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在碎片中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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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莉娜接着讲起了民族国家所产生的特有的迷思—即单一文化的历史，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和种族群体的迷思，在这一过程中通常隐藏着融合、混杂与冲突。“这理论也适用于那些突然重新发现某些古老、肃穆而又纯洁的文化传统是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群体，以及那些深爱祖国的外籍人士。这可能是对异化或对种族主义的一种回应；当然，也有可能是源于一种文化优越感。而且他们常常会为此编造一些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现代性意味着会带来世界范围内高水平的移民和人口流动。因而就会产生大量的‘散居者’（diasporas），即那些实际居所与他们声称自己所属的地方不相同的人。霍尔认为现如今散居感是一种很普遍的感觉，越来越多的人都必须要在自己在哪与自己是谁之间进行斡旋。”
“霍尔的观点是，这些配对使得其中的第二部分，即白人—黑人，男人—女人中的后者，成了多余的、剩下的东西—而不是它本身。这些‘他者’是被标记出来的，而前者则是没有记号的。霍米·巴巴<a id="note2" href="#footnote2">②</a>（Homi Bhaba）曾写道，隐藏所有‘我们’和‘我’这些主张中核心的不确定性的遗忘过程已经完成了。”
米拉想到了自己和贾丝明—她们俩永远也不可能表现出自己本来的样子，总是要戴着那模糊而充满疑问的身份。她们就是夹缝中的人。
“成为男人就意味着不是女人，”米拉举一反三，“但这难道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非常正常的思维方式吗？对我来说，成为女人就意味着不能成为男人—这是显而易见的！”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的文化日趋多元。而也有一些国家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改变边界线、时常伴随着暴力的人口流动，以使自身变得更加‘纯粹’。正像霍尔所预测的那样，这些都涉及创造过去的种族及语言上的纯洁性迷思。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为此改写了两国的历史。阿富汗的塔利班则抹去了佛教在当地存在过的证据。”
“霍尔认为，他们不仅要提出一种正确的存在方式—也必定要树立一种错误的存在方式：即所谓的‘另一种’。身份总是根据它不是什么来创造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成为英国人就意味着，其他群体和他们相比不是英国人。”
根据达莉娜的观点，霍尔认为启蒙自由主义如果不以“野蛮主义”作为参照，就无法解释上述这些事件。究其根本，“野蛮主义”本身只是另一个使得这些问题成为“他者”的例子。若是想以一种自由主义的方式处理种族及种族关系问题，就需要无知的大多数人接受教育，从而结束歧视。但霍尔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民族冲突与种族矛盾实际上是剥削、后殖民主义经济及强权政治等更大问题的投射。普遍主体则掩盖了这些过程，让人们认为种族主义是个人的问题抑或是开明时代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但事实上，种族主义是非常现代的问题。
“那么我们是如何参与到这里面的呢？”米拉问道。
人们对普遍主体的批判越来越多，直到它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逐渐崩溃。普遍主体的问题也许不在于概念上的缺陷，尽管情况可能就是如此。“当你得知自己是历史的发动机，且代表着一种独特的道德观时，这必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应该很少有人愿意被告知自己担负着社会的未来吧。马克思主义者担心无产阶级永远不会依照他们的理论所说的那样行动，他们或许就会意识到问题出在普遍主体理论上，而不是无产阶级身上。”
达莉娜接着说，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中，那些大家公认并深信不疑的故事起着主导作用。有些话题永远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讨论中，或者干脆以一种告诉你所有思维正常的人都会相信的真理的形式出现。所以比如你在考试中遇到题目“什么样的警务方式能够有效地减少犯罪行为？”，它已经假定了人们会在什么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应该被减少和遏制，以及维持治安是减少犯罪的有效方式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达莉娜现在又转回了她先前问米拉是否感觉古典社会学家似乎总是在讨论别人的那个问题。
在此之前，可供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内容只有高雅艺术、文学和音乐—那些为精英所钟爱的文化。霍尔等人认为，人们会去关注其他人过去生产的并用来理解他们生活的文化客体和体验—而他们在生活中所使用的媒体便为他们了解别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窗口。最开始是电视，网站、博客和视频游戏紧随其后。“他应用了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即存在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常识’，在貌似中立的媒体、话语、国家一类的结构里，在诸如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基本假设中，甚至在那些看似离经叛道、不愿意被人模仿的人的行动间，都存在着各种已经设定好的意义和偏见。媒体在努力劝服人们相信这些意见和偏见。”
“放弃普遍主体是否意味着你问出的问题和得到的答案—关于生活和你自己的那些—总会因为你是谁而变得不同？不同的人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呢？”米拉非常痛苦，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还不如趁早放弃这一切。
霍尔考察的是我们的身份和日常生活中的想法如何被创造并反映在流行文化中。他试图了解意识形态—即一系列隐藏的价值—在文化中被创造和复制的方式。他所提到的“文化”指涉的是一系列生产意义的客体和体验。他的研究内容包括电视、音乐、广播、杂志、电影、书籍、广告和报纸。霍尔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认为学者研究流行文化是必要且可取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对流行文化有所体验。
另一边，达莉娜接着说，那些希望能听到被藏匿的声音的社会学家依然坚信，我们只要坚持正确的、价值中立的方法，仍有可能获得普遍的真理。而那些反对普遍主体思想的人认为，强行区分事实和价值的努力是徒劳的。价值中立已经过时了，许多人都认为这样是行不通的。他们说所有的研究都难免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持女性主义立场的认识论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你所得到的答案完全取决于你是谁。他们说，妇女是真正受到压迫的人，只有妇女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开展研究，才能真正地说出真相。他们并非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后现代主义者嘲讽古典社会学家试图代表所有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更存在着诸多风险。”
达莉娜解释说，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谁”，这个普遍主体，所代表的看似是一个普遍的立场，实则不然。它其实是非常具体而特殊的—只不过是以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总是被深深地隐藏了起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其中一位开始探索这个领域的社会学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从牙买加来到英国工作，发现自己与身边的环境格格不入—他是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算是满足了做英国人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他是黑人，这又将他排除在英国的身份认同之外。他意识到，“英国人”这一看似包容一切、不论肤色的群体，但实际上还是会因为他的肤色而将他拒绝在外。
米拉记得那些“持女性主义立场”的人，尽管总是记不住他们的名字，而且她也记得自己为什么不信服他们的观点。
“若是这样思考，我们就必然会忽略—或者压根不会去了解—欧洲以外的知识传统。比如，我们常说社会学起始于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或者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但是早在14世纪，北非的博物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就曾写过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从世界历史出发的社会历史分析。在写作过程中，他提出了一门名为‘ilm al-umran’的科学，这门科学将会解释社会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它是一门‘有着独特目标的科学—即以人类文明和社会组织为目标’。听着是不是有点耳熟？他提出了关于冲突、整合、城市化、权力、历史变革以及事物如何产生价值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学观点—所有这些我们以为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前后的欧洲的事件。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分析常常给人留下这样的一种印象，即历史始于彼时彼地—而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开启这样的一段历史前务必要先跟上时代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