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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3日，法国。一个男人拨打了儿童失踪绑架紧急电话。他慌乱地解释道，自己是一名游客，路过西比利牛斯山附近的奥尔泰兹时，在火车站遇到了一名十五岁的男童。男童独自一人，看起来很惊恐。另一条热线也收到了类似的电话。最后，男孩自己来到了当地政府的儿童福利办公室。他又瘦又小，皮肤苍白，双手颤抖，一条围巾遮住了大部分的脸，棒球帽把眼睛也盖上了。他身无分文，只有一部手机，一张身份证，上面写着他叫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费南德兹，1989年12月13日出生于西班牙卡塞雷斯。起初他一言不发，经多次探问，他才透露父母和弟弟都在车祸中死了。他昏迷了几个星期，醒过来之后被送到了叔叔家，结果却饱受虐待。最后，他逃到了母亲的故乡，法国。
法国当局将弗朗西斯科安置在附近波城的国营圣文森特保罗福利院，那里住着约三十五名男女儿童，大多来自不健全的家庭或者被父母抛弃了。福利院是一座古老的石质建筑，装有白色木制百叶窗；屋顶是圣文森特的雕像，长袍下保护着一个孩子。弗朗西斯科分配到了一个单间。他又能一个人洗澡更衣了，似乎感到松了一口气。他解释说，自己的头上和身上到处都是车祸留下的灼痕和伤疤。他进入了当地的初中让·莫奈学院就读。这所学校有大约四百名学生，大多出自困难家庭，向来以暴力事件闻名。校规不许学生戴帽子，但是当时的校长克莱尔·沙杜纳还是为弗朗西斯科破了例，他说害怕别人嘲笑自己的伤疤。沙杜纳有三十多年的执教经历，与许多跟弗朗西斯科打过交道的社工和老师一样，也对他产生了保护欲。他穿着松松垮垮的长裤，腰间的手机晃晃悠悠的，表面上看就是个普通中学生，但其实内心有着深刻的创伤。上体育课时，他从来不在其他同学面前换衣服，而且拒绝体检。他说话时脑袋低垂，声音很轻，有人想碰他，他就往后缩。
渐渐地，弗朗西斯科开始跟其他小孩一起出去玩，参加班级活动了。考虑到他是插班生，语文老师安排了一个名叫拉斐尔·帕索阿·德·阿尔梅达的同学帮助他学习。没过多久，弗朗西斯科就反过来开始帮拉斐尔了。“这个人学东西就像闪电一样。”拉斐尔回忆道。
一天放学，拉斐尔问弗朗西斯科去不去滑冰。两人就此交了朋友，一起玩电子游戏，分享学校里的八卦。拉斐尔有时会捉弄自己的弟弟，弗朗西斯科想起自己过去对弟弟不好，就跟拉斐尔说：“一定要爱自己的兄弟，保持亲密。”
有一次，拉斐尔借走了弗朗西斯科的手机。令他吃惊的是，手机通讯录和拨打记录都设了密码。拉斐尔还手机的时候，弗朗西斯科给他看了一张屏保，上面是个小男孩，长得跟弗朗西斯科一模一样。“那是我弟弟。”他说。
弗朗西斯科很快成了校园里的名人，凭借对音乐和俗语——他甚至连美国俚语都知道——的了解让同学折服，而且在互相对立的小圈子之间游刃有余。“学生们都喜欢他，”一名教师回忆道，“他有一种光环，一种魅力。”
才艺展示彩排期间，音乐老师问弗朗西斯科想不想演节目。他给了她一张光盘来放，然后走到房间一端，夸张地把帽子倾斜，等待音乐开始。随着迈克尔·杰克逊的《坚不可摧》响起，弗朗西斯科像流行巨星一样开始了表演，一边扭动着肢体，一边默念着歌词：“你不会相信，你不会明白/你动摇不了我，因为我是不可动摇的。”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他。“他不是在模仿迈克尔·杰克逊，”音乐老师后来回忆说，“他就是迈克尔·杰克逊。”
后来，弗朗西斯科在电脑课上给拉斐尔看了一张网络图片，上面是一只长着滑溜溜舌头的小型爬行动物。
“这是什么？”拉斐尔问道。
“变色龙。”弗朗西斯科答道。
6月8日，一名管理员冲进了校长办公室，说前两天晚上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冒名顶替者，他的真名叫弗雷德里克·伯丁，法国人，大约三十岁。“我向上帝保证，伯丁跟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费南德兹长得一模一样。”管理员说道。
沙杜纳不信：三十岁？那比学校里不少老师的年纪都要大了。她上网搜了一下“弗雷德里克·伯丁”，几百条信息弹了出来，主题都是这位“冒名顶替者之王”“伪造身份大师”，与小飞侠一样“不想长大”。伯丁的一张照片跟弗朗西斯科很像——有点吓人的下巴、门牙之间的缝隙，全都一样。于是，沙杜纳报了警。
“你确认是他吗？”警官问道。
“不确定，不过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警方抵达时，沙杜纳派副校长到教室里把弗朗西斯科叫了过来。弗朗西斯科一进沙杜纳的办公室，警察就把他抓住，按在了墙上，让她感到一阵恐慌：如果他真的是饱受虐待的孤儿呢？接着，警察一边铐住伯丁，一边摘掉了他的棒球帽。
他头上根本没有疤，相反，简直要秃顶了。“我要请律师。”他说道，声音一下子变回了低沉的男声。
在警察局，他承认自己就是弗雷德里克·伯丁，而且过去十五年间使用过数十个不同身份，游历了超过十五个国家，使用过五门语言。他用过的假名包括本杰明·肯特、吉米·莫林斯、艾利克斯·都勒、斯拉詹·拉什科维奇、阿诺德·奥里昂、乔万尼·彼得鲁洛和米开朗基罗·马丁尼。新闻报道称，他甚至冒充过驯虎师和神父。但实际上，他扮演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个角色：受到虐待或遗弃的儿童。他在易容方面很有天分——面部胡须、体重、走路姿势、行为仪态。“我想变成什么样，就能变成什么样。”他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2004年，他在格勒诺波尔城冒充了一名十四岁的法国男童，应当局要求，一名医生检查了他的身体，结论是他确实是十几岁的少年。波城的一名警长说：“他说西班牙语时，那就是西班牙人。说英语时，那就是英国人。”沙杜纳这样描述他：“当然，他撒了谎，但他真是太会演戏了！”
多年以来，伯丁混迹于少年福利院、孤儿院、收养家庭、初中和儿童医院之间。他的足迹遍及西班牙、德国、比利时、英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瑞士、波斯尼亚、葡萄牙、奥地利、斯洛伐克、法国、瑞典、丹麦和美国等地。美国国务院曾发出警告，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成年男子，会为了“博得同情”而装成绝望儿童的样子。一名法院检察官说，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幻术师，他有多变态，就有多聪明”。伯丁本人说过：“我是一名操纵者……我的职业就是操纵别人。”
在波城，当局对他进行了调查，试图搞清楚为何三十岁的成年男子会装成十几岁的孤儿。他们没有发现性倒错或恋童癖的证据，也没有发现金钱方面的动机。“我干这行已经有二十二年了，从没见过这样的案子，”检察官埃里克·毛雷尔对我说，“骗子一般是图财。但他得到的好处似乎纯粹是心理上的。”
警方在他的右臂上发现了一个文身，写着“caméléon nantais”——在法语里是“来自南特的变色龙”的意思。
“格兰先生。”伯丁一边说，一边礼貌地和我握手。我们约在波城市中心的一条街道见面，时间是2007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5点钟的微光下，他看上去完全是个成年人。他穿得跟演员一样。白长裤，白衬衫，格子马甲，白鞋，蓝绸领结，夸张的帽子。只有齿缝才能让人想起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费南德兹。
波城曝光之后，伯丁搬去了一个二十五英里外的比利牛斯山村。“我想要逃开这些关注。”他说。当局不知道怎么处罚他，之前在处理伯丁的案件时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精神病学家确定他是清醒理智的。（“他是精神病患者吗？”一位医生的证明说，“绝对不是。”）他似乎无罪可判。最后，他被判了制造并使用假身份证的罪，六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当地记者泽维尔·索塔告诉我，自此以后，伯丁会不时现身波城，每次都用不同的伪装。有时留着胡子。有时剃平头，有时鸟窝头。有时穿得跟说唱歌手一样，有时又是商务风格。“他似乎想要寻找一个新角色。”索塔说。
我跟伯丁坐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条长椅上，当时下起了细雨。一辆车停在我们面前的马路旁，里面坐着几个人。他们摇下车窗往外看，互相说着：“变色龙。”
“我最近在法国出名了，”伯丁说，“太出名了。”
说话的时候，他棕色的大眼睛一直在我身上打量，好像要把我吃透一样。警方有一名讯问过他的人说过，他是个“人形录音机”。让我惊讶的是，伯丁知道我的职业、家乡、妻子姓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作。“我喜欢事先了解要见面的人。”他说。
他明白欺骗别人有多么容易，所以对成名有一种偏执。“我谁都不信。”他说。他说自己是“专业骗子”，但对自己生活的事实却很较真。“我不希望你把我写歪了，”他说，“我的故事只要照实讲就足够精彩了。”
我知道伯丁是在南特附近长大的，我也问了他文身的事。一个努力隐藏身份的人，怎么会在身上留下标记呢？他揉了揉胳膊上文着字的地方，接着说道：“我要告诉你这一切谎言背后的真相。”
在他成为本杰明·肯特或者米开朗基罗·马丁尼——英国法官或意大利外交官的孩子——之前，他叫弗雷德里克·皮埃尔·伯丁，是吉莱纳·伯丁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出生于1974年6月13日的巴黎郊外，当时吉莱纳才十八岁，没钱养活孩子。在官方登记表里，弗雷德里克的父亲一般写着“×”，意思就是“不详”。但是，我在法国西部乡村的一间小屋子里采访吉莱纳时，她告诉我“×”是一名二十五岁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名叫卡西。他俩当时都在一家人造黄油工厂，两人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她说想不起来他姓什么了。）怀孕以后，她发现卡西已经结过婚了，于是辞了职，也没告诉他孩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