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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聚散极其谨慎隐蔽，不过那个美国人布伦基伦没和我们一块。桑迪乔装打扮秘密地忙碌了两周时间。他时而在大英博物馆走动，时而又跑去乡下看望勘探队的老朋友；他一会儿在陆军部现身，一会儿又在外交部露面。但是，他大多时间还是待在我的公寓里，躺在扶手椅上沉思冥想。12月1日那天，他终于以国王信使的身份前往开罗。我知道，一旦他到那儿，国王的信使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某个怪异的东方恶棍。倘若我直接询问他的行动计划，会显得我鲁莽无礼。在我看来，桑迪才是从事侦探的专业人士，而我自己仅仅是个业余新手。
布伦基伦倒是与众不同。沃尔特爵士曾叮嘱我留心他的说话声，还有他眨巴眼睛的动作，通常是暗示会有事。这个身材高大，酷似运动员的伙伴首先给报社写了封信，并署上自己的名字。英国众议院在外交政策上曾有一次激烈的辩论，有些傻子的言辞无意中向他透露了一些线索。布伦基伦在信中宣称自己起初鼎力支持英国政府，但是被迫改变自己的观点，实在是勉为其难。他说英国政府对德国的封锁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和人道主义，认为英国是目前最厉害的“大普鲁士主义”拥趸者。此封信引发了轩然大波，报社和评论员还为此发生了争执。然而那仅仅是布伦基伦先生打响的第一炮。他还在一个名为“反侵略民主党联盟”的民间社团中充当骗子角色，大张声势。社团成员认为，如果我们不再和德国抬杠，那么德国就会相安无事。在他们的资助下，布伦基伦主持召开了一场会议，他畅快淋漓地抖出自己惊人的想法，紧接着会议就被一名听众搅乱了。我当时并不在场。参会的一个人对我说，那是他听过的最有意义的演讲。布伦基伦还说，德国主张海上自由贸易无可厚非，美国也会支持，然而英国海军对世界和平造成的威胁，恐怕连恺撒大帝的军队都难以抵抗。他承认，他以前并非这般想法，但他诚实本分，勇于面对现实。当他慷慨激昂地演说时，有人朝他的眼睛扔了一颗甘蓝，讲演突然中断了。我的朋友说，那一定是好战分子干的。
此后布伦基伦又给报社写了几封信，投诉说英国不再有言论自由了。一些调皮捣蛋的人也随声附和他。有些美国人想狠狠地惩罚和击垮他。他被赶出了萨沃伊酒店。有人鼓动说将他驱逐出境，此事被提到了议会上，大家争论不休。外交部的副部长出面说，他会安排自己部门的人员负责处理。我觉得布伦基伦装得有点过分了，于是我去找沃尔特爵士说说情况，然而他叫我莫担心。
沃尔特爵士说：“我们这位朋友的座右铭是‘严谨细致’，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已经正式安排他离境，下个星期一他就会从纽卡斯尔出发，一路上都会有人护佑。我们希望制造出更多的混乱，因为他是个很有能耐的家伙，能沉着应对。”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星期六下午。那天我们在圣詹姆斯街不期而遇，我主动和他握手，他装着对我骂骂咧咧，说我身上的衣服如何脏兮兮的，污染环境，当众对我侮辱一番。路人发出嘘声以示不满，让他滚蛋。他只好拦了一辆出租车，飞快钻进去。上车的一刹那，他用左眼对我使了个眼色。星期一，我得知他已出发。各种报纸纷纷报道说，布伦基伦逃离了我们的海岸线。
12月3日，我乘船从利物浦出发。该船前往阿根廷，我刚好可以顺便抵达里斯本。我必须事先拿到外交部签发的护照才能离开英国，但是那样的话，我就无法顺畅地再与英国政府联系了。我将自己行程的每一个细节都仔细思量过了。里斯本是大多数非洲国家闲杂人员的聚集场所，很适合作中转站。我的所有行李就是一个旅行提包，穿的也是我在南非时所剩下的破旧衣服。我想留胡须，因此上船之前特意让它长了一段时间，胡须长得飞快，我的下巴变得毛茸茸的。登上船后，你会看到一名年纪轻轻，酷似布尔人的男子，那便是我。我现在的名字改叫勃兰特，科内利斯·勃兰特——至少我护照上是这样写的，白纸黑字，绝不会有假。这艘肮脏的船上还有另外两名乘客，直到船驶出了海湾，他们才现身。船舱里的空气又闷又臭，足以熏倒一匹河马。我本来就感到不舒服，只好不停地四处走动。破船摇摇晃晃，在海中慢慢前行，过了两天一夜，才从韦桑岛行驶到菲尼斯特雷口岸。那时天气大变，出发时我们顶着暴风雪，但是到达时却俨然盛夏。葡萄牙的山丘光秃秃的，颜色黄蓝相间，看起来像卡拉哈里沙漠似的。还没到达塔霍河时，我以为自己还在罗得西亚。海员中有一名荷兰人，我常常和他用塔尔语叽叽喳喳地聊天。此外我还和船长用蹩脚的英语互相问候“早上好”和“晚上好”，这大概是我这次航程中所有的谈话了。
船在里斯本码头抛锚。清晨，天空蔚蓝，阳光四射，气温正好适合穿法兰绒衣裤。现在我必须十分谨慎。我没有跟着靠岸用的小舟走，而是待在我们来时坐的船上，悠闲地吃起了早餐。吃完后，我在甲板上来回闲逛，忽然看到，河中间刚好有艘船正在抛锚，船的烟囱是蓝白色的，我对它再熟悉不过了。我估计那只船去安哥拉红树林沼泽地已经有一个月了。我靠近它的目的不言而喻。我试图登上这艘船，假装寻觅某个朋友，然后离船上岸。这样，里斯本码头上那些疑神疑鬼的人，就会认为我这个葡裔非洲人，是直接从这艘船上岸的。
我跟周围的一个家伙打了个招呼，带着行李跳进他的小划艇。我们登上了这艘名叫“航海家亨利”的大船——此时，先前那只靠岸的小舟也正驶离港口。大船上的人都是葡萄牙人，这正中我下怀。
我沿着船梯往上爬时，遇到的第一个人居然是我的老朋友彼得·皮纳尔。
这纯粹是运气，而这运气于我而言意义非凡。彼得惊奇地睁大双眼，张开嘴巴正要出声时，我赶紧捂住他的嘴唇。
“勃兰特，”我说道，“科内利斯·勃兰特，我现在的名字，你可别忘了。谁是这儿的船长？还是老哥斯洛哥特吗？”
“是呀，”彼得一边回答，一边向我拥抱过来。“他昨天还在说你哪。”
我感到形势对自己越来越有利，于是就让彼得到下面去找斯洛哥特。一会儿，斯洛哥特来了。我关上门，在他的船长室里谈起来。
“你得把我的名字写到乘船旅客名单里，我是在莫萨默迪上的船，现在我叫科内利斯·勃兰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