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清晨 (第2/5页)

安格斯·班克罗夫特、拉尔夫·费弗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总是跟我们说这些书里描绘的是真实生活，但在现实生活中，场景总是会给你带来不少麻烦。总会有什么事毁掉氛围。但是言情作家总能控制住一切：他们会让月光的角度和落雪的时机都恰到好处，在合适的时间里那些情侣总是能享受到快乐的二人时光，确保没人会一头从出租车上栽下来。”

“你父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就强迫你也来适应这个角色。你得到的待遇和那些外貌或者种族背景与众不同的小孩一样。任何让你看起来不一样的标志都会成为你在学校被霸凌的原因。”

安娜又听不下去了。

安娜又澄清了一遍，以防米拉不理解她说的话。在学校里，她看到有些孩子会因为长得太高、太矮、太瘦，或者戴眼镜、太丑、太笨、太聪明、反应太慢等各种成长时要经历的“意外”被人找麻烦。她甚至见过因为穿错袜子而被欺负的孩子。她看到很多孩子被欺负、被羞辱、被推搡、被辱骂、被殴打，被赶来赶去、出尽洋相，但没有什么情况像她这样糟糕，至少其他人还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在别的情况下，总有些孩子能适应（强壮的孩子能打回去，“书呆子”总能讲出有趣的笑话），但对安娜来说这一切都不可能，因为她的父母根本不给她任何回旋的余地。这让她完全成了学校里的“弃儿”。

“对这些书而言，场景就意味着一切。你知道的，书里的这些人通常腰缠万贯，恰巧要去一些了不起的地方：去滑雪场的餐厅里享用烛光晚餐啦，放眼一瞥，月光下的层峦叠嶂尽收眼底。他们永远也不会因为预定的餐位失效而吃不上饭，也不会正好赶上酒店倒闭，更不会遇上那种到了滑雪场发现没有雪的情况。”

米拉有点理解了。在成长过程中，安娜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得到自己所期待的身份，而且“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使得她，正如戈夫曼所说的，“丢脸”（discredit）了。而且对于安娜来说，她没有机会通过更加合群来管理受损的身份，因为她的父母不会给她这样做的机会。所以这些孩子便不可能给她一个不同但至少可以接受的身份，因为在大家眼中她根本不像同学，而是一个十分怪异的存在。所以她一直丢脸，承受污名。

米拉把书递给安娜。那是一本安娜最近在读的言情小说。米拉说这是瑟茜拿给她的。安娜点了点头，任凭小说滑落手边。米拉估计安娜现在对看书不感兴趣，但也许自己能用得上。正好医院的话题不太好开口，她可以借此解释戈夫曼想说明的场景的含义。

虽然感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那天早上米拉在“弗兰肯斯坦”上读到的关于污名（stigma）的内容现在看来非常应景。她想到自己，因为父亲的原因，也不得不承受污名，她说服自己，这是抵御这场道德审判的最佳方式。其他人对父亲的谴责或多或少都无异于让她蒙上污名，戈夫曼在作品中则展示了这种行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米拉停顿了一下。她感觉在脑海深处远远地传来了警报铃声，她不得不想想接下来要说的话。事实上当戈夫曼在谈到场景时，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关于医院的场景。然后她突然意识到：他写的可不是什么旧式的普通医院，而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专科医院。但是，说这些可起不到什么安慰作用。米拉死死地攥着搁在腿上的包，突然想到，包里有本瑟茜托她带来的书。

“我觉得这是因为人们不理解污名的含义，所以大家根本不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戈夫曼说，由于不能实现管理别人对自己印象而深陷困境中的人们往往会受到污名的侵扰。当学校出台关于霸凌的相关政策时，他们总是将污名当成一种既定事实来处理。所以他们考虑的要么是让那些已经被污名化的人改变自己背负污名的生活，要么对那些正在承受污名的人下手。人们总是鼓励受害者更宽容一点，或者让受害者正视‘他们的问题’；而对于那些霸凌者，只是劝他们友善一些。无论是在哪种情形中，污名都是作为一种实在、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存在的。你很胖，所以你就要承受一项污名；你有某种缺陷，所以你也要承受一项污名。但是戈夫曼教育我们，污名化行为是一种选择。如果人们发现需要自身付出代价，或许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

米拉十分同意：“是的，而且他们越是以那种形象对待你，你也就愈发表现得像那种人。如果他们遇见你时，恰好赶上你最闪耀全场的时候，那还好；但如果你正处于十分紧张和焦虑的状态，那可就坏了。所以当你在进行印象管理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困难要克服，而绝不止感到不舒服或者疲惫那么简单。就像戈夫曼说的，场景（setting）是至关重要的。”

安娜还是没有看她。米拉拼命地想要说些什么让安娜好受一点，但她已经是四面楚歌。

安娜终于点了点头：“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印象那么重要—人们会在第一次和你见面的几分钟时间里就判断出你是个怎样的人，以后都以此作为依据对待你。”

“虽然我没有过和你相同的经历，但是我真的很努力地想要去了解你。我理解，当你知道自己的某些事情可能会被别人当作一种污名时，想要拼命掩藏的感觉。戈夫曼说，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处理方式，叫作‘冒充’（passing）。就像过去很多黑人刚到美国时做的那样，他们把自己的皮肤弄得浅一些，假装成白人。但是在他们把自己伪装成白人时，他们已经成了种族隔离体制的一部分。”

戈夫曼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呈现出最佳印象，即在印象的层面上保持最佳状态。人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是呈现出正确的印象—即对于其角色来说最为正确的印象。我们很难逃离被置身于角色中的命运，无论是被制度还是被人们所约束。如果人们希望你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你会发现自己就表现得大大咧咧，除非你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对自己有着强大的信仰。

她强迫自己重新像一个社会学家一样思考。是的，米拉身体里的社会学家说道，污名来自社会本身，在一个遍地都是完美人类的社会中，仍然能找到一些东西来创造污名。“弗兰肯斯坦”中提到，戈夫曼同意涂尔干的一个说法，即社会在某个层面上需要犯罪活动，如果社会不存在这种活动，社会便会自己创造出罪犯来。社会会将原本正常的边界下调，重新定义所有行为，从而让原本可以接受的行为变成犯罪行为。然后米拉又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她的父亲、审判和报纸。安娜在说些什么，但是米拉的脑袋已经累得“宕机”了。在米拉看来，如果犯罪是由重新划定边界所导致的，那应该是正常的，如此一来她最终可能会找到一条理想的途径，重新审视父亲的行为。若想在社会中定义何为正常，必然要定义何者为不正常，并对其施加污名。也就是说，不仅她自己正在蒙受污名，父亲很可能也深受污名之苦。

“他的前台应该要配合飞行员的角色。有时候某些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但另一些情况下就不行。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系里有个教授的衣品一言难尽，做事情也有失条理，这在学生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也许正是她沉浸在智力活动中、与日常生活相脱节的迹象。但如果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如企业高管或者军官，那这种行为可能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安娜对米拉讲述过去：有些小孩坐在她的位子上，然后走到她面前，死死地盯着她。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来嘲笑她，只会一直盯着她看，仿佛她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怪物。“你简直不能想象，他们觉得我身上穿的宗教服装看起来是多么奇怪。这对他们来说新奇得不得了。”

“是呀。”米拉也点点头回应道。

米拉也知道自己很肤浅，但确实松了一口气。因为安娜说的话恰恰证明了她对报纸以及报纸上对父亲的案子翻来覆去的报道的看法是正确的。她觉得安娜说的话证明了在某种程度上污名和犯罪是一样的。人们震慑于犯罪的恐怖，想要遏制住它，便将其同社会上他们自认为正常或符合法律的部分隔离起来。然而，人们常常也对安娜描述的那种污名和父亲所犯下的那种罪行有一种病态的迷恋。报纸对父亲的报道无异于马戏团里展示人类异常身体部位的“畸形秀”。在过去，我们将那些身体部位异常的人们称为“变态”，而现在则为那些在其他方面被我们认为不正常的人们蒙上污名。坚持“正常”的部分原因或许让人着迷，但也包括对于“不正常”的事物所感到的恐惧，米拉想。

这是“弗兰肯斯坦”里另一个米拉特别喜欢的例子，安娜只是淡淡说道：“没人会这么做的。”

米拉后知后觉地发现，安娜此刻正盯着她等待回应，但她刚才太专注于自己的事，以至于现在不知所措。米拉想到刚才安娜似乎谈到有些孩子因为肥胖而被欺负，她终于有话可说。米拉认为戈夫曼关于污名的研究正好提醒了我们，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规范是如何构建的，也告诉了我们这种“规范”缘何与社会中个体的实际平均水平并不关联。也就是说，在很多社会中，体重是一种衡量正常的工具，但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比这个“正常”标准更重或者更轻。“弗兰肯斯坦”写道，随着“瘦”成为标准，减肥产品的广泛普及，肥胖症的发病率和体重超标的人数都在上升。或者可能恰好相反，米拉怀疑：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超重，人们才开始迷恋瘦？米拉告诉安娜，就她的观察，当社会学家在提到“规范”这个词时，几乎不是指那种在实际生活中适用于大多数人的东西。

米拉继续解释印象管理的几个部分，其中“前台”（front）和“角色”（role）是最重要的，但是安娜对此无动于衷。米拉只好说：“好吧，你现在可以想象自己即将要乘上一架飞往国外的飞机。飞机特别大，你和其他乘客一样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这时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接着，就在要起飞的时候，飞行员准备语音播报了。他说他很激动今天能够试航这架飞机，他从来没开过这么大的飞机，所以昨天一整晚都在模拟器上通宵练习，他坚信这一定是一场十分有趣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