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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警探，我要提醒各位牢记这一点。干我们这行的，说到底就是追求真相，但我们和真相的关系就好比支离破碎的玻璃，处处都是裂痕，折射出千百种影像，让人迷惑。穷究真相是警探的终极任务，也是我们一举一动的最终目的。我们费尽苦心，缜密设计，说谎隐瞒，使出各式各样的欺骗手段，就是为了触及真相。真相是这世上最诱人的女子，我们则是善妒的情人，下意识不让任何人瞄她一眼。我们不断背叛真相，日复一日沉浸在谎言之中，再没有感觉，但最后总会回到她身边，并使出情人最后的撒手锏：我会这么做，只因为爱你太深。
我很会用比喻，尤其是拙劣粗浅的比喻。别被我刚才讲的给骗了，以为真相有如骑着白马的淑女，而警探就是身穿盔甲的贵族武士，策马飞奔，紧随其后。我们的手法其实很差劲。一个下流男子夜里抢了都柏林北区的超市，并且刺伤店员，女友为他做不在场证明，我就和她搭讪，说男人有她这样的女朋友一定足不出户。其实女人漂染了头发，很胖，多年的营养失调让她身材走样，魅力尽失。我心想自己要是有这样的女朋友，就算把我跟绰号剃刀的长毛男关在一起我也愿意。我跟她说，我们在男人的白色高级运动长裤口袋里搜到了一些抢来的美元，他说是你那天晚上出门回来后给他的。
我演得实在太精彩了，透露男人栽赃时的表情既歉疚又同情，拿捏得恰到好处，让她和男人交往四年间培养出的信任顿时瓦解，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向我倾诉，从男人那一晚何时离开住处到他在床上有什么缺点全都讲了出来。男人和我同事正坐在隔壁讯问室，那男人什么都没说，只是不断地咒骂：“妈的，我明明跟她在家。”我轻轻拍了拍女子的肩膀，给她面巾纸和一杯茶，还有一份笔录。
这就是我的工作，如果不明白先后缓急，不知道任务的要求，就算你干上这一行，也做不久。故事开始之前，我想说的就两件事：我追求真相，我还说谎骗人。
下面是在我成为警探的第二天，我在档案里读到的故事。后头我还会不断讲到这个故事，只是方式不同。听起来也许很可怜，但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全世界就只有这一个故事，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人能讲它。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四日周二下午，家住都柏林近郊纳克拿里小镇的三名十二岁儿童杰曼（杰米）·埃莉诺·罗恩、亚当·罗伯特·瑞安和彼得·约瑟夫·萨维奇在住家附近的马路上嬉戏。当天天气晴朗且炎热，许多居民在院子里做事。午后，许多目击证人分别在不同时间看到过他们三人，或在骑单车，或在荡轮胎秋千，或在马路尽头的矮墙上走平衡木。纳克拿里镇当时开发得很零散，附近有一大片森林，和镇子只隔着一道五英尺<a id="commentRef_461" href="#comment_480"><sup>[1]</sup></a>高的矮墙。下午三点左右，三个孩子将单车留在彼得家前院，彼得的母亲安杰拉·萨维奇太太正在院子里晾衣服，他们告诉她要到森林里玩。三个孩子常到森林去，对森林了如指掌，因此萨维奇太太并不担心他们会走失。彼得戴了手表，萨维奇太太要儿子六点半之前回家吃点心。这段对话后来得到邻居玛丽·特蕾泽·科里太太的证实，另外也有几名证人称曾看到三个孩子攀过矮墙去森林了。
傍晚六点四十五分，彼得仍未回家。萨维奇太太打电话给另外两名儿童的母亲，认为儿子可能在他朋友家。但那两名儿童也没有回家。彼得平时很听话，家长那时还不担心，心想孩子们可能玩过头了，忘了时间。六点五十五分，萨维奇太太沿着马路围着森林绕了一圈，并稍微走进林中呼唤儿子和他的同伴，但没人回应，她也没听到或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林子里有人。
萨维奇太太回了家，泡茶给丈夫约瑟夫和彼得的四个兄妹喝，之后约瑟夫又和亚当的父亲瑞安先生去了一趟森林，走得更深喊人，但仍没有回应。八点二十五分，天色渐渐变暗，三个孩子的家长非常焦急，担心他们可能走失了。杰米的单亲母亲罗恩女士家里有电话，便报了警。
森林寻人行动开始，有人推断三名儿童可能是离家出走了，因为罗恩女士决定送杰米到都柏林读寄宿学校，只有周末才能回纳克拿里。杰米计划两周之后离开，她和亚当、彼得对于即将到来的分别都很不安。然而，对儿童房间的初步检视显示，三人的衣服、钱和个人物品都没有少。杰米的俄罗斯娃娃存钱罐里有五点八五英镑，也没有动过的痕迹。
十点二十分，一名手拿火炬的警员在森林中央的密林区发现了亚当。亚当靠着大橡树，双手放在背后，手掌紧贴着橡树，指甲深深地嵌进了树干，断在树皮里。显然他已经在树下待了一段时间，但搜寻人员喊他名字时，他却没有回应。他被送往医院。警方出动警犬追踪另外两个孩子，一直追到距离亚当被发现地点的不远处，警犬开始不知所措，气味线索在此中断了。
我被人发现时，身穿蓝色牛仔短裤、白棉T恤、白色棉袜和白色系带运动鞋。鞋袜上沾满血迹，但袜子上不明显，量也比较少。血迹的分布显示出鲜血是从内向外渗出鞋面，却由外向内浸入棉袜的，这表明运动鞋曾经被脱掉过，鲜血先渗进鞋里，之后血液开始凝固，鞋子再被穿回脚上，袜子这才沾上了血。T恤上有四道平行抓痕，长度在三到五英寸<a id="commentRef_540" href="#comment_549"><sup>[2]</sup></a>之间，从左肩胛骨中央斜划到右后背的肋骨处。
我大致安然无恙，双腿的小腿肚轻微擦伤，指甲破裂（与橡树上的痕迹吻合），两膝盖严重磨伤，后来留下了疤痕。警方无法确定受伤地点是不是森林区，因为有一个在马路上玩耍的女孩（爱汀·沃特金斯，五岁）说她看到我翻墙时摔了一跤，膝盖先着的地。不过，爱汀的证词反反复复，因此没有被采信。此外，我还出现了类似紧张性精神病的症状：连续三十六小时缺乏自主反应，之后又有两周不言不语。待我恢复正常，能开口说话了，我却完全想不起当天的经历，完全不记得从下午出门到被送往医院检查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运动鞋和棉袜上的血迹进行血型检验时（一九八四年爱尔兰还没有DNA分析技术）结果为A型阳性。我的血型也是A型阳性。不过，虽然我膝盖上的伤痕很深，但警方判定这并不可能造成大量出血，以至于让鞋子被血浸透。案发两年前，杰米曾接受过盲肠切除手术，验血记录显示她也是A型阳性。彼得没有血型资料，但警方把他排除了，因为他的父母都是O型，所以他不可能是其他血型。由于缺乏确凿证据，检验结果不排除血液可能来自未知的第四人，也不排除血液的来源可能不止一人。
八月十四日当天，寻人行动持续了一整夜。之后的数周里，搜救人员分组在附近的原野、田地和山丘做地毯式搜索，就连洞穴、沟渠也不放过，潜水员还在流经森林的河中寻找，但都毫无所获。十四个月后，当地居民安德鲁·拉夫特里先生在林中遛狗时，在距离我被发现的地点约二百英尺处的矮树丛下看见了一只手表。手表的特征很明显，盘面是作势要踢球的足球员卡通形象，分针是足球。萨维奇夫妇辨认出手表为彼得所有，萨维奇太太确认儿子失踪当天戴着它。塑料表带有拉扯过的痕迹，已经和金属表身分离，很可能是彼得跑动时钩到低矮的树枝所致。刑事鉴定科在表带和表面提取到几枚残缺的指纹，全都和彼得个人物品上的指纹吻合。
虽然警方多次呼吁，媒体也大幅报道，请求民众提供线索，却还是没有追踪到任何蛛丝马迹，杰米和彼得就此下落不明。
我做警察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当警探。受训和干基层警员那几年——坦普尔莫尔警察学校，做不完的复杂的体能训练；穿着很卡通的反光外套在小镇巡逻，调查三名小混混是谁昏了头，竟然打碎了麦克斯威尼太太家花园储藏室的玻璃。我感觉自己就像法国剧作家约内斯科笔下的难堪角色，为了从事真正想做的工作，不得不忍受无聊的考验，只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僚政治的理由。我从来不回想那段日子，那时的记忆也已经模糊了。我当时没有结交任何朋友，我感觉自己对外界的疏离既是被迫，也是无可避免，就像镇静剂的副作用。不过，在同学和同事眼中，我是在故意怠慢，是在瞧不起他们根深蒂固的乡下人习气和往上爬的野心。可能吧。我最近读自己警校时期的日记时，看到里面有这样一段形容我同学的话：“一群嘴巴大开、没救欠扁的家伙，脑袋都被陈腔滥调毒坏了，说出来的话臭气熏天，净是培根、包心菜、牛屎和祭坛蜡烛的臭味。”就算我那天心情恶劣，这样说还是太过分了，看来我对文化差异真是一点也不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