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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进重案组前，就已经买好了工作装：精致的蓝绿细纹衬衫，轻柔有如兔毛的羊绒围巾和剪裁合身的西装。西装是上好的面料，摸起来仿佛会呼吸。这些衣服在我的衣橱里躺了快一年才派上用场。这套已成惯例的警探行头真是深得我心，想我当初会对这份工作情有独钟，穿着绝对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些含义深远、外人难窥堂奥的暗号密码：指纹、微量痕迹和刑事鉴定，令我心向往之。警校毕业后，我被派驻过几个地方，全是像斯蒂芬·金小说场景的小镇。其中一个小镇出了个命案，其实不过是常见的家庭暴力导致的意外，就连凶手本人都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不过，由于这名男子的前任女朋友死因不明，因此重案组还是派了两名警探过来。他们在镇上待了一周，我总是一边工作一边盯着咖啡机，他们一走到咖啡机旁，我就跟过去慢慢加牛奶，顺便偷听他们不带感情的简洁对话：局里送来的毒物鉴定之后如何如何，实验室辨识出的锯齿状痕迹怎样怎样。喝完咖啡，我会点根烟，这样才能跟他们一起到停车场。我会离他们几步之遥，一边抽烟一边茫然地看着天空，一边听他们说话。他们会漫不经心地对我微笑，偶尔拿出生锈的芝宝打火机帮我点烟，然后微微耸肩示意我离开，接着又开始讨论缜密复杂的多方位的侦查计划：先传唤嫌疑犯的老妈，让他独自在家里担心他老妈会抖搂出什么，接着再把他找来。另外还要重建现场，带嫌疑犯去走一遍，但不让他有时间细看。
你们中或许有人会猜想，我干警探这一行是为了当英雄，想破解童年的谜团。你们错了。我升任警探的那天就已经把档案翻出来看过了，就那一次。那时，组里只剩我一个人，只剩我桌上的一盏灯（遗忘的名字蝙蝠般在我脑海中盘旋，手写的证词已经褪色变淡，证人表示杰米曾经踢过她的母亲，因为她不想去寄宿学校，而另外两名“长相凶恶”的少年经常傍晚时分在森林四周游荡，彼得的母亲颧骨上有过淤青），我只看了一遍，之后就再没读过。我渴望的是探寻犯罪的奥秘，那些如同盲文字母般的隐约可辨的蛛丝马迹。当年那两名警探就像警界的贵族，大驾光临了这个鸟不生蛋的小镇，又像技巧完美的飞人，在空中熠熠发光。他们只玩赌注最大的，是赌局的专家。
我知道他们手段残忍。人类本就残忍野蛮，通过心无旁骛的冷眼静看和仔细操控，逼对方彻底放下心防和自我保护的本能，更是野蛮的极致，是最纯粹、最高明细致的暴力。
凯茜·马多克斯加入重案组前，我们就听说过她这号人物了，也可能更早，在她接受调任之前，我们就略有耳闻。这里小道消息传起来快得离谱，跟三姑六婆一样有效率。重案组人少压力大，只有二十名常任组员，任何风吹草动（谁要走，谁要来；工作太多，工作太少），组里都会像幽居症患者一样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开始结党分派，流言四起。通常遇到这种事情，我都置身事外，但凯茜要来重案组的这个消息实在太轰动了，我想不知道都难。
别的不谈，光凯茜是女的这一点，就已经让同事们愤怒难抑了。我们都被教得很好，对于偏见之恶唯恐避之不及，但心底还是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希望重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好时光（连我的同辈也不例外。对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来说，五十年代要到一九九五年才算结束，撒切尔夫人的八十年代则根本不存在）。那时，警察可以恫吓嫌疑犯逼他们招供，或是威胁嫌疑犯要让他们的老妈知情。五十年代，在爱尔兰的外国人只有医学院的学生，工作场合还可以痛骂女性。凯茜是第四位进重案组的女警官，之前的三位中至少有一位犯下了天大的错误，虽然有人说她是被设计的。那位女警官在逮捕过程中竟然吓得将佩枪朝嫌疑犯的头部扔了过去，结果差点害死自己和搭档，从此成为组里的奇谈。
凯茜是女的也就算了，问题是她才二十八岁，刚从警校毕业没几年。在警界，重案组是精英中的精英，能进组的没有一个是三十岁以下的，除非他老爸是议员或是大官。基层警员必须先轮派两年，替人跑腿干外勤，之后再到其他单位历练，至少待过一两个组，才有资格进我们这里。凯茜只在缉毒组待过，而且还不满一年，因此想想也知道，组里的小道消息不会是什么好话，要么说她睡了某个大官，要么说她是某人的私生女，比较有创意一点的说法是，她逮到达官显贵买毒品，进重案组算是给她的封口费。
凯茜要进重案组，我一点意见也没有。我进组才几个月，就已经对同事老是在更衣室里自吹自擂的原始人行径深恶痛绝。他们不是比车，比须后水，就是讲些自以为“讽刺”的笑话，让我每回都很想跟他们长篇大论，告诉他们什么才是讽刺。基本上，我喜欢女人多过男人，而且私底下对自己能进组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不安全感。我就快三十二岁了，轮派过两年，又在家暴组待了两年，因此比凯茜够格一点，但有时我却觉得上级似乎认为我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就好比男人看到高挑苗条的金发女子，就算她脸蛋长得像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火鸡，也会觉得对方是美女。理由很简单，因为该有的都有了。我讲得一口标准的BBC（英国广播公司）英语，这是我在寄宿学校为了保护自己学来的伪装。抹去殖民效应需要时间，因此虽然爱尔兰人永远都会把英格兰球队看作对手，我也知道有几家酒吧，我只要开口点酒，就得小心有人用酒杯敲我后脑勺，但我的同胞还是觉得紧抿上唇代表有智慧，受过良好教育，讲话很可能是对的。除此之外，我高高瘦瘦，手长脚长，穿上合身的西装，看起来就很苗条优雅，甚至有种不落俗套的俊俏。选角导演一定会认为我是一名出色的警探，可能还是个机智的独行侠，总是不畏生命危险，对付犯人永远都能手到擒来。
其实我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但我觉得好像都没有人发觉。偶尔一个人猛灌伏特加之后，我会像偏执狂一样产生鲜明的幻觉：主管（奥凯利）发现我其实只是纳克拿里小镇的公务员之子，便把我调去了知识产权部门。我心想，凯茜来了之后，长官和同事就不会花太多时间揣测我的出身了。
凯茜进组的那天，所有人都跌破了眼镜。之前传言传得天花乱坠，我还以为她会像电视剧里的女警官那样，长腿，有洗发水广告般的秀发，甚至穿着紧身衣。周一早点名，奥凯利介绍凯茜给我们认识，凯茜站起来，说了些场面话，比如很高兴加入重案组，希望能做到组里的高标准之类的。她约莫中等身材，深色鬈发，肩宽身瘦，很像小男生。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小女人，甜甜的，小鸟依人，一只手就可以举起来抱着转的那种。然而，她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也许是因为她的站姿，重心侧向一边臀部，身体挺直却放松，很像体操选手；也许只是那种单纯的神秘感。
“听说她是梅森家的人，他们放话说如果不让她加入，就要施压解散重案组。”萨姆·奥尼尔在我身后说道。萨姆来自戈尔韦，长得粗粗壮壮，个性沉着乐观，我从来不觉得他是容易听信谣言、会被漫天大谎拖着走的人。
所以我信了他的话。“哦，拜托。”我说。萨姆摇摇头对我咧嘴一笑，靠回椅背上。我又转头去看凯茜，只见她已经坐下，一只脚抵着前面的椅子，将笔记本放在大腿上。
她穿得一点也不像重案组的警探。干这一行的很快就会知道规矩，开始被同化，因为所有人都期望你看起来很专业、有教养。希望保持个人特色不是不行，但只能有一丁点，而且不准过头。我们要符合纳税人心中的刻板印象，这样他们才会觉得钱交得值。我的同事大多会趁打折的时候到布朗托马斯百货置装，因此偶尔会出现撞衫的尴尬情况。凯茜来之前，组里的头号怪胎是一个叫奎格利的家伙，他说话时听起来像有多尼戈尔口音的达菲鸭，西装里面穿着写有“神经病”字样的T恤，因为他觉得这样够大胆。他后来发现我们都没被吓到，甚至觉得有点好玩，于是马上要他老妈找一天到都柏林来，陪他到布朗托马斯百货买衣服。
我第一天看到凯茜时，就觉得她是奎格利的同类。她身穿野战裤，酒红色套头毛衣，袖子长过手腕，脚下踩着一双厚底运动鞋。我认为她这么做纯粹是为了虚张声势，想对我们说：喂，我可跟其他人不一样哟。她的这丝敌意反而燃起了我的兴趣，让我觉得她很迷人。我就是有这样的毛病，女人越是惹恼我，我就越爱她。
接下来的两周，我没有很留意凯茜。一群男人中间突然冒出一个姿色普通的女人，这难免引人侧目，但我对她的注意也就仅限于此。组里的灰发老鸟汤姆·科斯特洛负责带她这个新人，而我则忙着处理流浪汉在小巷被人殴打致死的命案。流浪汉生前的遭遇已经够悲惨了，就连死亡也无法摆脱相同的命运，不由得令人感叹世道无情。这样的案子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望，没有线索，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人听到什么动静，杀人凶手很可能是个喝得烂醉或嗑药过头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因此和我一起办案的新人的办案热度很快就消退了。更惨的是我还和奎格利搭档，两人完全合不来。他老是爱模仿《超级无敌掌门狗》里的情节，一演就是一整段，演完还会学卡通啄木鸟的笑声，告诉你刚才的情节很好笑。我忍不住猜想，他们让我跟他同组绝不是因为他对新人很好，而是因为没有人想跟他搭档。命案加上奎格利，这使得我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认识凯茜。现在偶尔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当时我跟她很可能会一直那样陌生下去。虽然我们组很小，但你跟某些同事永远就只是走廊上的点头之交，因为彼此间没有交集。
不过，我还是跟凯茜成了朋友，而这都要归功于她那辆一九八一年的乳白色韦士柏摩托车。车虽然是经典款，但我就是觉得它像有边牧血统的杂种狗。我总是叫它高尔夫球车，故意惹凯茜生气，而她则笑我买的那辆白色路虎是为了弥补男子气概，还不忘补上“我很同情你女朋友”之类的鬼话。要是她心情不好想找人吵架，就会讥讽我的车是“环保小破车”。九月的一天，狂风暴雨，她的高尔夫球车偏偏选在那个时候出了故障。我当时正要开车离开停车场，就看见一位全身湿漉漉的小姑娘穿着红色雨衣，跟《南方公园》里的肯尼一个模样，站在同样湿淋淋的小摩托车旁，因为被刚刚开过的巴士溅了一身水，而气得对巴士破口大骂。我把车停在她面前，摇下车窗问：“需要帮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