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在集中营的经历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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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殊服务的额外好处还有：只要工地午餐有汤，大囚头儿就会用汤勺多捞些桶底的豌豆给我。这位囚头儿曾是一名军官，他甚至还大胆地与那些曾和我发生争执的工头交头接耳，说我会成为干活能手。虽然这样做效果甚微，但他还是竭尽全力想保住我的性命 （他也的确挽救了我许多次）。例如，我与工头发生冲突的那一天，他偷偷派我到另一个工作队上工。

人接受命运和所有苦难、背负起十字架的方式为他提供了赋予其生命更深刻含义的巨大机会，即便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也是如此。他仍然可以做一个勇敢、自尊和无私的人。否则，为了活命，他会忘记自己的尊严，变得无异于禽兽。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困苦环境所提供的能使人道德完善的机会，有的人会充分运用它，有的人会放弃它。这也决定了他是否配得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

然而，只要大囚头儿还有倾诉的需求，我就可以免遭这一厄运。除了有保证地占据与他为邻的光荣位置之外，我还有另一优势：和几乎所有的集中营狱友一样，我也患有水肿，双脚肿大，脚上皮肤紧绷，膝盖不能弯曲。肿胀的双脚穿着鞋子都不能系鞋带，即使有袜子也不能穿。所以，我部分裸露的脚总是湿的，鞋子里也总是有雪，这样子注定会生冻疮，因而，我每迈一步都疼痛难忍。行走在冰天雪地里，鞋子结上了厚厚的冰，人们经常会一个接一个地滑倒，后面的人会压到前面的人身上。这样，整个队伍就要停下来修整一会儿，又不能太久，因为大囚头儿一会儿就要开始用枪托砸人，催促我们赶快起来赶路。而此时，越走在队伍前面，受牵连的麻烦也就越少。这样无需拼命赶时间，也不用忍受疼痛的双脚还要加快步伐所带来的痛苦。作为私下公认的大囚头儿御用医生，我稳稳当当地走在队伍第一排，同时也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不要以为这些议论不切实际。的确，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如此高的道德境界。在集中营的犯人当中，只有极少数保持了完全的内在自由，得到了所遭受的苦难带来的价值。但这样的人哪怕只有一个也足以说明人的内在力量可以使他超然于外在命运。不光集中营有这样的人，在任何地方，人都会遇到厄运，同时也就会遇到通过勇敢地面对苦难而实现道德升华的机会。

幸运的是，工作队的大囚头儿对我很好。他对我的好感源于在去往工地的漫长路途中我洗耳恭听了他娓娓道来的爱情故事和婚姻烦恼。我对他的性格诊断和基于精神疗法的建议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那以后，他非常感激我，这一点对我来说也尤其珍贵。在由280人组成的宿营大队中，他还在头5排紧挨着他的地方给我留下了铺位，这给我带来的优势可想而之。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就得起来排队。大家都害怕迟到或者站在后排。因为，如果有令人不快或遭人厌恶的工作时，囚头儿通常会在最后几排挑选他想要的劳动力。接下来，被挑选的劳动力必须步行到另一个地方，在怪异看守的监督下干特别恐怖的活。有时，为了抓住偷奸耍滑者，大囚头儿也会到前5排选人。一阵拳打脚踢后，人们的抗议和哀求慢慢平息，被选中的受害者将在喊叫和鞭打下被驱赶到集合地。

就拿病人，尤其是绝症病人的命运来说。我有一次读到一名瘫痪的年轻人的信件，在信中他告诉朋友，他刚刚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即使再做一次手术也无济于事。他写道，他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其中男主人公勇敢而有尊严地面对死亡。那个男孩觉得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是非凡的成就。现在，他写道，命运给了他同样的机会。

我想用这件小事引发的故事来说明：有时，似乎很老练的囚徒也会发火。他的愤怒不是由于自己所承受的残忍或疼痛，而是出自与之相关的侮辱。那一刻，我的确血脉贲张，因不得不听一个对生活一无所知的人来判断自己的生活而怒发冲冠 （我必须坦白，事后我对狱友做出的评价给了我孩子般的安慰：“他看起来庸俗粗鲁，连我们门诊部的护士都不愿让他进候诊室。”）。

几年前看过根据托尔斯泰小说改编的电影 《复活》的人，可能会有类似的想法。它反映了巨大的厄运下伟大的人生。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么伟大的命运，也就没有机会实现那样伟大的人生。看完电影后，我们去了酒馆，一杯咖啡、一只汉堡下肚后，就忘记了脑子里刚刚闪现的奇特想法。但当我们自己遭遇到厄运、需要决定是否以同样伟大的精神面对厄运时，我们早已忘记了好多年前年轻时候的决心，因此我们失败了。

“老实说，我是为穷人开诊所的，大多数情况下我分文不取。”我说的太多了。他就像疯子一样嚎叫着扑向我，一拳将我打倒。到后来，我都记不清他喊了什么。

也许我们中有人会再去看那部电影或者类似的电影。到那时，其他电影可能会自动地闪现在他的脑海里，某人内在伟大的特定细节也会展现开来，比如一名年轻女子，我在集中营亲眼目睹她的死亡。实际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也许会觉得我在编造，但对我来说，那个场面就像一首诗。

“什么？你是医生？你一定从别人口袋里捞了许多钱吧！”

这个年轻女子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在跟她谈话时，她却很快活，她告诉我：“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么沉重的打击……以前的生命让我糟践了，我从没有认真考虑过精神完美的事。”她指着窗外：“这棵树是我孤独中唯一的朋友。”透过窗户，她只能看到栗树的一条枝桠，上面开着两朵花。“我常常跟它交谈。”她对我说。我感到震惊，不知道如何回答。她是否在说胡话？她是否有了幻觉？我好奇地问，树是怎么回答她的。她告诉我：“它对我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我没在意这些，但我不敢怠慢他的死亡威胁。于是，我挺直腰板盯着他说：“我是医生，而且是名专家。”

我们已经说过，犯人内在自我的状况最终不是取决于那些生理或心理条件，而是自主决定的结果。对犯人的心理观察表明，只有那些自甘沉沦、放弃对道德自我和精神自我内在把握的人才会成为集中营恶劣条件下的牺牲品。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所谓 “内在把握”是什么意思？

他开口骂道：“你这头猪，我一直盯着你！让我来教你怎么干活！你要像野兽一样死去！不出两天，我就让你完蛋！你从来没有干过活吗？猪，你是干什么吃的？难道是商人吗？”

从前的囚犯在回忆牢狱生活时都觉得集中营对人最压抑的影响是你不知道自己要被关多久，你不知道哪天会被释放 （在我们那个集中营，对这个问题大家甚至谈都懒得谈）。实际上，犯人的刑期不光不确定，而且是无期限的。某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就说过，集中营生活是一种 “临时的存在”。我们还可以补充几个字，那是 “未知期限的临时存在”。

有一次，气温低到仅有华氏2度，我们为铺设水管在森林里挖掘冻硬的土壤。当时，我身体十分虚弱。负责监工的是一位红光满面的工头，他的样子让我想起了猪头。在寒冷的冬天，他戴着一副保暖手套。他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我立刻感到麻烦就要来了，因为我面前不大的土墩说明了我的工作量。

新来的犯人一般对集中营的条件一无所知。那些从别的集中营来的犯人则不得不保持沉默，有些集中营则从来没有人回来过。一进入集中营的大门，人的心理就会发生变化。不确定性结束以后，又是结局的不确定性。你不可能预测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何时能结束，或者到底能否结束。

鞭打令人倍感疼痛是因为鞭子隐含着侮辱的意味。有一次，我们在结冰的轨道上搬运沉重的钢轨。此时，如果有一人滑倒，不仅会危及自己的生命，还会危及其他共同作业者的生命。我的一位老朋友臀部先天性脱臼，因此能被选中干活也是让他十分高兴的事，因为一般来说，身体残疾的人在面临第一次选择时肯定要被送上死路。他抬着沉重的钢轨，在轨道上一瘸一拐地走着，好像随时要摔倒在地，拖累其他人。我当时并没有参与其中，见此情形，毫不犹豫地想跑过去帮忙。这时，我的脊背受到重重一击，紧接着就听到有人呵斥并命令我回到自己的位置。而讽刺的是，就在一分钟前，打我的看守还骂我们这些 “猪猡”没有合作精神。

拉丁词finis有两个含义：“结尾或结局”和 “要达到的目标”。看不到 “临时的存在”何时结束的人，也不可能去追求生活的终极目标。他不再像正常人那样为了将来而生存。因此，他内在生命的这个结构就改变了，我们从生活其他领域所知道的堕落迹象就开始了。比如，失业工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他的存在成了临时性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不能够为未来而生活，也不可能确定什么目标。针对失业煤矿工人的研究表明，因为失业，他们受到一种特殊的、扭曲的心理时间的折磨。犯人同样饱受这种奇特的 “时间—体验”之苦。在集中营，很短的时间，比方说一天，由于充满了折磨和痛苦，所以显得特别漫长。而大点的时间单位，比如一个星期，则过得很快。我的狱友都同意我所说的：在集中营里，一天过得比一个星期慢。我们的时间—体验是多么荒诞！在这一点，我们想起了托马斯·曼的 《神山》，其中有一些非常到位的心理学评论。托马斯研究过人在类似集中营环境 （比如隔离病区那些不知何时能回家的结核病人）中的心理变化过程。他们也经历着类似的生活状态——没有未来，没有目标。

很奇怪，在一些情况下，不留痕迹的鞭打比留下痕迹的鞭打更伤人心。有一天下暴风雪，我在铁路上干活。尽管天气十分恶劣，我们也要不停地卖命。我吃力地铲石子修路，当然这也是保暖的唯一方法。当我停下来靠着铁锹喘一口气，不幸被恰好转过身的看守发现，他认为我在偷懒，却没有用侮辱的语言和拳打脚踢来伤害我，这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值得与眼前这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没有人样的家伙说话，更犯不上咒骂。他只是戏谑地捡起一块石头向我扔来。在我眼里，这样的举动更像是吸引野兽的注意或者吆喝家禽和畜生时，人们因为没必要惩罚它们而使出的伎俩。

有个从车站跟一大队新来的犯人一起走到集中营的犯人后来告诉我，他感觉到好像是走在自己的葬礼上。在他看来，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前途。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终结，好像已经死去。别的因素会强化这种感觉：在时间上，人会痛切地感受到集中营生活的无期；在空间上，则是监狱活动范围的逼仄。铁丝网外面的一切都那么遥不可及，那么不真实。外面的人和事对犯人有一种鬼魅般的影响。在犯人看来，外面的生活于他就好比死人从另一个世界观察现实一般。

在集中营里，人们稍有不慎，有时甚至毫无缘由，就会招来一阵毒打。比如，干活的工地在发面包，我们排队领面包。有一次，我后面的人略微站偏了一点，使整个队伍看起来有点不整齐，这就惹怒了党卫军。我当时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注意到周围有党卫军，头就突然被猛击了两下，这才让我发现党卫军正在身旁挥动棍棒。这时，最痛的不是肉体 （这样的惩罚对成人和儿童都一样），而是不公正和不可理喻对心理造成的伤害。

看不到未来的人之所以自甘沉沦，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老在回忆。我们曾经说过，犯人容易忆旧，为的是忘记眼前的痛苦。但剥去当下的现实性就会蕴涵着一个危险，那就是容易忽视积极度过集中营生活的机会，而的确存在这样的机会。将我们的 “临时的存在”看做不真实的，本身就是使犯人丧失对生活的把握的重要因素，一切都成为无所谓的了。这种人忘了，正是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人才有实现精神升华的机会。他们不是把集中营的苦难看做对自身内在力量的考验，而是很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把生命轻易抛弃。他们更愿意闭上眼睛，生活在过去之中。对这些人来说，生命是无意义的。

冷漠、迟钝、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是囚徒第二阶段心理反应的表现，这些症状最终会使他们对每天每时频繁发生的酷刑折磨无动于衷。正是由于这种冷漠外壳的包裹，囚徒们才能真正地保护自己。

自然地，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达到极高的精神境界。但是，有一些人，虽然从世俗的角度看是失败的，但也曾经有过成为伟人的机会，而这种伟大是在通常环境下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而我们当中另外一些平庸而三心二意的人，则正如俾斯麦所说：“生活就好比看牙医。你总是觉得最难受的时候还没到，而实际上它已经过去了。”稍作改变，我们可以说集中营里绝大多数犯人都相信生命的真正机会已经过去了。但实际上仍有机会和挑战。除非你能够战胜那些经历，将生活转化为内在的胜利，否则就是忽视那些挑战，像绝大多数犯人那样，无声无息地枯萎下去。

如果从职业角度讲，说我缺乏情感一点也不会令我觉得惊奇。现在我也许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因为我几乎没投入什么情感。

要消除集中营生活对犯人在心理和病理方面的影响，就要运用心理治疗和心理卫生的方法，给他指明一个未来的目标，以使他恢复内在的力量。有些犯人本能地会给自己确定这样一个目标。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只有人才能着眼于未来。在极端困难的时刻，这就是他的救赎之道，不过他得迫使自己将精神专注于此。

我的床铺在房间的正对面，恰好靠近屋内唯一一扇接近地面的窄窗。当我正用冰冷的双手抱着一碗热腾腾的汤大口喝着，偶尔瞥见窗外那刚刚搬出去的尸体，他直愣愣地瞪着我。两个小时前，我们还在交谈，现在却阴阳两隔。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我继续低头喝汤。

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老穿破鞋，我的脚伤得很重。有一天，脚疼得厉害，我一瘸一拐地跟大家走了几公里路，从集中营到工地干活去。那天非常冷，寒风刺骨。我不停地想着悲惨生活中的琐屑之事。今晚吃什么？要是能额外得到一根香肠，要不要拿它去换一片面包呢？要不要用最后一支香烟去换一碗汤喝？去哪里弄一根好点儿的鞋带？到工地后是跟原来的小队一起干活儿呢，还是会被派到其他凶恶监工的小队去？怎样跟囚头搞好关系，让他帮我在营里找个活干，而不用走那么远的路到工地上？

“护士”拖着尸体慢慢走到台阶处，他自己先费力地爬上台阶，再转身拖尸体，被拖住的脚带动身躯，最后，伴着奇怪的咯吱声，尸体的头部也颠簸地被拖了上来。

我对时时刻刻想着这些琐事的情况感到厌烦了，就迫使自己去想别的事。突然，我看到自己站在明亮、温暖而欢快的讲台上，面前坐着专注的听众。我在给他们讲授集中营心理学！那一刻，我从科学的角度客观地观察和描述着折磨我的一切。通过这个办法，我成功地超脱出当时的境遇和苦难，好像所有这些都成了过去。我和我的痛苦都成为自己心理学研究的有趣对象。斯宾诺莎在 《伦理学》中谈到 “作为痛苦的激情，一旦我们对它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就不再感到痛苦了”。

我冷漠地看着发生的一切。最后，再让 “护士”运走这些被掠夺过的尸体。搬尸体时，他随意地拽着尸体的腿，任其尸首在50个斑疹伤寒病人睡的两排木板床间的过道上磕磕碰碰，就这样一直拖着尸体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朝门口走去。由于长期缺乏食物，我们的体能已消耗殆尽，哪怕只是通过空旷地带的两级台阶对我们来说都很费力。在几个月的集中营生活里，如果不用手抓住门框，我们几乎无法登上那些约6英寸高的台阶。

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的犯人，注定要走向毁灭。由于他对未来失去了信念，他也就丧失了对精神的把握。他自甘堕落，成为行尸走肉。通常，这会很快发生，通常的表现是精神崩溃，凡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对此都非常熟悉。我们都害怕这一刻，不是担心我们自己，而是担心我们的朋友。一般来说，精神崩溃的犯人一开始是早上拒绝穿衣洗漱，或者拒绝出操。任何劝说、任何威胁对他都不起作用。他就那么赖在那里，一动不动。如果这种情况是疾病引起的，他会拒绝去病号区，也拒绝做任何有助于自己恢复的事。他就那样放弃了。他缩在自己的躯壳里，不再关心任何事情。

有一段时间，我就留在棚屋照料斑疹伤寒病人。他们发着高烧，神志不清，许多还病入膏肓。当某个病人死去后，我也能毫不沮丧地目睹那些会重复发生的情形：即其他囚徒接近体温尚存的尸体，有人夺走死者剩下的土豆泥；有人认为死者的木鞋看起来比自己的要好，就把它换走；有人换走死者的上衣；连只拿到细绳的人都会因此沾沾自喜。

我有一次亲身体会到丧失对未来的信念跟这种危险的放弃之间的密切联系。F——我的号长是一名小有名气的作曲家和词作家，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我跟你说点事，医生。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有个声音说，我可以许个愿，问任何我想知道的事，我都会得到答案。你猜我问了什么？我问他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你明白我的意思，医生。我就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放。”

进入心理反应的第二阶段，这个囚徒的眼睛将不再躲避这一切。由于情感已经麻木，他看到什么都只会呆呆地站着不动。除此以外，他顶多盼着自己能借受伤、浮肿或发烧在医务室看病之机，在集中营干两天轻松的活。他看到一个12岁的男孩被带进医务室，这个男孩因为集中营没有他穿着合适的鞋子，被迫在雪地里执勤或在户外干活站了几个小时之后，脚趾被严重冻伤。值班医生用镊子一点点地拽去变黑坏死的部分，而我们这位旁观者的感情却已经麻木，无法真切地感受到厌恶、恐惧或怜悯等情感。进入集中营几周，他不断看到受难者、将死之人和已死之人，对一切已司空见惯，再没什么事情能够打动他了。

“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梦？”我问他。

在心理反应的第一阶段，某个囚徒往往不忍目睹别人被罚示众，也不忍目睹泥潭里一排排的囚徒在皮鞭的威慑下来回走几个钟头。几天或几周之后，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每天拂晓，天色依然灰暗时，该囚徒正和他的小队站在门前排队整装待发。此时，很可能他会听见一声尖叫，紧接着看见一名囚徒被打倒，爬起，再被打倒，再爬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名被打的囚徒在发烧时没有及时报告医务室，所以被认为干活偷懒，因而招来一顿毒打。

“1945年2月。”他说。当时是3月初。

大部分囚犯穿上破烂不堪的制服，也就比稻草人优雅一点点。集中营的棚屋之间到处都是粪便，人们越是清除，就越是需要不断地接触这些粪便。新来的犯人被指派去清扫厕所和清除粪便是常事。在道路蜿蜒曲折的运输途中，粪便经常飞溅到囚徒的脸上，他们一旦表现出厌恶，或者用手擦去粪便，就会招致一顿毒打。人的正常反应受到强烈的抑制。

“那个声音怎么回答你的？”

除了以上描述的反应之外，新囚徒还经常遭受痛苦的感情折磨，他还要抑制这些情感。这种情感首先指他对家乡和家庭的无限思念，有时强烈到足以将其吞噬。其次指对周围一切丑恶行为的厌恶，甚至仅仅是丑陋的外貌都让他感觉厌恶。

他诡秘地耳语道：“3月30日。”

我记得莱辛曾经说过：“有些东西能使你失去理智或变得一无所有，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一种对于非正常情境的反常反应却可以被视为正常。甚至我们精神病学家还希望，人们在非正常情形下的反应与其正常状态相比是偏向非正常的。例如在收容所等环境里，以及那些被关进集中营的人，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正常的思维状态。但从客观上来讲，在这种受到限定的环境下产生这些非正常的反应都是正常的。正如我描述过的，这些反应将在几天内发生变化。囚徒开始从心理反应的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即一个表现相当冷漠的阶段。在这期间，他的情感进入一种死亡状态。

当F告诉我这个梦时，他充满了希望，确信梦里那个声音所说的是正确的。但随着日子的临近，我们根据得到的消息判断，战争极不可能在那个日子结束。2月29日，F突然病了，发高烧。3月30日，就是梦中声音告诉他战争将结束的那一天，他陷入了昏迷。第二天，他死了。从所有外表的症状看，他是死于伤寒。

我笑了笑，我相信任何处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人也都只能如此。

凡是了解人的心理状态，了解他的勇气和希望或者缺乏勇气和希望与他自身免疫力有紧密联系的人都理解，突然失去希望和勇气会导致死亡。我朋友最终的死因是预言没有如期兑现，他绝望了。这使他身体抵抗力急剧减弱，导致潜伏的伤寒感染发作。他对未来的希望和活下去的意志都没有了，身体也就成为疾病的牺牲品——虽然他梦里声音所说的最终都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