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让我们开始梳理各自的使命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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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复苏是从对僵化体制的瓦解起步的，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了某种双重性，一方面它携带了十分浓烈的意识形态要素，经济活动上的每一次突围都被当成是改革与保守的较量，是先进理念与陈腐势力的决斗，而另一方面，“解放生产力至上”的思维起点，使整个经济发展都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

“怎么能这样！我在失望之中，像一个在学者面前受伤的孩子似的冲了出去。”卢斯在一篇演讲中这样愤愤不平地叫嚷道。事实似乎是，在卢斯创办《财富》的那个年代，商业及商人在公众心中的印象大抵是如此的丑陋。创作《企业家——美国的新英雄》一书的戴维·西尔弗认为，“直到20世纪40年代，对经济学史所作的研究表明，没有哪一个重要经济学家曾经把企业家的作用看做是能够形成导致经济繁荣或衰退的产品和服务的创造者”。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的出现是必然的。

但是，也是从这时候开始，“T型车的车轮碾碎了贵族们脆弱的尊严”，企业家以他们令人骇然的敛聚财富的速度和改变生活的能力而成为全社会最受关注的一个强势阶层，他们开始被一层层地涂上“国家英雄”的金身。哲学家A．N．怀特海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试图论证：“伟大的社会是企业家对自己的功能评价极高的社会。”而卢斯发表于1954的《商人的品质》一文，更是表达出强烈的使命感，被视为财富阶层的一次宣言。

而在公众层面，由于把不现实的期望寄予到财富阶层身上，却因无法实现而萌生不满，这些不满层层叠加、日日累积最终演变成一种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便诱发出种种的“仇富情结”。

卢斯写道：“商人必须被当做最伟大的职业……商人的整个事业是变换的，并且是商人随着商业的变化而变化的。他的地位不断地被加强，不仅由于直接的资产阶级阵营中新冒险者的出现，还由于工业经理的出现。商人应该是受人尊敬的物有所值的社会服务者。”

企业家被“不自觉”地赋予了它不应当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公众责任，他的使命因而被放大。在这一情形中，有的人不堪其重，有的人迷失了职业化的方向，也有的人以使命为旗而行不义之私，进而让整个企业家阶层遭遇质疑。

“商业是一个充满荣誉的职业，是创造财富和通过商业扩展财富的职业信念的最好的途径。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商人寻找许多办法来界定我们所代表的系统。我们称它为自由企业或人民资本主义。请允许我建议一个较老的定义。我们必须代表和为之奋斗的是自由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对欧洲而言的自由市场，而是一个对全世界而言的自由市场。”

一个正在浮现的事实是：近20年，中国民间财富空前发展，财富阶层迅速壮大成熟，然而新兴财富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共存关系至今尚未生成。对这一命题的解读是棘手的，它涉及公众心理、法治秩序、道德重建、利益均衡等多个方面，而其中，最不容易被发觉，也是我在这本书中试图揭示和论证的是，这种双重的认知紊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对企业家，以及企业家对自我的使命认识上的错位所造成的。

“商人必须对他们所想要的这种社会、这种制度有明确的自信，并且他们必须站出来为维护这些自信而战。”

但同时他们又是当今中国被“仇视”和“被边缘化”的一代。以“李海仓枪杀案”（注释4）为代表的仇富事件的频频发生，每年因《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而引发的种种质疑，乃至不久前围绕兴建高尔夫球场而爆发的争论（注释5），似乎都在证明着这个先富阶层的尴尬。一股不信任、不被接纳的云团似乎愈积愈大。每次财富年会或论坛上，“企业家如何自我保护”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很显然，从来没有人像卢斯这样用理直气壮的“宣言”来为财富阶层辩护和定义，只要稍稍替代掉这中间的若干个名词，我们大概会把它与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或托马斯·杰弗逊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文本混为一谈。在其后的３０多年，卢斯的后来者继续放大着这样的使命，商人——日后更多地被称为企业家，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进步力量和梦想实现家。他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他们对自我的期许也达到了顶点。晚年的亨利·福特曾经开着他的奥斯卡2号“和平船”周游世界，每到一个国家，他必像一个无所不知的先知一样指手画脚，他大声地评论当地的政治、风俗和葡萄酒的优劣，把雪茄的烟灰弹溅到羡慕仰望的人们身上。在挪威，一位记者在认真聆听了亨利·福特沉闷而冗长的演讲后终于忍无可忍了，他在第二天的报道中不客气地写道：“一个人一定必须非常伟大才能说出这些愚蠢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