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悲剧性的乐观主义辩护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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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看看 “悲剧性的乐观主义”该怎样理解。简单地说，它指的是即使身处 “三重悲剧”当中仍然并且一直保持乐观的情绪。而所谓 “三重悲剧”在意义疗法中包括了以下三种因素：（1）痛苦；（2）内疚；（3）死亡。本章提出的问题是，在上述情况下，人怎样才能乐观地生活下去？换言之，虽然生活充满了悲惨的因素，但它如何能够保持潜在的意义呢？总之，“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仍然对生活说 ‘是’”（引用我用德文写的一本书的题记），就是假定在任何情况下生活都是有意义的，即便在极为悲惨的境地也是如此。而这反过来又假定人的创造力会将生活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或建设性的因素。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利用任何给定的处境，面对灾难而保持乐观。人类总是有能力 （1）将人生的苦难转化为成就；（2）从罪过中提炼改过自新的机会；（3）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取负责任的行动的动力。

不过，应该记住的是，乐观主义不能通过命令获得。你甚至不能强迫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无例外地保持乐观。对于行为来说是这样，对于 “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两个因素，即信任和爱也是这样，它们也都不可能通过命令获得。

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命令 “幸福起来”。但幸福也不是能够强求的，它只能是结果。人们一定要有理由才能幸福起来。一旦找到了那个理由，他自然而然会感到幸福。人类不是在追求幸福，而是通过实现内在潜藏于某种特定情况下的意义来追寻幸福的理由。

对这种理由的需求在人类特有的另一种现象——笑——当中同样适用和存在。如果你想让某人笑，那你需要给他一个笑的理由，比如讲个笑话。要是你催促他笑，或让他催促自己笑，那他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真正笑起来的。若是那样，无异于大家在照相机前齐声说 “茄子”，只会在照片上显示出笑的模样，但那样的笑容是僵化而不自然的。

在意义疗法中，这样的行为模式被称为 “过度意念”。它在性神经官能症 （不论是性冷淡还是性无能）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患者如果不是忘我地献身，而是直接地去追求性高潮，那么这种追求反而会让他得不到性快乐。说实话，所谓 “快乐原则”实在是让人扫兴的。

个人一旦成功地找到了意义，那他不但会感到幸福，还会具备应对磨难的能力。如果某人追寻意义的努力最终失败了，那又会是什么情况呢？那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比如，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像战俘营或集中营那样极端的处境。首先，正如那些美国军人告诉我的那样，他们会形成一种所谓的 “放弃综合症”的行为模式。在集中营，这种模式的表现是，有人早晨5点拒绝起床干活，而是赖在牢房里，呆在满是屎尿的草垫子上。无论你警告还是威胁，统统都不管用。然后他们一般会拿出一支藏好的烟，开始抽。那一刻，你会明白：他会在48小时内死亡。意义的导向减弱了，结果是对即时快乐的追求占了上风。

这让我们不由地想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类似现象，就是那些自我标榜为 “没有前途的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借以寻求安慰的不是香烟，而是毒品。

实际上，吸毒不过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由于存在需求之挫折引发并反过来成为我们工业社会普遍现象的无意义感。今天，不但是意义疗法专家惊呼无意义感成了神经官能症日益严重的诱发因素，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厄尔文·D.亚罗姆在 《存在之心理疗法》一书所说：“在40个寻求治疗的患者中，有12个 （30%）存在某种与意义有关的严重问题 （由患者本人、治疗师或独立评估人判定）。”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帕罗阿托，这个数字相差不到1%。近期的有关统计表明，在维也纳有29%的人抱怨自己的生活缺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