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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索罗斯白天与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见面，晚上又与丘拜斯的特别代表协商。
8月13日：在索罗斯等金融基金的看空压力下，俄罗斯央行宣布限制卢布的兑换，股市恢复开盘一开始就重挫15%，史称“黑色星期四”。索罗斯再发声明，称“这绝非我的本意”。
8月16日：索罗斯飞赴莫斯科，频繁接受当地电视台和电台采访，一再辩称自己不会从卢布的贬值中获利，并准备了一份建议实施联合汇率制度的文件给俄罗斯政府。
8月11日：俄罗斯金融市场崩盘，股市交易暂时停止。李普顿在见过索罗斯后飞莫斯科。索罗斯在《金融时报》撰文认为，卢布贬值势在必然，需要动用500亿美元才能帮助俄罗斯渡过难关。
8月17日：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桑莫斯电话商讨俄罗斯金融危机。
8月9日：发布消息，看“空”俄罗斯卢布。其客观结果是，在华尔街及全球金融市场上造成了“恐慌预期”。
8月18日：卢布重贬35%，俄罗斯政府宣布不履行偿债承诺，股市再度大挫。索罗斯又发表一大堆意见，其中包括建议叶利钦总统解散国会，让“改革的火焰持续在俄罗斯燃烧下去”。
8月7日：索罗斯打电话给丘拜斯，告诉他“情势紧迫”，俄罗斯所欠外债即将到期支付，他愿意以民间身份筹措100亿美元，帮助俄罗斯重建金融秩序；同时，打电话给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李普顿表达同样的意思。
8月22日：国际市场终于被俄罗斯危机拖累。欧美股市相继发生重挫，而索罗斯的基金在这之前早已预见将出现这次“相当不错的暂时性触底”。不过，索罗斯再度发誓，“在整个亲身经验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交易任何俄罗斯股票”。
1998年8月，俄罗斯金融体系突然彻底解体，当局被迫对卢布进行强制性休克式改革，索罗斯往返莫斯科、华盛顿之间，穿梭于美国财长鲁宾与俄罗斯总理丘拜斯中间，扮演了一个上蹿下跳、无比兴奋的角色。他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所谓“一揽子解决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方案。他曾经详细记录了自己在这场长达两星期的金融风波里干过的所有事情：
8月23日：叶利钦解散政府。从8月7日到23日的短短两星期里，卢布在金融期货市场上贬值至原来的25％。这一天，一直高调的索罗斯突然对媒体说，“我也难测前景”。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当苏联和东欧地区爆发此起彼伏的政权地震的时候，几乎在每次动荡中你都可以看到索罗斯的身影。1997年他突袭泰币，引爆了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亚洲金融风暴。
这场惊心动魄、影响了整个俄罗斯改革进程的金融危机至此到达高潮期。索罗斯在这期间的所作所为及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比拟。在这之后，美俄双方都把他当成了金融解体的替罪羊，舆论更是对他唾沫乱飞，尽管他指天发誓，“上帝作证，在这其间，我没有炒卖过一张卢布”。
1979年，索罗斯成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und)，他把目标定为“帮助封闭的社会开放，促进开放的社会更开放”。在接下去的很多年里，他便通过这个基金会开始放飞他的知识分子梦想。用他的话说，“基金会做了许多看似急迫的事，目的是支持民间力量，并帮助建立法治及拥有独立商业领域的民主国家，每个基金都由当地公民组成的委员会主持，他们可以决定什么是当地的优先急务”。索罗斯希望用一己之能力建立一个超越于政府体系和普通意义之上的金融机构以外的另一个乌托邦似的集团。在后来的时间里他也确是这么做的。1984年，他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建立了他的第一个东欧基金，随后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蒙古、苏联、甚至海地等31个国家组建了基金机构，为这些国家的金融开放体系的确立付出了很大努力。他还出资创办了中欧大学、国际科学基金会等，每年至少付出3亿美元以上的经费。
直至今天，在很多人眼里，索罗斯还是一个带有神秘邪恶色彩的金融巨鳄，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等亚洲政治家对之恨之入骨。在如此众多的金融行为中，他有没有让量子基金得利是一回事，至少在他兴风作浪的那些地区和国家里，他收获的几乎全是道义上的大失败。而这正与他的初衷形成了鲜明而富有讽刺意义的反差。
然而作为全球最成功的金融投资大师，索罗斯却又在深深地陷入了企业经营者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挣扎，“作为一名市场参与者，我总是尽量提高自己的利润，但作为一名地球公民，我关注的是社会价值：和平、正义和自由。但是，我无法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发挥这些价值观……在股市上，成与败可以用金钱的增减来衡量，这毫无困难，可是如果人们行事纯以结果论成败，就会远远地偏离公共利益。往往，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南辕北辙，市场是竞争性的，而其目标就是要赢，而社会价值则有其自我存在的异意。就市场的参与者，我希望做个赢家，并以一个公民或人类的身份增进公共利益。有时候很难区分这两个角色”。这样的言论充满了矛盾、徘徊和无法宣泄的郁闷。
1998年10月，索罗斯背负无数恶名，两手空空地回到位于纽约的办公室。在心情无限沮丧的时候，他写出了一本《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书中他回顾了这段充满了戏剧性的心路历程，阐述了自己的理想，抨击了恶俗的现实政治和经济，为自己的作为进行了勉为其难的辩解。最后，他充满无奈地写道，“我不愿公开作辩，因为我怕被人指为无知的理想主义者。我也并不指望别人和我一样，为一个理念介入如此之深——我必须声明，我就是因为生财有道，才能这么做”。
索罗斯善于洞察局势，他能看到局面何时由常规转为动荡，他因此在凶险无比的金融领域内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他总是习惯性地观察弦外之音，而这些迹象往往都来自于政治舞台。索罗斯尤其擅长关注下列情况，即当重大经济或者社会问题的走势即将转变成危机(但还没有转变)并全面爆发之时，政客、财长和要员们对之作出的试探性的、片面的反应。“生命起源于混沌之初”，索罗斯告诉他的传记作者，“所以我专门研究混沌之初的局势。而这也是我表现最出色的时候。”通过巧妙地利用这些变革的时机——并抢在其他金融家以及绝大多数政府采取行动之前作出反应——索罗斯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
索罗斯最后讲了实话。“生财有道”是自诩为知识分子——或者说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索罗斯敢于实现自己理想的唯一前提。在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摇摆中，在一条无法穿越的“悖论之道”上，索罗斯侥幸逃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