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在两幕之间 (第2/5页)

安格斯·班克罗夫特、拉尔夫·费弗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场域包含对行动的客观限制。只有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场所才能算“搞科研”，即一些被称作科学家的人在被称作实验室的地方。只是穿着白大褂，盯着显微镜看可不作数。场域为惯习的生产和实现提供了社会和经济条件—断裂，冲突，诸如此类。场域是不同位置之间的网络关系，例如等级制，或是不同类型人群、行动之间的区隔。根据资本的不同形式，场域把资本区分为资源、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地位资本和经济资本。场域赋予资本以价值（如学历），但也依赖他人识别其价值，因此，在场域中也存在主体间性的要素。

“难道你说的这些关于遵守规则的社会学观点，”贾丝明停顿了一下，“不是在陈述一些非常显而易见的事情吗？”

场域是行动的环境，是一种效果空间，其边界和内容受到权力关系与客观条件的限制。行动的场域或者说领域有很多。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把场域想成是一片足球场—它有一些人们共同遵守（人为）的规则，像是越位规则，球场的边界—禁区、球场边缘的线。现在假想一下，如果场地不是水平的，其中一个队伍永远在陡坡的一端踢球；或者另一个队伍有权利在比赛中重画场地上的线（或可以选择裁判员，随时宣布比赛结束等），那会是怎样一幅情景？这种情境下，结构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结构并不是布迪厄关心的全部，但即便是最强大的球员，归根结底也要受到结构的约束。他们不能弃局，不能踏出比赛场地。

“当然不是。布迪厄认为，我们的社会生活被所谓的‘规则’大大低估了。比如，成为黑帮成员的规则并不足以告诉你成为黑帮成员后的具体操作。听着，你愿意帮我着手准备剧本创作吗？如果你愿意浸入式体验一下这些想法，或许会有更深的理解，你可以帮我把剧本表演出来。也许这样我就可以更好地诠释布迪厄？”

布迪厄称惯习为“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正是这种具身敏感性催生了一系列实践逻辑，支配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无意识的倾向。惯习对我们来说就像“第二天性”，它使你能够应付得了未来，你不必真的等到那个时候，就可以预期未来会发生什么。惯习回答了，或者说试着回答这样一个哲学问题，即结构—能动性的对立。布迪厄剖析了结构如何通过能动性发挥作用，以此建立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桥梁。

贾丝明爽快地答应了，米拉对此并不惊讶—贾丝明从不吝啬把时间交付给别人—但是她还是为贾丝明对表演的热忱感到惊喜。第二天，当她俩再聚首准备自己的小小戏剧工坊时，米拉先给贾丝明讲了一些戏剧老师在课堂上教的知识（加了一点布迪厄的理论）。

回到家，米拉又仔细思索了一番，作为晚上的“消遣”。荣耀是驱使行动发生的一条路子，是戏剧创作的绝佳题材。但是，她发现，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行动都不是由荣耀驱使的—虽然人们还在意自己是否受到尊敬，这表现为他们的地位；但是，很多行为是被欲望、必要性、对规则的服从、他人的期望和社会强制力等因素驱动的。行动的框架和结构不计其数。不过，这些框架都能够彼此协调吗？如果能，它们是如何进行协调的呢？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在何种情境下相协调呢？ 是否存在某种一般性的东西催生了这些行动框架？她接着读“弗兰肯斯坦”中有关布迪厄的部分，几个贯穿了他的大部分作品的概念浮出了水面—惯习（habitus）、场域（field）和资本（capital）。似乎就是这个“惯习”，产生了米拉与贾丝明聊天时所谈到的那一系列性情倾向和态度。

“‘弗兰肯斯坦’中说，惯习‘是具身原则，是具身经验（embodied experience）和实践感（practical sense）。它是前反思的，非象征性的，下意识的’。角色需要将力量、软弱、谦卑、尊重、阳刚与阴柔统统包含进去。起先，每个特质都有具身性。具身性意味着你就是你的身体，而非身体的主宰者。那些有权势的人是如何说话和行动的？如何在剧中让老大为观众留下一种大权在握的印象呢？”

米拉说，荣耀法则最多也只由为数不多的几条明确规则组成。你要是去问电影里的黑手党首领什么是“荣耀”，他也许会告诉你，荣耀就是保持正确的态度：对家族忠心耿耿、坚持去教堂、不要在你死对头女儿的婚礼上“处理”他。她回忆起布迪厄的说法：荣耀就是一种“性情倾向”(disposition)，“一种面对其他有荣耀者或准荣耀者的姿态，一系列面向他人和其生活世界的态度”。

贾丝明丝毫没有露怯。她靠在椅背上，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神态，蕴威严于无形，不怒而自威。她以一种冷酷的、无动于衷的神情看着米拉。

米拉解释说，荣耀确实驱使着特定种类的行动，但这种驱使不等同于规章制度，因为你无法对可能发生的每一种情境都制定规则。即使是在那些相当简单和单一的社会，也没有人能够设想出每一种可能的情境，更没有人愿意这么做。她对贾丝明说：“我们的蜘蛛朋友就没有这些烦恼了—它们织网时没多少‘行动’可供选择：要么去做，要么不做。”

“可还行？”贾丝明问。

“到底什么是‘荣耀法则’呀？谁能帮我复印一份吗？它是不是跟给咱们这儿的留学生制定的官方条例差不多，事无巨细地规定了方方面面？”贾丝明问道，显然还是没有把这个问题当回事。

“好极了。回过头来，布迪厄说语言是权力的工具。老大会以一种命令式的声音发号施令。布迪厄说，其中‘没有一句话是无辜的’。这些代表着背叛和忠诚的字眼，它们本身就是行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红桃皇后说：‘给我砍掉她的头！’这些话只有说得合适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比如，要是我说‘砍掉贾丝明的头吧！’，我只有被嘲讽的份，但要是老大发话说‘好好教训他’，很快这个角色就活灵活现了。所以老大用他具身的权力和强有力的语言命令他的跟班，但他之后会发现，他说的话会产生自身无法控制的后果。”

米拉想起了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先前在人类学课程上接触过，他在“荣耀”问题上颇有见地。在对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的调查里，他分析了“荣耀”如何被广泛地用于鉴别群体中那些位高权重或者影响力大的人。不仅如此，“荣耀”也支配了他们的许多行为—尽管他们很少提及这一点，追问他们为何如此行事，是愚蠢或无知的行为。经济交换、物品买卖、婚丧嫁娶和日常交流无时无刻不在塑造和维持着一个人的荣耀，这是整个社会的成员都认可或至少知情的，哪怕身处底层的人亦是如此。在布迪厄看来，荣耀，是行动中的群体价值。就在行动的瞬间，在那些“充满荣耀的”行动瞬间被重构。想起这一点，米拉接着对贾丝明说：“荣耀并不像你在很多武打片或者动作片中看到的那样，只是人们受辱后的拼死反击，或者主角决定为被杀害的挚友来一场狂野的复仇。这些电影里的荣耀也意味着坚守家族的价值观念，一些意大利裔美国人社区中的家庭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就算是你的死对头背叛了他的家族，你也要鄙视他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亵渎了你们都赖以生存的荣耀法则。”

就这样，两人接着讨论后续的剧情。老大的儿子告诉老大，有人利用公司捞钱，从非法赌博活动中榨取利润，还为了自保，向警方或对家帮派出卖其他家族成员。接着，老大让他的跟班，身边的“大红人”，着手调查这件事。跟班这个角色比老大要难写得多，因为必须要让观众喜欢上他，他才能成为舞台上整部戏的焦点。米拉认为，在写剧本或其他东西时，对人物角色保持共情是必要的。所以我们也要加入一定的同理心：要充分理解联结的纽带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每一个机会。“我们得弄清楚这个跟班是怎么工作的。”米拉说道，“我们不如叫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