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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对生命的忠诚以极质朴方式进行表达。他拒绝道家求长生的诱惑，不接受佛门高僧的召唤，不抛弃亲人遁入山林。他的确时常需要一杯酒的支持，但不纵酒不佯狂不颓废，他追求在不离世俗中脱俗。田园是他表达生命忠诚的最好处所，唯一处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这首诗作于其五十二岁，归隐已十二年，可称为陶子田园诗巅峰之作。诗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陶子，浑然静穆的陶子，非凡的陶子。但这是陶渊明的巅峰状态，而非日常状态。
陶子的田园之路是忠诚于生命之路，是荆棘之路，而非安逸之路。再深的贫穷，我都愿意忍受，只是为了活出自己的“活”。人生这杯苦酒，我情愿独自品尝。
“平安着陆”的陶渊明心生巨大喜悦。这就是我们从《归去来兮辞》中感受到的喜悦。此后，他还会时常把无功名视为愧对祖先及子孙后裔的憾事，但绝无再求功名之念了。他要活着，离开所有人，所有热闹，活出他的理由和仁德。渊明先后仕于桓玄和刘裕的事实，既有渊明诗文为证，亦为古今学者特别是当代学者一再揭明。不少古人对此却往往加以回避或修饰。原因在于，陶渊明当世及死后较长时间虽默默无闻，后来却名声大振，成为士人某种楷模，在把“忠”视为天字第一号道德的人看来，“忠”在陶渊明身上自然不能缺席。其实，自从曹魏政权把忠这一面纱撕破，后来的晋及南北朝，将皇位篡来篡去的统治者，实在难以拿忠作幌子了。刘裕比桓玄等枭雄有耐心得多，到420年始篡晋建宋。427年去世的陶渊明，却既无明显晋遗民情结，当然更谈不到有作为刘宋新朝臣民的半点喜悦。对社会的无道，他深深憎恶，对皇室，他又基本取漠然态度。“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是不得志士人心理常态，渊明内心可说无此麻烦。梁启超《陶渊明》一文中就说，把陶看作忠于哪一家，那是看低了他。但陶渊明是多么“忠诚”的人啊。
从外在的东西看，退却到泥土草根的陶子，关注丰歉、带月荷锄的陶子，把酒话桑麻的陶子，与农人无异。但他本质上显然不是农人。他的精神疆域，也非有限田园能够容纳。他辞别“人间”，却无法离开这个无道的世间。他一再回望历史，呼唤先贤，也一再打量品味死亡，企图张望死后及未来。一个人若对生麻木敷衍，不可能具备这种精神驱力与能量。
皇权末世必定高度丛林化，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会主宰一切。汉末时，曹操等丛林枭雄就获得了比大一统皇帝更方便的杀人权。被曹操杀掉的名士孔融，在手握重权时竟亦曾杀人不眨眼。司马氏以比曹氏更露骨更惨烈手段篡魏，晋末丛林分外血腥亦在情理之中。陶渊明的出仕总有试探意味，每次出仕时间都不长。公元399年至401年，陶渊明一直供职桓玄幕。401年冬，渊明因母丧丁忧脱离桓玄而家居。虽仅三个年头，却是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403年12月，一直以匡扶晋室面目示人的桓玄，迫不及待地称帝了，五个月后即兵败身死。渊明因丁忧侥幸地避开了这一险恶漩涡。若渊明一直效命桓玄，恐怕不但不会有后来新兴势力的召唤，大约还免不了某种形式的可怕清算。桓玄死了，轮到刘裕把自己打扮成兴复晋室的英雄了。渊明不禁对天下再生希望，并再生功名热望。只是，他很快就会感受到丛林的无情。丛林里，有狮虎等猛兽，有狐狸有鼠辈，还有鹿与野兔。渊明这种野兔级别人物，如果不保持对丛林法则的敏感，那就太危险了。野兔的生存路径别无选择，一是自觉保持沉默，二是随时准备退却逃跑。404年夏天，渊明入刘裕幕，不足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就转入刘敬宣幕。这时，刘敬宣向刘裕自求解职。刘敬宣之父刘牢之在桓玄势盛时降桓玄，不久又谋讨桓玄，事败自缢身亡。刘敬宣已经成为猛兽级人物，对进退却极为小心，自求解职即出于自保。大约就在此时，渊明趁机脱离刘敬宣幕，转求边缘职位彭泽令，并旋即去职。彭泽令这一职位显然比其他职位更易摆脱。渊明应当有一个对自己退却的设计。刘敬宣后来被部下杀害。在丛林里，谨慎亦常常无法避祸。
存在的孤独是必然的。区别在于是主动孤独还是被动孤独。人们体验到的孤独几乎全为“被动孤独”，是不得不孤独。而渊明是主动孤独，他主动接纳这份孤独人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常由主动孤独者来完成。老子、庄子、司马迁、陶渊明、曹雪芹、鲁迅等，皆可视为主动孤独者。这其中，陶渊明或许更典型，也更亲切可感。一颗闹哄哄的灵魂里，难以生长高品质的事物。“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陶子得知有一些“素心人”在那个地方居住，就把家搬过去了。“素心”就是守拙之心、自求孤独之心吧。“桃花源”这方净土，只有一颗“素心”才能发现。
罗网与鸟，是魏晋士人常用意象。“我已收敛翅膀，退至低处，你张罗箭镞罗网无用了。”这一心情渊明时有流露。世道如此，谁不是惊弓之鸟呢？五次出仕的曲折危险经历令渊明最终明白，他不但不可能斩获功名，连性命都已陷入朝不虑夕境地。在与朋友的赠答诗中，他常常不忘告诫对方保重性命。仕隐的反复中，陶渊明对世道对生存产生了强烈的虚无感、恐惧感。他怕“死”，又非一般意义上的贪生怕死，他唯恐来不及“活”就死去。他还担忧因自己连累家人，导致“覆巢无完卵”。他所向往的“活”，是这个世道所不能提供的，更是仕途中不可能有的。只有果断撤退，才能去活自己的“活”，这需要勇气与道德力量。
“桃花源”这概念在中国堪称妇孺皆知。《桃花源记》则似乎是一篇能够永远生长的文章。
——《感士不遇赋》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杂诗》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自古至今，人们不但争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人间还是仙境，还争论桃花源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大有胶柱鼓瑟之嫌。其实不必争论。“桃花源”是从陶子灵魂疆域生长出来的，唯有陶子能让它生长。它显然是一个既非人间又非仙境的“乌有之乡”。
——《归鸟》
人间——田园——桃花源，画出了陶子灵魂生长的轨迹。
矰缴奚施，已卷安劳！
晋太元中、渔人、太守、刘子骥等等，你看，陶渊明言之凿凿，分明在呈现真实事件、真实时空，可是，他同时告诉你：那一切并不存在。
政治上的进退出处对任何一位士人都是大事，不会因陶渊明的个性而有本质不同。渊明的彻底归隐是自身矛盾与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仕于乱世，尾随“枭雄”，率性渊明，恐惧难免，苦况可知。归隐之后的漫长岁月里，陶渊明念及前半生，还时时心有余悸。
太元是东晋孝武帝年号，去陶子写此文仅二十年。渔人，朝代更迭里的草民、顺民，皇权体系中一个最小的纳税单位。太守，统治者序列中的一员。刘子骥，实有其人并甚有名望，桓玄叔父桓冲曾请他做长史，固辞不受，一直乡居。起初，渔人一派天真，先“忘路之远近”，再“舍船”，一“忘”一“舍”，在完全无目的且完全不动心机前提下忽然到达桃花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渔人所见如此。桃花源人虽历数百年，对暴政的恐惧却如基因一样代代相传。乍见渔人，桃花源人的惊讶程度远胜渔人乍见桃花源人。面对忽然而至又将离去的渔人，桃花源人作此小心嘱咐：“不足为外人道也。”渔人转脸就辜负了桃花源人，无半点负疚心理，离开时沿途“志之”，并马上报官。这是由渔人作为顺民的“工具性”所决定的，其天真具有暂时性。太守立即派人去寻桃花源，作为向导的渔人竟连亲手所做记号都找不到了。“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渔人与统治者，丧失天真，不能“忘”、不能“舍”，寻桃花源必定是南辕北辙。故事到此完全可以结束了。陶子却不肯结束。“高尚士”刘子骥可视为与陶渊明同类人物，或许能找到桃花源。陶子向往并创造了这个“桃花源”，诗笔一挥又让这个刘子骥动心动念去寻找。“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陶子把渔人已眼见之、足踏之、饮其水、啖其鸡的桃花源凌空架虚，悬于乌有之乡，极逼真又极空灵。抱着寻找桃花源这一目的、从人间出发的任何人，都只能空手而归。陶子就是这么安排的。陶子真是厉害。
《归去来兮辞》还有个不短的序。序中，他把自己求官原因概括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辞官原因概括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辞官直接因由又是“程氏妹”丧。本来还巴望着等官田这一季庄稼熟了再辞官，等不及了，奔丧要紧。陶子一粒官粮也没吃到。这些话都是真实的，但又都是面上可以说一说的话。专制无道社会共同特征是，最真实最重要的话是不能说的。《宋书·陶潜传》这样说陶渊明辞官原因：督邮要来，属吏向渊明交代应穿戴整齐见上司，陶渊明竟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辞官。这就更文学更有诗意了。已在仕途折腾了四五趟的陶渊明，竟连见上司都不肯。这似乎不太可能。这一细节在渊明诗文中不见任何消息。古往今来，人们却皆喜欢这一细节。即使实有其事，也非辞官原因，而是渊明打定辞官主意后的率性行为。中国古史中的人物传记，修饰与塑造是常态。这不用多言。
陶子说得明白，这个美丽新世界是他心中的梦幻泡影。心中有桃花源，世间无桃花源。它在人间，又不在人间。它不是人间，却比人间更具人性、人道。无意求之而得之，有意求之则踪影尽失。似乎是完全纪实，却又是彻底的浪漫。真即是幻，幻即是真，非真非幻，非幻非真。作者喜悦乎？苦闷乎？迷惘乎？渊明这是在开一个什么玩笑？
任何时代，不管被动还是主动，失去官职都绝非等闲之事。若陶渊明从来就视仕途功名如粪土，就不会有五仕五隐的漫长徘徊。“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饮酒》）在其他诗文中，渊明也一再申明，他以孔子为宗师，以六经为人生最高准则。他对当下世道无人亲近儒家经典，深感痛恨与无奈，并认为这是社会溃败根源。他时常歌颂隐士，挂牵田园，但他理想人生状态却是功成身退——先成就一番功名，再退归田园做“任真自得”的隐士。这是渊明以儒家为主位、兼融道释的思想所决定的，当然亦有家族激励这一渊源因素。曾祖父陶侃是晋室大功臣，外祖父孟嘉在仕途的出色表现亦令他神往。就在上一年（404年）5月，不可一世的桓玄被杀，新兴的刘裕势力向他招手。陶子心动了。这一年陶渊明四十岁了，因母丧丁忧在家已数年。四十岁，可真是个令人惶恐不安的年纪。这又根源于孔子。“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孔子有言：“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孔子这话，敲打中国士人数千年，当然不会漏掉陶渊明。他决计再次踏上充满危险的仕途。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再委屈自己一回，或许能斩获点功名回来。这样一个对功名跃跃欲试急不可耐的陶子，似乎是陌生的。其实不然。没有功名永远是士人心病。陶子未能免俗。他需要功名来安慰此生，而求功名正是遵循先师孔子遗训。他一再热情歌颂的汉代先贤疏广、疏受，正是功成身退榜样。陶渊明屡次踏上仕途，是一种反复的试探与努力。但他最终彻底绝望了。
陶子做了一个大梦，借此发出此生最深长最有意味的一声叹息。人性、人道、人与人、人与自然，若如桃花源呈现出的那样就好了，人间却偏偏不那样，偏偏截然相反。人间与桃花源，是两个不能沟通的世界。桃花源拒绝沟通，害怕沟通。这竟然是桃花源存在的前提。桃花源人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
其实，开篇的第一声长唤，其主旨就不能仅当作喜悦来看。
人间——田园——桃花源，这是陶子用生命串联起的一个非凡的意义领域，形成陶渊明人生求索、生命审美的广阔天地。依从生命中那份“天真”的召唤，陶渊明从他厌恶的“人间”退却至田园。田园的美好、艰辛与孤独，他都咀嚼品味过了。肉身需地址，灵魂无疆界。田园不是他人生的终点，这颗“田园魂”常常飞升至他心中的桃花源。
诵读《归去来兮辞》，我们不可能不为文中那乍脱牢笼的不寻常喜悦所感染。同时，我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忽略掉更隐秘更深层的东西。你看，隐忧及虚无感，总是紧随喜悦而至：“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桃花源人侥幸地逃离了暴政，并从此逃离了残酷的克隆一般的朝代更迭，进入了一个无统治者无王税的“田园”新时空。陶子及芸芸众生，却不可能有这种幸运。桃花源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以如此口吻提及故晋，可证陶渊明对晋的眷恋即使有，亦相当有限。陶子无半点愤青式表达，批判性却甚彻底。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