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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这名站务员嘟囔着遇上怪事的同时，一个刑警恰巧经过那里，陡然抬头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戴着粗黑框眼镜的刑警，眼睛射出了锐光。
站务员笑着解释：“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地方团体到东京市观光，团员中有人生病，他们要把病人送回岐阜，请求站方准许他们用担架把病人抬到车上。我们特别给予方便，并打电话通知岐阜站照料一下。可是刚才岐阜站来电说，没看到那名病人下车，我们正为这件事感到纳闷。”
“没下车？这是什么意思？”刑警从口袋里掏出半截香烟。
“简单来说，他们在中途就下车了。那些人手臂上都别着臂章，可是并没有在岐阜站下车。那时候，带团的团长还特地来拜托我们给予病人方便什么的。为此，我们还打电话通知岐阜站请他们多多关照，结果却让他们白等一场，这些外地人还真悠哉啊！”
“噢，他们是什么样的团体？”
“根据那个带团的住持说，他们是用互助会的方式凑足旅费，来东京观光的。”
“嗯，乡下人经常用这种方式存钱。我的故乡在九州的佐贺，那里也时兴跟会呢。那些种田的农民存了一年半载的钱，当然希望到外地痛快游览一番。”近视眼的刑警缅怀似的说道。也许是这段话勾起了他的怀乡之情，因而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使得他没有追究下去，也使得侦查进度延迟了两天。
项目小组认为，新宿凶杀案的凶手和濑沼律师的失踪有关，决定朝这两条线索同时进行侦查。
目前他们已锁定特定的嫌疑人，亦即在红月酒吧担任酒保的“山本一男”，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进展。当初项目小组乐观地认为，只要查到凶嫌的名字，接下来即可轻松应付，但要查出凶嫌的来历可没那么容易。
有关山本如何受雇于红月酒吧，根据老板娘梅井淳子的说法，他是由一个名叫小野繁太郎的人介绍的。小野是个皮条客，专门在银座和新宿的酒吧厮混，以介绍酒吧小姐和酒保给酒吧、赚取中介费为生。
小野繁太郎今年三十二岁，原本是个舞蹈老师，如今靠拉皮条为生，有点穷困潦倒。他脸色苍白，却给人出手阔绰的感觉。对于警方的讯问，他这么回答：“我是在一年前认识山本的，他说他老家在山形县，对此我不甚清楚。我们是在银座的酒吧里认识的。有一次，他说他曾在酒吧当过酒保，找我商量帮他找份差事，我便把他介绍到红月酒吧。至于之前他靠什么生活，我完全不知道。总之，我们只是在酒吧里结识的酒友。山本是不是他的本姓，我也不清楚。”
酒保和酒吧小姐一样，流动性非常大，辗转于各酒吧间是常有的事。因此，红月酒吧的老板娘梅井淳子并不清楚山本的住处以及他的生活来历，这一点也不足为怪。
“我是听说他住在目黑的祐天寺附近……”梅井淳子没什么把握似的说道。
刑警们到祐天寺附近彻底查访了一番，还是没能查出他的住处。
“山本在我们店里工作非常认真，朋友几乎很少来找他。他的嗜好只是赌马，似乎也没有知心的女友。”
老板娘淳子又说，山本向来个性温和，不可能是杀人凶手。
结果，项目小组连“山本”的来历也查不出来，侦查陷入胶着。
有关在新宿的蓝线区<a id="noteBack_1" href="#note_1">[1]</a>酒吧枪杀田丸利市、目前在逃的嫌犯“山本”，刑警们到处打听查访，还是没能找到有力的线索，项目小组终于焦虑了起来。于是他们决定把侦查重点放在濑沼律师的绑架案上，他们认为只要破获此案，就能找出山本这条线索了。他们提出了两个假设：
1 濑沼律师受托调查某件案子，便指派曾担任刑警的职员田丸利市展开秘密调查；而射杀田丸的凶手必定与这件事有关。
2 凶手之所以枪杀田丸，完全出于偶发事件。绑架濑沼律师的动机在于他们担心该律师可能向警方供出实情。从犯案手法来看，这伙绑匪成员众多。
那么，濑沼律师到底在调查什么案子？警方讯问过濑沼律师事务所的职员，他们都说不知情。确切地说，律师完全没向他们提起。因而有职员这样说：“濑沼律师有个习惯，每次追查重大案子时，从来不会告诉我们。田丸先生以前是某分局的刑警，是濑沼律师把他挖过来的。由于田丸先生具有查访案情的专才，所以经常被指派这方面的任务。”
项目小组为了查出濑沼律师到底在经办什么案子，做过各种努力，得到的线索却非常有限。律师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所有机密性的事情，他都记载在偌大的记事本上，始终带在身上，那本记事本也随着律师的失踪而不见了。
总而言之，除了尽快找出濑沼律师，没有其他办法了。
侦查重点放在遭绑架的濑沼律师到底被囚禁在什么地方，可是没有任何线索。当天在附近的目击者说，强行载走律师的车辆是大型轿车，若是这样的话，很可能是自用车或租来的车，而不是路过的出租车。问题是，目击者的说辞有时并不可靠，尤其是事件发生在夜里，目击者也可能将中型车错看成大型轿车。毋庸置疑，专案小组对东京都内的出租车行做了全面性清查，还是徒劳无功，无人通报当天晚上看到那辆车经过，也没有任何可靠的线索。
有关藏匿肉票的地点，出现了两种说法。一说是肉票被拘禁在东京都内；另一说是肉票被带到外县市。刚开始，前者的说法颇具说服力，随着时间推移，后者的说法越来越受到支持。
濑沼律师的相貌不难辨认。因此，项目小组将律师的照片共复印了三万张，分发到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又在东京、上野、新宿、品川等车站，派驻多名便衣警察戒备。他们认为凶嫌暂时在东京都内潜伏，势必会逃往外县市。
尽管在东京都内进行的侦查行动几近陷入瓶颈，但是项目小组并没有因此放弃。近年来，派出所废除了在辖区巡查户口的制度，确实为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东京都内有八百万人口，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寻一名失踪者，无异于大海捞针。
当然，各火车站都有警力严加戒备。刑警们站在检票口等处，留意每一个进出的乘客。
在东京车站执行勤务的那个刑警，换班后回到了项目小组，直到两天以后，才跟同事们聊起某地方团体来东京观光时，有团员突然生病一事。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走过来问这话的是坐在一旁的老刑警。
“那个来自乡下的旅行团突然有成员生病，被其他人用担架抬进车厢。”近视眼的刑警被老刑警的气势汹汹给吓到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嗯，两天前，二十八日。”
“笨蛋！你为什么不早说？！”老刑警怒斥道。
项目小组打电话询问东京车站的站务员，得知那名病人是被人用担架抬着，经过小型行李搬运处的专用通道，搭乘电梯在站台上车的，不由得紧张了起来。尤其又听到照料病人的那群乘客，并没有在目的地岐阜站下车，而是在中途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顿时大为惊慌。
（被耍了！）谁都会有这种感觉。
“他们都佩戴着真圆会的臂章吗？”项目小组询问站务员。
“是的。他们说是岐阜的真圆寺所组的旅行团，领队是一名四十岁出头的和尚，他还特地过来要求我们协助。”站务员回答。
“那个带团的和尚有没有留下地址和姓名？”
“没有。因为他们未满三十名，我们不予按团体客处理。”
“所以你们也不知道确切人数？”
“准确人数我不清楚，他说大概有二十三四人。”
于是警方找来了那班车的列车长。
“别着臂章的人，全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那位病人躺在双人座的座位上，毛毯一直盖着半张脸，看起来好像睡着了，对面有两名年轻人照料。不知什么缘故，过了小田原站，他们全把臂章拿了下来。直到滨松站之前，他们都还在车上。不过，从尾张一宫站发车时，我又去看了一下，那里已经坐满了其他乘客。那班列车原本就很拥挤，一有空位，站着的乘客马上就会坐下。那些乘客在中途的哪一站下车，我实在不清楚。虽说我也担心那位病人的情况，但手边还有其他事要忙，就没再走到那节车厢了。”列车长搔着头说道。
后来，项目小组打电话到岐阜查询，发现不论是岐阜市区或岐阜县内，都没有真圆会这个团体，最近也没有什么旅行团到东京观光。这种情况，正如项目小组的预料。
项目小组由此判断，绑走濑沼律师的这伙歹徒，背后的成员为数不少，光是在火车上同行的人就有二十三四人。他们佯装是外地来的旅行团，把律师迷晕扮成病人，避开一般检票口，抬着担架改走小型行李搬运处，显然是早有预谋，又算准那里是警戒的死角。
项目小组询问各车站，四月二十八日的南下“西海号”列车上，持有岐阜站车票的乘客，中途有多少人下车，每站的答复稍有差异：
静冈站三人、滨松站二人、丰桥站四人、刈谷站三人、名古屋站五人。总共有十七个人，尚差几名。不过，中途下车的乘客不收票，仅凭站务员的记忆，难免有所误差。
有关这个误差，专案小组得出两个结论：
1 那个团体果真有二十三四名成员吗？列车长自信地说有二十几个，实际人数还是不确定。
2 假定那个团体真有二十三四个人，除了这十七名（虽然不是很确切）以外，其他人又在哪一站下车？
假设是2的话，最有可能的下车处就是名古屋站。因为在这一站下车的人很多，相当混乱，很容易脱身。回报的消息说名古屋站有五人下车，其实下车的人数应该更多。
“在名古屋站之前，有静冈、滨松、丰桥、刈谷，他们倒是可以在这几站下车。”搜查一课课长刚好来到项目小组，看着表格上的资料，表情严肃地说道。
“看来他们是分批下车的。因为这么一来抵达终点站以后，比较不会引来注意。”项目小组的主任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