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深入浅出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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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决定从“弗兰肯斯坦”中对齐美尔关于“陌生人”的文章的评论开始读起，那段短暂的假身份经历可能会让自己更好地理解齐美尔的理论。结果这篇文章讲述的不是成为陌生人的体验，而是一些她没料到的内容：陌生人的存在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如果一个群体中有人和其他人不一样，那么他（她）不必待太久，就能影响这个群体的运作方式。比方说，小组成员可以利用陌生人为他们带来无法自给的东西，也就是说有时陌生人可以成为群体里的交易员。举例来说，就像欧洲犹太人所发现的那样，当群体内部所有经济角色都被占据时，来自外部的人就可以占据交易员的角色。
陌生人的作用如此重要，这是因为他们总能保持客观。他们不是局内人，便能以一种非常有效的超然态度来处理事务。有时我们甚至会赋予陌生人以巨大的权利。齐美尔对此说道：
由群体中的陌生人占据支配地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些意大利城市从外部聘请法官的举动，因为没有哪个当地人不受到家庭和党派利益的影响。
一语道破天机：这正是米拉和室友们如此依赖贾丝明的原因。她是大家永远可以信赖的老实人—尽管有时诚实得让人糟心—但公正、一丝不苟。她们相信，当大家意见相左或是对某事犹豫不决时，贾丝明总能提供最客观公正的建议。直至读到这段文字，米拉都没有想过实际上是贾丝明的异国身份赋予了她这个角色，但大家总以为这是贾丝明本身就具有中立裁判的品质。
注意力转回齐美尔身上，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她。齐美尔说，陌生人的“客观性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自由”。由于陌生人与现状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因此人们不需要为陌生人所说的想法施加任何的保护措施。这也就意味着陌生人所带来的东西—就像那些经常被指责造成局势动荡的外界煽动者—“包含了许多危险的可能性”。当然，事情出了岔子，将责任推卸给陌生人可能只是一个借口、一种推脱的方式，但如果人们没有因此意识到客观、无涉的观点具有多大的危险，可就遭殃了。
根据齐美尔的说法，我们都与陌生人之间拥有一些共同点，事实上我们或许与许多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有共同点，这可以为我们揭示人与人关系中一些深刻的内涵。我们对任何关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其独特程度的衡量，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与许多其他人的共同点构成的，这其中也包括许多我们了解甚少的人。“弗兰肯斯坦”引用齐美尔的话：
只要我们觉得陌生人与我们之间享有民族的、社会的、职业的或笼统的人性共同特征，他们对我们来说就会变得亲近起来。而如果感觉他们与我们疏远，则是因为这些共同特征超出了他们或我们的范围，我们之所以能被它们联系起来只是因为它们连结了一大堆人。
齐美尔还说，人们在亲密关系中，克服最初的恋爱冲动后，可以感知到这股疏离感的一些“蛛丝马迹”。
在爱火第一次萌发时，情爱关系里容不下半点概化的想法：爱侣们会认为自己拥有的这段感情是世间独一份的；世上没有谁会比自己爱着的那个人更可爱，也没有什么感情能与这份爱相提并论。一种疏离感—很难说这是原因还是结果—通常发生在这种独特感从这段关系中消匿的时候。某种怀疑主义的思考投射进这份情感中，他们会去思考这份感情本身和他们自己的关系，结合对自己身处的这段关系的反思，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身上上演的这份感情终究不过是人类普遍的命运罢了。他们体验到的这段经历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成千上万次；就算他们没有遇到自己现在的另一半，终归还是会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同样的吸引力。
米拉读罢这段话，瞬间恼火了起来。她决定跳过这几页，直接从对他关于时尚的文章的讨论开始读起。她一口气读完，笑得前仰后合，因为齐美尔简直把她们的时尚女王图妮刻画得活灵活现。然后米拉翻下床，追着图妮越过走廊，坚持要给她读齐美尔文章中的部分段落。为了躲避她的轰炸，图妮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米拉干脆一屁股坐在浴室外面的地板上，隔着反锁的门锲而不舍地为图妮朗读这段内容，图妮则放声高歌，想掩盖掉米拉的声音。
“那段话在哪儿来着？哦哦，找到了，图妮你听听，简直就是你本人！齐美尔说：‘时尚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使社会服从成为可能，它既是一种社会服从，也是表现个体差异的一种形式。’”然后她开始对图妮解释齐美尔的这番话，图妮在里面唱得更大声了。“他的意思是说，有了时尚，你就可以真正地表达自我，但同时也是在跟随潮流：它会让你感觉既特别又合群。最时尚的人可以用最入时的方式行动，放大身上的时尚感。他们既是最有个性的人，也是最受到时尚支配的人。”
米拉倚着门站了起来，隔着门冲里面喊话，巴不得直接灌进图妮的耳朵里面去。“所以，你看似在引领时尚，但实际上十分依赖那个群体、希望受到那群潮人的认可。你就像一只温顺合群的小绵羊，而我们其他的人才是真正独立的个体。这就是他所说的时尚受害者！”
安娜提醒米拉小点声。“那我们就是你疯狂举止的受害者。干吗呢，上蹿下跳地给我们施社会学的咒，小疯婆子？”
还不错，米拉想，安娜已经从她的保护壳里走出来了—在过去的几周里，她变得更加坚定和自信。米拉回到自己的房间，重新拿起书读了起来。“弗兰肯斯坦”说，齐美尔在他那些古怪的作品中散播着一套理论。这套理论的第一部分建立在他的一种坚定信念之上，他认为人们在一起做的每一件事，做出的每一项成就，迟早有一天会转而和人们对着干。
这就好比每一次创造的冲动，都让我们陷入了那种如同创作歌手对自己的成名曲深恶痛绝的境地。当歌手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变成了不再受她控制的存在，其他人也可以占有它，而且自那时起它就定义了人们对她的期望。在这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歌手未来表达的机会受到了限制。当歌手演出时，人们总是想听那首老歌，那首大家都可以跟唱的歌。他们不想听新歌，尤其是不想听那些同老歌相比显得很奇怪的新歌。
“弗兰肯斯坦”指出，齐美尔认为他的这套理论不仅仅适用于各类形式的自我表达，也适用于其他方面的创造。人们创造宗教信仰，是因为他们为世间的不可思议所惊奇、震撼，他们要为这个世界赋予意义。但当这种创造一旦变成了一种正式的宗教，就会严重限制甚至阻碍个人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如果这套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宗教，那么解释科层制和经济体系就更加轻而易举。人们努力地付出自己的勤奋和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套运转体系，但最终将它变成了一个客观且让人感到麻木和压抑的体系。然后人们又拼命地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而进行自我表达，试图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
从这些表达中就能看出，为什么齐美尔一直没能在大学里找到一份合适的教职。米拉觉得他多半会选择做个隐士，因为他相信，只有远离城市，人们才最不可能与他们的创造物产生连结。显然，正是因为人们在城市里有太多的自由与选择，他们才会被客观文化所主宰，不能顺利地进行自我表达。米拉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完全明白了他对城市的看法，她想知道的是，齐美尔说的这些是否只是结合了韦伯对科层制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下工作本质发生异化的观点。但当她读到讨论齐美尔《货币哲学》的文章时，她发现韦伯的观点很可能是受到了齐美尔的启发，而不是相反。
齐美尔认为，金钱消匿了传统社会中人与人的差距：不仅仅是别人的外在差异—如出身—还包括各种个人的主观品质。从别人那里拿钱或者把钱给别人，金钱会让这种交换更缺乏人情味：就好像你是在跟谁做生意一样。米拉感觉这与齐美尔写一段关系中的那种微弱的疏离感所带来的客观性是一样的—怎么说呢，我们越是去想人们和其他人有什么共同点，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似乎也就越不特别、越不重要。随着金钱的重要性逐渐攀升，这种无个性就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特征：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比如别人对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性格的看法）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就算出身卑微也不会失去获得社会尊重的资格。但同时，被认为是一个自私或寡廉鲜耻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