上给他让路。在这样的当口，不管是谁穿着白大褂，都绝对是众人瞩目的焦点。远处也传来了救护车幽幽的哀鸣，像焚化炉里袅袅上升的青烟。
就在这一团乱里，就在停车场没人注意的地方，躺着我妻子，手提包还挂在肩头（里面有她没吃的巧克力老鼠，连包装纸都还没撕开），白色的药袋掉在她朝外伸的一只手边。直到乔伊·怀泽尔要赶回药店去拿纱布帮艾琳·迪沃西包扎头部时，才瞥见了她。虽然我妻子俯卧在地上，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她来。他是从她的一头红发、白色套衫和黄色休闲裤认出来的。他认得她，是因为不过十五分钟之前，他才刚招呼过她。
“努南太太？”他开口问，原本要替神色茫然但显然伤势不重的艾琳·迪沃西拿纱布的事，这时被丢到了脑后。“努南太太你还好吗？”但他心里清楚（或说是我猜的，我也可能猜错），她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