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在集中营的经历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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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乞求你们一件事，”他继续说，“如果可能的话，每天刮脸，不论要用锋利的玻璃，还是用最后一块面包换刮脸用具。只有如此，你才能看起来更年轻，而且，刮脸还会使你脸色红润。想活下来，你唯一的办法是，看上去能干活。如果你脚后跟起了个水泡，走路瘸了，党卫军看见你这样，就会把你招到另一边。第二天，你就肯定要被送进毒气室。你知道 ‘Moslem’是什么意思吗？那些看起来可怜兮兮、落魄潦倒、体弱有病、不能干体力活的人就是 ‘Moslem’。或早或晚，一般会比你预计的时间要早，‘Moslem’就会被送进毒气室。要切记：刮脸，挺直腰板站立，精神抖擞地干活，你就不用怕毒气。所有站在这里的人，即使你刚到这里24个小时，做到这些你就不用怕毒气。”接着，他指着我说：“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说得如此坦率。”他对其他人说：“恐怕他 （指我）是你们之中下次被选中的人，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对这个病例的观察与从中得出的结论，跟我们集中营主任医生所注意到的情况是一致的。集中营在1944年圣诞节至1945年圣诞间的死亡率是最高的。他认为，原因不在于劳动强度增大，也不在于食物短缺或气候寒冷，甚至不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流行病，而是由于多数犯人都天真地以为能在圣诞节前回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犯人失去了勇气，变得沮丧起来。这严重减弱了他们身体的抵抗力，导致许多人死亡。

一位我后来认识的朋友评价我 “不是那种会在恐怖环境中抑郁不堪的人”。我还记得自己曾对到达奥斯维辛后第一个清晨发生的小插曲一笑了之，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笑。当时，尽管我们有一条不准擅自离开所在 “街区”的禁令，一位比我们早几周到达奥斯维辛的同事还是偷偷地遛进了我们的棚屋。他希望能够安慰我们，还想告诉我们一些注意事项。他消瘦得很厉害，以至于我们一眼都没认出他。他却是一副漫不经心的幽默表情，匆忙地给我们一些提示—— “别害怕！别害怕挑选！M博士 （党卫军医疗总监）有一副医生的软心肠。”（他关于这个M的判断是错误的，他的善言具有误导性。因为一位约60岁的棚屋街区医生犯人曾告诉过我他是如何祈求M博士放过他将被送进毒气室的儿子，可M博士却冷冷地拒绝了。）

正如前面所说，要想恢复犯人内在的力量，必须首先让他看到未来的某个目标。尼采说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可以作为所有心理治疗师的座右铭。只要有可能，你就应该告诉病人为什么要活下去，一个目标就足以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内在力量。看不到生活有任何意义、任何目标，因此觉得活着无谓的人是可怜的，这样的人很快就会死掉。一般他们还会说：“我对生活不再抱任何指望了。”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呢？

几乎每个人都动过自杀的念头，这种念头源于绝望的处境，源于时时刻刻笼罩着的死亡危险和不断接近他人的死亡的事实。就后面提到的个人坚定信念而言，在集中营的第一个夜晚，我发誓永远不去 “触碰铁丝网”——这是集中营里常用来描述一种流行的自杀方式的用语，即触带电的铁丝网自杀。尽管做出自杀的决定一点也不难，但自杀没有任何意义。对每个囚徒而言，存活的机会都微乎其微，人们并没有把握自己能够成为闯过道道关口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因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在恐慌的第一阶段就已不再惧怕死亡。最初的几天过后，他们连毒气室都不怕了。不要忘了，毒气室至少可以使他们免除自杀的麻烦。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生活态度上来个根本的转变。我们需要了解自身，而且需要说服那些绝望的人：我们期望生活给予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我们不应该再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而应该像那些每时每刻都被生活质问的人那样去思考自身。我们的回答不是说与想，而是采取正确的行动。生命最终意味着承担与接受所有的挑战，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一巨大责任。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 “把人定义为可以习惯任何事物的种群”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肯定会回答：“是的，人可以习惯任何事物，但请不要问我们是如何习惯的。”我们的心理调查还没到达那么深入的程度，囚徒的心理也没有达到能够习惯的程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仍处于心理反应的第一阶段。

这些任务 （也就是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时刻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对生命的意义作一般的定义。对生命意义的质疑，没有唯一的答案。“生命”的意义不是某种含糊的东西，而是非常实在和具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独特的。你和你的命运无法跟任何其他人及其命运进行比较。生活永不重复，不同问题需要不同的应对。有时你会发现所处的情况需要你采取行动来确定自己的命运，有时你会觉得深思熟虑更为可取，有时你会发现顺其自然是正道。每种情况都有其特殊性，正确的应对也只能有一个。

我还想提到关于我们究竟能忍受多少痛苦的一些惊奇发现：在这里，我们无法刷牙，且严重缺乏维生素，但与以前相比，我们的胃变得健康多了；半年来，我们穿着完全失去本来面目的同一件衬衫；有时因水管冻结，我们许多天不能洗漱，甚至身体的局部擦洗也不可能，劳动后的双手肮脏不堪，可手上的疮和擦伤从不化脓 （除非有冻疮）；再如，一些人原来睡眠很轻，隔壁房间一丝微弱的声响都有可能搅得他彻夜难眠，而现在即便是与相隔几英寸、鼾声如雷的其他囚徒挤在一起，他们也能安然入睡。

如果你发现经受磨难是命中注定的，那你就应当把经受磨难作为自己独特的任务。你必须承认，即使在经受磨难时，你也是独特的、孤独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解除你的磨难，替代你的痛苦。你独特的机会就依存于自己承受重负的方式之中。

许多类似的好奇接踵而来，不断地满足着这些新囚徒。一名医生甚至惊呼：“教科书在撒谎！”教科书上说，当睡眠时间不足规定的小时数时，人就不能生存，错！我也一直确信有些事情我做不到：没有这个我不能入睡，没有那个或别的什么我不能生存。来到奥斯维辛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睡上下铺，每层床铺 （约6.5到8英尺）睡9个人。我们直接睡在木板上，9人合用两条毯子，大家只好侧身挤在一起，由于天气寒冷，挤在一起感觉不错。虽然曾被禁止将鞋带上床，一些人还是悄悄把沾满泥浆的鞋子当枕头。否则，我们只能头枕着自己白天累到几乎脱臼的臂弯入睡。每当睡意袭来，我们便可以在几个小时里忘却痛苦，解脱自己。

作为犯人，我们这样的想法绝非脱离实际的臆想，这也是唯一能帮助我们解脱的想法。它使我们免于绝望，哪怕是处于看似毫无希望之时。我们早就过了质问生命意义的阶段，已经不是天真地想通过积极地创造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实现某个目标的年龄了。对我们来说，生命的意义包含着从生到死受苦受难这一更广阔的循环。

在奥斯维辛，这种冷酷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脱离了周遭的客观环境，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人们迫切地想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结果又怎样。比如，我们常常设想自己洗完澡后赤裸裸、湿漉漉地站在深秋的寒风中，该是什么结果。随后的几天，我们的好奇变成了惊讶，惊讶的是我们居然没有感冒。

一旦我们明白了磨难的意义，我们就不再通过无视折磨或心存幻想、虚假乐观等方式去减少或平复在集中营遭受的苦难。经受苦难成了一项我们不能逃避的任务。我们意识到了苦难中暗藏着的成功机会，诗人称这种机会为“要经受多少磨难啊”。里尔克所说的 “经受磨难”就跟其他人说的 “完成工作”一样。我们有太多的苦难要经受，因此，必须直面所有的苦难，不能软弱，眼泪是无用的，但也不必讳言流泪，因为眼泪见证了人们承受痛苦的巨大勇气。只有极少的人能意识到这一点。有时人们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曾经痛哭过，在被问及他是如何度过难关时，我的一个狱友就羞答答地说：“我眼泪都哭干了。”

除了奇怪的幽默感，我们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好奇。在陌生环境里我们都曾经历过这样的感觉。在登山遇险的关键时刻，人们只会有一种感觉，即好奇。人们会好奇自己能否脱险，好奇自己将会粉身碎骨还是仅仅受点儿轻伤。

在集中营，如果可能进行心理治疗的话，其开端可能是个体性的，也可能是集体性的。个体的心理治疗措施常常是 “救命程序”，这些措施一般与预防自杀有关。集中营有一条严格的规定，禁止抢救企图自杀的人，比如，严禁解救上吊自杀的人。因此，预防自杀就非常重要。

我们抱有的幻想一个接一个地破灭，出乎意料的是，大多数人开始被冷酷的幽默感战胜。此刻，我们知道，除了赤裸裸的身躯之外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淋浴时，我们尽情地开玩笑，既取笑自己也取笑别人，也为真正的水从浴室的喷头里流出来而深感庆幸。

我记得两个想自杀的人，情况很相似。两人都谈到了自杀的念头——都觉得生活没有指望了。在这两个案例中，要让他们认识到生活还指望着他们、未来还指望着他们是困难的。实际上我们也发现，其中一人有个自己极为宠爱的孩子，在外国等着他；另一人则是一件事而不是一个人在等着他，他是个科学家，写了不少著作，还有很多著作需要完成。他的著作不可能由别人代写，就好比第一个人作为孩子的父亲无人能够替代一样。

关于鞋子，事情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可以穿鞋，但穿高档鞋子的人就得忍痛割爱，换来的只是一双并不合脚的鞋。一些囚徒则陷入了真正的麻烦，他们听取了接待室里那些高级囚徒的善意建议，剪去长筒靴的上部使其变短，并在剪口处抹上肥皂加以掩饰。党卫军似乎早有预料，所有剪过靴子的同谋被关进隔壁的房间。不一会，我们就听到了皮鞭的抽打声和人们的惨叫，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这种独特性使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让每个人意识到生命的意义，也就使他有可能完成其创造性的作品，享受到人类之爱。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那他就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自己对所爱的人或者未竟的事业的责任，也就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存在是 “为了什么”，也就知道 “如何”继续活下去。

等待淋浴时，赤条条的身体使我们意识到：除了赤裸的身体，如今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前半生挣下的财富还剩什么？现在，眼镜和皮带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后来用皮带换了块面包，原来拥有一条皮带还会带来这样令人激动的结果。晚上，负责我们棚屋的高级囚徒来给我们训话，他以人格担保，如果有人敢将钱和珠宝藏进皮带夹层，他会亲手把这个人吊起来，“就在那根横梁上”，他用手指了指，还自豪地解释说，作为高级囚徒，集中营赋予他这么做的特权。

在集中营进行集体性心理治疗的机会自然是极为有限的。在此种情况下，身教胜于言传。拒绝跟监狱当局同流合污的号长以其正直和勇敢拥有成千上百次机会对所辖犯人施加道德影响。行为的直接影响总是比言辞更有说服力。但有时如果心理接受能力受到某种外部影响的强化，言辞也是管用的。我记得一件事，当时，恰好由于某个外界情况恶化和监狱里所有犯人的接受能力空前高涨，该时期成为开展集体心理治疗的绝佳时机。

紧接着，我们被赶进另一间屋里剃头。在那里，不仅要把头发剃光，连整个身体也要毫发无存。随后被赶进浴室，我们排着队，彼此已无法辨识。直到看到真正的水从喷头流出，我们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那是个糟糕的日子。出操时，许多行为被认为是破坏性的，所以从此以后对违反者要当场处以绞刑。这些行为包括从旧毯子上割下布条 （垫膝盖）以及小偷小摸。几天前，一个饿得半死的犯人闯入土豆房偷了几个土豆。事情被发觉了，一些犯人认出了 “窃贼”是谁。号长听说以后命令大家交出那个人，不然全体犯人就得饿一天。自然，2500个犯人更愿意斋戒一天。

囚徒们以不可思议的飞快速度脱去外套。随着时间的临近，他们越来越紧张，慌乱而笨拙地脱去内衣，解开皮带和鞋带。然后，第一道皮鞭抽打在赤裸身体上发出的清脆声响传来，鞭打的声音让空气中的紧张气息更加凝重。

那天晚上，我们躺着，情绪低落。谁也不说话，听到什么都烦。更讨厌的是，灯也灭了。大家的心情糟糕到极点。但我们的号长是个聪明人，他当场就大家的心事进行了一番议论。他谈到了过去因疾病或自杀而死去的许多狱友。他也提到其死亡的真正原因就是放弃了希望。他觉得，应该防止今后出现类似极端的情况。在我看来，号长是有意提出这个忠告的。

我们一直站着，面无血色、惶惶不安、绝望地争论着。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我们再次听到了嘶哑的命令声。随即，我们被推推搡搡地赶进了澡堂的前厅，按要求围拢在等候我们的党卫军周围。他命令道：“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我用表计时。两分钟内，你们必须脱去所有的衣服，把所有东西放在你们站立的地方。除了鞋、皮带和吊带或捆扎带之外，其他一律不得带走。计时——开始！”

天知道，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心情对此事给出一个心理学的解释或者为此布道——为狱友提供一种灵魂治疗。我又冷又饿，暴躁而疲惫，但我必须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当时的情形之下，站起来鼓励大家的需要比任何时候都迫切。

我感觉到他开始理解了，脸上慢慢露出一丝笑容，起先是哀怨的苦笑，随即转化成嘲讽的和侮辱的笑容。最后，他甩给我一句囚徒们常用的狠话：“狗屁！”那一刻，我懂得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心理上也达到了第一阶段反应的极点——我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

因此，我开始念叨最琐屑的好事。我说即便在二战已进入第六个年头的欧洲，我们的情况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糟。我说每个人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所遭受的难以挽回的损失是什么？我推测说，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样的损失很少。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健康、家庭、幸福、职业能力、财富、社会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重新获得或者恢复原状。无论如何，我们的骨头架子都还没散掉。不管我们经受过多大的苦难，将来那都是一笔财富。我引用了尼采的话：“那没能杀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壮。”

出于想结交一位老囚徒当知心朋友的愿望，我偷偷靠近了他们当中的一位，指着自己上衣口袋中的一卷纸说：“嗨，这是一本科学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会讲，能够活命就谢天谢地了，还谈什么手稿。但手稿是我活下来的唯一希望。要相信命运，但我无法控制自己，我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留这个耗尽我毕生精力的手稿。你能理解吗？”

然后我谈到了未来。我说，客观地看，未来似乎确实是没有希望的。我也同意，每个人都可以假定自己活下来的机会渺茫。我告诉大家，尽管集中营还没有流行伤寒，我估计我自己活下来的希望是二十分之一。但我也对大家说，虽然如此，我也不想放弃希望。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将带给我们什么，更不用说下一个钟头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即便我们不敢设想以后几天会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军事事件，有谁否认有时候转机会突然出现呢？比如，你可能会意外地被分配到一个条件较好的工作队去，而这就是犯人所谓的 “好运气”。

当我们在貌似消毒室的屋子里等待时，党卫军来了。他们在地上铺开一块毯子，让我们把所有的财物包括手表和珠宝都扔到上面。一些天真的人还问他们能否保留一枚戒指、一块奖牌或一件幸运物，这惹得那些老道的囚徒发出阵阵笑声，他们在嘲笑这些天真的人尚未意识到自己的财产都要被剥夺的事实。

我不仅谈到了未来以及未来头上蒙着的面纱，我还提到了过去，提到了过去所有的欢乐，它的光芒仍然照耀着现在的黑暗。我引用了某人的一句诗：“你所经历的，世人夺不去。”不光我们的经历，还有我们的行动和所有的想法、所有的苦难都不会消失。尽管它们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可以使它们存留在世上。“曾经是”也是一种“是”，甚至更为确定。

在荷枪实弹的党卫军护送下，我们跑步从火车站出发，经过带电的铁丝网，穿过集中营，到达清洁站。在那里，我们这些初次被筛选出来能活着的人，真正地洗了个澡。被缓期执行的幻觉也得到了证实。奇怪的是，那些党卫军看起来极具友好的魅力，其中的原因不久就被我们找到了。他们在看中我们的腕表并婉言说服我们交出来时，显得极其友好。难道我们不该向这些友好人士上交那些财产吗？难道这样的好人不该拥有这块手表吗？也许有一天他们会报答我们。

然后，我谈到赋予生命意义的许多机会。我告诉狱友们 （他们都一动不动地躺着，有时也叹口气），在任何情况下，人的生命都不会没有意义，而且生命的无限意义就包含着苦难、剥夺和死亡。我要求在黑暗中专心听讲的狱友们正视当前严峻的处境。他们一定不能丧失希望，而应当鼓起勇气，坚持斗争，始终保持尊严，坚守生命的意义。我说有人在看着我们在艰难环境中的表现，这个人可能是朋友、妻子或者活着和死去的他人，甚至是上帝，他希望我们骄傲地而不是悲惨地面对苦难，并且清醒地知道如何对待死亡。

我不想就此多说一句。从心理学角度讲，从拂晓时分到达车站一直到在营地度过第一夜，在我们心中，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最后我讲到了我们的牺牲，每一次牺牲都是有意义的。这种牺牲的性质决定了它在正常世界即追求物质成功的世界看来似乎没有意义。但实际上我们的牺牲确有意义。我坦率地说，我们中间那些抱有宗教信仰的人能够理解这一点。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狱友的故事。他刚到集中营时试图跟天堂达成一个协议：以他所受的苦难拯救所爱的人免于痛苦。对这个人来说，苦难和死亡是有意义的，他的牺牲是最有意义的。他不想白白死去，而我们谁也不愿意白白死去。

“你的朋友正慢慢地飘向天空。”他答道。起初我不太理解，直到后来有人用通俗的语言做了解释，我才明白他那句话的真正含义。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是在那个监狱里，在那种实际上无望的处境里，为我们的生命找到丰富的意义。我看到我的努力成功了，电灯再次亮起时，我看见狱友们蹒跚着向我走来，眼含泪水，充满感激。但我现在得承认，我很少有这样的内在力量跟苦难的狱友们做这样的交流，因此我一定错过了不少应该能够这么做的好机会。

“哪里？”我追问了一句。他随手指向几百码外的烟囱，烟囱里冒出的一串串火苗映照着波兰灰暗的天空，又慢慢融入幽暗的烟云。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犯人心理反应的第三个阶段：解放后犯人的心理学。我们先思考一个问题：集中营看守们的心理构成都有些什么？人们经常向心理学家提出这个问题。尤其当他对这些事情有过切身体会时，更是如此。同样也是血肉之躯的看守，怎么能够像许多犯人说的那样去对待他的同类呢？如果你听到犯人的介绍，相信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你不免要问，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要简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澄清几点：

“那你可以在那里见到他。”他告诉我。

第一，看守中间有一些是虐待狂，而且是纯粹临床意义上的虐待狂。

“是的。”我答道。

第二，如果急需一队严苛的看守，这些虐待狂总会被选中。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如果允许我们去小炉子 （烧的是树叶和碎木头）前暖暖身子，哪怕只是几分钟，我们也非常高兴。但总有几个监工以剥夺我们这点快乐为乐。他们不光禁止我们站在炉子前，还将炉子打翻，将可爱的火倒在雪地上。每当这时，这些监工的表情清楚地显露出他的快乐。如果党卫军讨厌某个犯人，他们中间总有那么几个不光喜欢而且精于虐待之道的同伙去折腾那个倒霉的囚徒。

“他分到左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