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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所写的一八九○年，被称为伦敦警视厅区<sup><a id="noteref_10" href="#footnote_10">[10]</a></sup>的方圆六百英里内有大约五百五十万人。古往今来，富裕和贫穷总是相邻，在同一个地盘上很不自在地比邻而居。我目睹了这些年来的许多重大变化，现在突然想到，我应该以吉辛——或比他早五十年的狄更斯的风格，详细地描绘一下蔓延在我当年生活的那座城市的混乱无序。我可以替自己辩护，我是一位传记作家，而不是历史学家或新闻记者，我的经历不可避免地把我带到了一些更加高深莫测的生活层面——豪宅、旅馆、私人俱乐部、学校和政府办公室。确实，福尔摩斯的客户来自各个阶层，然而（也许某人有朝一日会凝神思索这其中的深刻含义），那些比较有趣的我选择叙述的案例，基本上总是由富人制造的。
不过，为了理解我们面前这个任务的艰巨性，有必要反思一下伦敦这个大染缸的底层，也就是吉辛称之为“下层世界”的地方。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孩子，一个跟千千万万其他孩子一样贫穷困苦、衣衫褴褛的孩子。而且，如果福尔摩斯的判断是对的，如果危险真的存在，我们就没有一点儿时间可以浪费。从哪儿开始呢？这座城市动荡不安，居民似乎每时每刻都处于流动中，从一座房子搬到另一座房子，从一条街道迁往另一条街道。人们对邻居的姓名几乎一无所知，这给我们的调查增加了难度。这主要应该归咎于贫民窟的清理和铁路的拓展，不过也有许多人来伦敦的时候就躁动不安，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定居很久。他们像吉卜赛人一样流动，哪儿能找到工作就去哪儿。夏天摘水果、砌砖头；隆冬来临，生机萧条下来，他们便慌忙地去寻找煤火和糊口的东西。他们会在某个地方待一段时间，钱一花光，就又拔脚开溜。
结果就出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祸端，这种不负责任的生活使得成千上万的孩子流落街头。乞讨、扒窃、偷盗，实在混不下去，他们就只能孤苦伶仃地默默死去。他们的父母即使还活着，对他们也是漠不关心。这些孩子如果凑够了晚上住店的钱，就挤在最便宜的旅馆里，那环境甚至连牲口都养不活。孩子们睡在房顶上，睡在地下市场的围栏里，睡在下水道里，甚至我还听说睡在哈尼克尼沼泽的垃圾堆中刨出的坑洞里。我很快就会讲到，有一些慈善机构致力于帮助他们，给他们提供衣食和教育。可是僧多粥少，这些孩子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即使到世纪结束的时候，伦敦仍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感到羞愧。
好了，华生，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吧！福尔摩斯如果还活着，肯定无法忍受这样的感慨……
自从我们离开奥德摩尔夫人的私人旅馆，福尔摩斯的情绪就一直焦虑不安。白天，他像一只困熊一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一刻不停地抽烟，午饭和晚饭几乎一口没吃。我发现他有一两次看了看放在壁炉架上的那只漂亮的袖珍皮盒，不禁深感担忧。我知道盒子里放着一管皮下注射器。百分之七的可卡因溶剂无疑是福尔摩斯最令人震惊的恶习，但是我从未听说过他在案件调查的过程中会沉溺于此。我认为他根本没有睡觉。昨天深夜，我合眼之前，听见他在拉他的那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sup><a id="noteref_11" href="#footnote_11">[11]</a></sup>，但乐声刺耳，很不和谐，可以听出他的心不在焉。我太理解我朋友内心的紧张和焦躁了。他提到过可能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罗斯的失踪似乎已然证明了他说得对，如果真是那样，他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我以为我们会再去温布尔顿。根据福尔摩斯在旅馆里说的话，他已明确表示那个低顶圆帽男人的案子业已结束，只等他开始叙述案情——那样的叙述总会让我纳闷儿自己怎么会愚钝至此，竟没有从一开始就看出端倪。然而，吃早饭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凯瑟琳·卡斯泰尔的一封信。她告诉我们，她和丈夫要出去一趟，在萨福克郡的朋友家住几天。埃德蒙·卡斯泰尔秉性脆弱，需要时间恢复内心的平静；而福尔摩斯如果没有听众，是绝不会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的。因此，我只好等待。
实际上，又过了两天，维金斯才回到贝克街221B号，这次他是一个人来的。他收到了福尔摩斯的电报（我不知道是怎么收到的，我从未听说过维金斯住在哪里、环境怎样）。此后，他一直在寻找罗斯，但一无所获。
“他是夏天结束时到伦敦来的。”维金斯说。
“从哪儿来到伦敦的？”福尔摩斯问。
“我不知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跟人合住在国王十字区一户人家的厨房里——那家九个人住两间屋。我去找过他们，但他们说，自从旅馆那一夜之后，就没见过他。谁也没见过他。我感觉他好像躲起来了。”
“维金斯，我希望你把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福尔摩斯严厉地说，“你们俩跟着那个美国人从当铺走到旅馆，留下罗斯望风，你过来找我。罗斯肯定独自在那里待了两个小时。”
“罗斯是自愿的。我没有逼他。”
“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最后，我们一起去了那里，卡斯泰尔先生、华生先生、你和我。罗斯还在那儿。我把钱给了你们俩，让你们走了。你们俩一起离开的。”
“我们在一起没待多久，”维金斯回答，“他走了，我回家了。”
“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你们俩交谈了吗？”
“罗斯的情绪很奇怪，那是肯定的。他好像看见了什么……”
“在旅馆里？他有没有跟你说他看见了什么？”
“他看到了一个人。没别的了。他好像为此惊恐不已。罗斯只有十三岁，但他一向头脑清楚。您知道吗？真的，他从心底里害怕极了。”
“他看见了凶手！”我激动地说。
“我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但我可以把他说的话告诉您。‘我认识他，我可以从他身上捞一笔。远远不止该死的福尔摩斯先生给我的这个几尼。’请原谅我，先生。这就是他的原话。我估摸着，他是打定主意要去敲诈某个人了。”
“还有别的吗？”
“他当时急急忙忙就离开了。他跑进了黑夜里，没有去国王十字区。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只知道谁也没有再见过他。”
福尔摩斯听着，脸色变得前所未有地凝重。他走到男孩面前，蹲下身子。维金斯跟他相比显得那样瘦小。这男孩营养不良，病弱苍白，黏糊糊的头发纠结在一起，两眼浑浊，皮肤被伦敦的污垢弄得肮脏不堪。他混在人群里很难辨认。也许正是因为这点，人们才这样容易忽视这些孩子遭受的苦难。他们的数量太多了，看上去都一个模样。“听我说，维金斯，”福尔摩斯说，“我认为罗斯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