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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位可爱的英国青年，和一本大洋彼岸的遥远的财经杂志，还有一个他和它一起炮制出来的似是而非的“中国富豪排行榜”把中国商界搅得鸡犬不宁。很显然，到我采访胡润的时候，他已经对自己的高知名度有些习惯了。在被问及为什么要做这个排行榜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细节：1997年，他在上海滩上混日子，东闯西突地搞不出个名堂，很苦恼，便向家乡的老爸诉苦。老头子一语惊醒梦中人：你有没有搞明白，在中国，在上海你是谁？胡润说，从那时开始，他知道只有出名，让自己成为一个“谁”，那才会有机会。于是，他想到了为中国富人做一个排行榜的主意。1999年，最粗糙的排行榜出来了，他给《商业周刊》、《财富》和《福布斯》分别发了一份，结果《福布斯》表示了兴趣，并将之放上了《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就这样，胡润出名了。
这天，胡润穿得很休闲，浅黄的外套，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这让我们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绅士的一个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胡润说话的样子很细致，很注意对方的感受，并时不时地用稍有夸张的表情来对你的言谈做出反应。他不但中文好得出奇，对汉文化的了解更是让我们意外，他反问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文明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就在我们迟疑不决的时候，他得意地说，“那不就是在宋朝嘛，四大发明”。
名单刚一问世，质疑、谴责之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一些上榜的企业家要和胡润对簿公堂，没有上榜的富豪也要“讨个说法”，甚至有媒体说，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单，资料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甚至这种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无数问题。《中国企业家》的主编牛文文曾在一篇题为《一段眼花缭乱的财路》的文章中有过一段十分生动的叙述：忽然到了秋天，我们的老朋友胡润来电话，说新一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几天后就要出炉了，这回不再是50人，而要扩编到100人，可能是一下子扩得太猛了，还差几个凑不满100人，问我能不能给他帮忙推荐几个人。下夜班回家的路上，我一手扳方向盘，一手拿手机，胡乱说了几个自认为很新锐而胡润可能不知道的名字……等几天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来……我现学现卖给他的那12个名字，有4个人赫然列在前12名，其中欧亚农业的杨斌高居第二！
我与胡润见面，是秦朔搭的桥。跟他约定8点30分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见面，结果他迟到了。在十来分钟的时间里，他接连打来两个电话，为上海的交通向我们致歉。访谈在波特曼边上的星巴克进行，这也是胡润建议的，他说，波特曼一杯咖啡要70多元，而星巴克只要10来元，这位安达信的前任雇员显然对数字有很现实的敏感。
可是，无论如何，胡润因此成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几乎所有的中国顶级富豪都生怕他遗漏了自己，可是当自己真的出现在排行榜上的时候，却又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在这样的舆论聚焦中，胡润一夜之间暴得大名，他出没在各种媒体之上，他对某一位企业家的些许点评都能成为财经或八卦新闻的发酵源。他上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时，主持人崔永元用当年毛泽东写白求恩的语调介绍他，“胡润，一位英国小伙子，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做了一个中国人本来不知道的百富榜，把中国富人推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在中国你是谁？
到这时，胡润和他的排行榜，已经构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商业人文现象：对财富的追逐和关注，使排行榜备受瞩目，而原始积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学乃至相当多人的仇富情结，则造成了观念及商业运作层面的混乱。以至于每次排行榜公布后，便会有税务机构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税，而往往又是一查一个准，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顶级富豪——尤其是排在前10位的则常常在传媒的追踪下突然显出不该有的“尾巴”来。如仰融、杨斌、顾稚军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传媒的高度关注中，眼睁睁地看他们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顿生。在某种意义上，胡润的百富榜竟像极了七八年前中央电视台的“标王”，一夜成名靠的是它，百劫不复也因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