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在碎片中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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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不是说过，既然无论如何你都会持有某种偏见，你不如直接选择接受那种偏见，并保持诚实？”

达莉娜说，由于殖民主义以及欧洲国家与其继承者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功，人们总会觉得进步是从欧洲向外传播的。亚洲人、南美洲人和非洲人则站在起跑线之后。像是马克思和J. S.密尔<a id="note1" href="#footnote1">①</a>这样主张人类皆平等而备感自豪的思想家，同样认为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并没有达到自治所需要的文明水平。

“让我们再仔细探讨一下其中的内容。”达莉娜说，“社会地位和权力改变了所谓的‘真实’。社会心理学家在实验中注意到了从众效应。人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比如两条直线的长度，会随着周围人的判断而发生改变。而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力度还要更大一些。”

“这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包括从哪儿进行观察，以及你是谁。”达莉娜补充说，“我们需要仔细思考这个‘在哪儿’和‘谁’的问题。当我们联想到智力传统时，常常将自己置身于欧洲，而看不起其他人—而且我们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总是浑然不觉—即使不在欧洲也是如此！”

“没错，我们做学生的都想取悦老师。”米拉评论说。

女性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普遍主体都被含蓄地假定为男性，黑人民族主义者批评马克思主义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它将无产阶级假定为白人。工人阶级女性与工人阶级男性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他们的利益也不尽相同，自然不会有相同的观点。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只代表了一小部分工人阶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将女性作为普遍主体，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套理论本身就有缺陷，直接放弃了这条路径。整个知识分子的思想结构，无论是社会的还是历史的，都反映了一种非常狭隘的传统，但思想本身应该更广泛、包罗万象。

“哈哈哈，那我还真有点期待。”达莉娜调皮地扬了扬眉毛，“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应用到收集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所有活动中去。如果我们这些无意识的偏见并非简单的误差，而是由我们周围的特权和不平等的制度所创造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系统事实呢？”

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未来会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主体，因为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本人，最终必将站在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说话。当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足够成熟时，他们就会发动社会革命，推翻资本家。达莉娜说，很多人不相信所谓的普遍主体。在他们看来，这个概念不尽真实：它实在是太抽象了，仿佛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中，而非现实社会里。

她深吸了一口气。

“也许吧，但那种感觉真实可靠吗？或许你会这样想，是因为你相信黑格尔关于普遍主体（universal subject）的观点。普遍主体既存在于社会内部，也存在于社会外部，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即将形成的社会。普遍主体就代表社会未来的状态，它是‘历史的发动机’。

“所以如果你发现人们在‘什么为真’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或者他们在本该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却表现出一致，那么你就是在处理一个最基本的知识问题。这就是本体论（ontology）：它是什么，它的本性又是什么？”

“我懂你的意思。今天距离他们写作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而我，作为生活在另一个社会、另一个时代的女人，仍然能够理解他们所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这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他们的研究让我觉得，自己好像能做点什么。”

“这是一个很难讨论的话题，所以我一般喜欢用发问来思考这个问题。你认为从所有地方，在不同的观察者眼中得到的事实都是一样的吗？量子物理学会告诉我们，一些非常基本的事实只有在观察中才能确定其存在。把这一点带入社会学层面中，你就会得到一些基本的定义上的错误。比如当两个事物是相同的或具有潜在的相似性时，它们被定义为不同的事物。反之同理。”

达莉娜回答说种族理论家同一些女性主义者一样，认为不平等被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概念掩盖了。他们指出，似乎每一种正义都包含不公正，而每一种“权利”都藏着错误。说着她问了米拉一个问题：“当你在读马克思和韦伯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古典社会学家好像总是在谈论别人的感觉？”

“听上去都是我们会经常做的事。”米拉说道，“比如我们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大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他们表现出的不同只是人类本质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或者反过来，只询问男性对某个话题的看法，或者只询问男性的经历，并用其代表人类整体的经历。”

“是的，我了解到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权利普及、法律平等和反歧视法的力度还远远不够。那有人对种族和民族也持同样看法吗？”米拉问道。

“这种事经常发生，”达莉娜说，“社会阶层就是以男性的职业来定义的。老龄化的阶段也是根据对男性生命周期的预期来定义的，在此预期基础上，男性便可以很自然地进入退休状态，然后休养。但许多女性晚年还要承担照顾老人的任务，所以即使到了退休年龄，她们还是要继续工作。事实上，不把护理当成一种工作是另一个认识论上的错误。

总结下来，第一类批评者决定坚持理论前提，只是补充说我们需要在解释框架中纳入更多的人，将更多的声音融入社会研究的项目中来，这样才能让它成功地运作起来。但是，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美国黑人民族主义的分离主义，以及二十一世纪的移民浪潮之后，很多人认为坚持所谓的理论前提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指出，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成就—普选权和禁止歧视的原则—并没有为消除不平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让世界变得更公平做出很大的贡献。更糟糕的是，这些自由权利掩盖了所有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实际上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了，因为它们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现在一切都已经好起来了。他们特别指出，社会学就在其中为虎作伥，因为就如同所有的社会科学一样，它的运作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社会必须要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并确保所有人都受到了公平的对待。之后，所有人身上的问题就成了他们自己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