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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啦”一声，一车黄澄澄的五倍子像瀑布一样，全数从卡车后厢被倾倒出来，在地板上堆成一座小山。
十几个工人迅速围过来，各执木铲，把它们铲进一台冲击式粉碎机中去。这台粉碎机是最新的德国货，内部有六个旋转锤体，和周围的固定齿圈共同形成一张贪婪而凶残的大嘴，把五倍子嚼得细碎。
接下来，这些细渣会先被清洗一番，除去虫尸、粪便等杂质，然后投入酒精桶内浸提。随后经过澄清、分离、蒸发、浓缩等一系列工序，最终转化成一种淡棕色粉末。
整个生产线就以这样一种方式运转着。不断有原料被送入粉碎机，也不断有成品粉末从干燥机里喷出，每一个零件都在满负荷运转，噪声与混着酸味的蒸气充斥整个车间。在这一片有秩序的忙碌中，一只大手探入末端的收容槽，抓起一把湿漉漉的粉末，声音铿锵：
“以我们五洲固本皂药厂的现有设备，三班轮换，可以保证每天产出两百公斤的单宁酸粉。颜院长，你看够不够？”
讲话的是五洲药房总经理项松茂，他今年已经五十二岁，白净光滑的脸上不见岁月磨蚀的痕迹，依然挂着招牌式的盈盈笑意，唯有额头隐隐新增了横三纹。
站在他旁边的，是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红会总医院的双料院长颜福庆。两个人此时并肩而立，望着隆隆开动的生产线，眉宇间都有化不开的忧虑。
“两百公斤啊……”
颜福庆也抓起一把单宁酸粉，细细一搓。这些粉末的颗粒大小不甚均匀，而且颜色偏暗，显然没用亚硫酸氢钠做还原剂来漂白。
不过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了保证产量，项松茂简化了很多工艺步骤。事实上，这个皂药厂能在短短一天之内，把生产肥皂的设备改成单宁酸生产线，已是一个奇迹。颜福庆不能奢求更多。
单宁酸的用途十分广泛，但眼下颜福庆只关心其中一种功效：它是很好的收敛剂，且对伤口有抑菌作用，可以减少感染，尤其适用于创伤、烧伤，以及表面性出血。
只有一种场合会大量用到它，那就是热兵器战场的治伤急救。
“这个产量够不够？”颜福庆回头问曹主任。曹主任拿着一个小本子，低头算了算，脸色为难，道：“现在勉强够了，可是接下来恐怕战事规模扩大……就蛮难呢。”
固本皂药厂每天两百公斤的产量，居然尚不敷用。周围的工人们不由得窃窃私语，这前线……到底打得有多惨啊？
今天是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的一月二十九日。一天之前的深夜十一点半，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闸北各处发起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当即奋起反击。两军激战了足足一日，日军动用了铁甲车、飞机等先进武器，战况极为激烈。
上海自开埠以来，还从未遭受过如此规模的战事。正在筹办年货的市民们惊骇万分，一时间阖城大乱。战火波及甚广，就连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亦在日军的轰炸中焚毁殆尽，焚书形成的浓烟竟日不减。
红会对战争局势早有预判，提前组建了数支战地救护队。但战事一启，颜福庆便发现不对劲了。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军阀混战。短短一天，便有几百名伤员从前线被送下来，抛留在战场的死者数量只会更多，凭红会自己的力量只是杯水车薪。
颜福庆一方面向上海医界寻求人力支援，另一方面以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联络各处药厂，协调紧急生产战场急救药物，以应对接下来的巨大消耗。
而项松茂作为近年来声名鹊起的本土制药巨头，自然当仁不让。他催促大丰、开成、新亚等工厂不计成本，开足马力生产药物，就连旗下生产肥皂的工厂也主动关停，转而生产单宁酸。
项松茂听曹主任为难，立刻道：“我再想想办法，动员一下工人。只要原料供应得足，争取提高到三百公斤。”
“项总经理，我代表上海医护人员和前线将士们感谢你，这可是帮了大忙啦！”颜福庆握住项松茂的手，用力晃了晃。项松茂却毫无得色，反而颇为沮丧：“大敌当前，上海有累卵之危，我们能做的却只有这一点，实在是不甘心哪。”
颜福庆宽慰他道：“项总经理放心，现在整个上海医界都动员起来了。不光是华界的医院，就连租界医院里，也有许多医生偷偷跑出来，志愿加入伤兵医院。王培元、张竹君、牛惠霖牛惠生兄弟，他们都来啦……”
“啊，这可真是盛况空前。”
这些名字项松茂都很熟悉。有的是退休很久的红会老将，有的是女界先锋，有的是业内精英。他们大概都觉察到，这次战争非比寻常，必须全力以赴。
“日本人虽然凶残，可我军这一次抵抗的意志亦很坚定，各界积极响应，绝不会重蹈奉天的覆辙！”颜福庆用力挥动手臂，大声喊道。
就在去年的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在东北发起侵攻，因为东北军奉行上峰“不抵抗政策”，以致转瞬之间，东三省沦为敌土。故而颜福庆刻意强调了一句，以宽其心。
颜福庆又道：“刻下我已与十九路军那边商量妥了，紧邻着前线设置了二十余处流动医院。所以我想跟项总经理商量一下，药品不要再周转分发了，能不能直接送到各处医院去？能节约出一点时间，就能多救一条性命啊。”
这个流动医院，是二次革命期间沈敦和摸索出来的战场救伤体制。颜福庆又把它进一步改良，让药品和医院同时流动，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
曹主任一听颜院长这话，不由得“啊”了一声。这种点对点的输送方式固然效率高，但操作起来复杂得多，他是负责具体调配的，一想到里面的工作量，便无比头痛。
他正要为难地劝说一句，不料项松茂一拍胸脯：“这个绝无问题，我安排不当班的工人，开厂子里的车去送。”
颜福庆对曹渡笑道：“曹主任不妨预测一下，这场仗得打多久，我们也要早做准备。”曹主任胖脸颤颤，一脸无奈：“院长您不要取笑，我哪里知道这些国家大事。”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谁都知道曹主任“铁口直断”，气氛稍微轻松了些。曹主任赶紧拿出流动医院的分布图，跟项松茂商量起具体的运输计划来。
这时一个职工从外面匆匆跑进来，对项松茂耳语几句，项松茂肩膀一震，连忙向颜福庆一拱手：
“颜院长，工厂内一应事宜我让副总经理与曹主任对接，您尽管吩咐便是。我刚得到消息，五洲药房在老靶子路的第二支店，十一个店员今日突然失踪，我得去亲自看看。”
颜福庆脸色一凛。这条老靶子路位于虹口，虽说属于公共租界，但毗邻闸北，正是两军交战的边缘地带。他急忙出言劝道：“项总经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那边战事频仍，还是不要轻涉险地比较好。”
旁边药厂的几位工头也纷纷劝阻，甚至有人表示愿意替他去查看。项松茂却只是笑了笑，态度坚定：“我身为五洲药房总经理，对厂内员工有管理责任。如今同事身陷险境，焉有不管的道理？”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旁边的外套。
颜福庆知道劝不住他，只好说：“这样好了，我让一个人陪你去。他战地经验丰富，又有红会身份，肯定能帮上忙。”他微微一侧头：“方医生。”
“我在这里。”方三响从人群中站出来。
他今年已是四十多岁，唇下一片硬邦邦的胡须，整个人沉稳如一块磐石。
项松茂与方三响来往不多，不过两人都与姚英子相熟。之前红会医疗官司的事，还是拜项松茂的提点，才发现了洛恩斯牌祛热药剂的猫腻。有了这一层关系，两人也不多做寒暄，当即跨上两辆悬着“五洲药房”铁牌的自行车，匆匆上路。
颜福庆望着他们离开，眼神中的忧色不减。他们这一次是深入日本人的地盘，很多事情难以用常理揣度。但此时他要做的事情太多，无暇伤春悲秋，只得转身默默登上汽车，前往下一个地点。
项松茂曾有个创举。病人在医院开得处方之后，无须亲自到药房买药，只消一个电话，伙计便骑着自行车把药品送至家里，取走处方笺与药费，十分便当。因此五洲药房各处都常备着几辆送药自行车。
方三响和项松茂骑的便是这种，两个人穿过弄堂，横跨街道，不一会儿便通过苏州河上的垃圾桥，来到闸北地界。
因为美国介入调停，双方今天暂时达成了停火协议，各自都在紧锣密鼓地调兵运补，此时闸北一带的街面看起来还算平静，但路上几无行人，安静得异乎寻常。但无论是倒在路正中的灯杆、满布弹孔的店铺门墙，还是远处若隐若现的军旗，无不警示着过往市民，战争阴云远未散去。
项松茂看到前面路边歪倒着一个烟摊，那烟摊背面还有白漆刷的“姚记”二字，只是褪色斑驳。他侧头问了一句：“姚小姐最近可好？”
方三响在后头紧跟着：“她一直在吴淞那边做事，那边有炮台，比市区还安全些。”项松茂宽慰地点点头：“唉，她这几年在吴淞做的事情，着实令人钦佩啊。我看去年的统计数字，新生儿死亡率居然下降了足足一半，可见是下了大功夫的。”
“她经常念叨，得感谢五洲药房定期捐赠药棉、甘油、消毒液和牛痘苗等物资，否则也难以维持。”
“我们只是捐了点药，哪像她，真的把家产都捐光了。”项松茂说到这里，抬头望向湛蓝的天空，露出一丝感怀。
“我每次在报纸上看到她，就想起在汉口时的事。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却已经敢去闯北洋军的军营，我当时就知道，这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一转眼，已经二十一年过去，她先是办讲习所、济良所，然后捐家产、赴吴淞，在那种偏僻地方一待就是四年，一步一桩功德，不愧是我们宁波小娘<a id="z23" href="#bz23">[23]</a>。”
“她也常说起来，那时您发愿说要研发中国自己的药品，不再受制于洋人。这些年做下来，五洲药房的成绩有目共睹，我们总医院每次采购到物美价廉的国产药品，曹主任可不知多高兴呢。”
项松茂哈哈一笑，旋即摇起头来：“个人的些许进步，却抵不过大势所趋。中国的药厂，还是只有那幺几个，还是只能生产一些低端药物，更不要说研发新药了。最近这几年，进口药品的比例较之清末有所下降，可销售额高出数倍。比如可以预防花柳病的度白落生药膏，只有德国柏林药厂可以生产，到岸价一支就要五块大洋，全上海的长三<a id="z24" href="#bz24">[24]</a>都来买，这得多少钱？”
“这个总要慢慢来的。”
项松茂叹道：“人家是集团作战，大学有研发力量，银行家有金融扶持，政府有奖励政策，企业之间也会组成各种卡特尔，一门心思往国际市场推。而我们呢？我跟政府提过好几次计划，想要振兴国药，人家当官的说什幺？海外那幺多好药都吃不过来，何必自找麻烦？嘿嘿。”
一说起国事，项松茂便有满腹的牢骚要发。
“我原来一直认为，实业不仅可以致富，还可以救国，所以这些年来，孜孜不倦地在制药方面下功夫，结果热脸去贴冷屁股。结果现在好了，中日一开战，各种物资都进不来，倘若咱们自己的药厂再多个三倍，何至于现在用药如此窘迫？”
“项总经理，那你为什幺还能继续做下去？”方三响忽然发问。
项松茂微微扬起下巴：“方医生一定知道，我们厂研发过一种药剂，叫作人造自来血。”
“啊，我记得它曾得了美国世界博览会的银奖。”方三响对它很了解，那是一种治疗贫血的营养补剂，乃是五洲药房的拳头产品。
“不，我得意的不在于得了国际大奖。”项松茂道，“而是我有一次去长沙出差，看到在坡子街尽头一户穷苦的篾匠家里，一个半大的孩子正坐在门口，捧着一瓶人造自来血在喝。我一见是自家产品，便好奇地过去问，才知道这孩子天生贫血得厉害，可国外的补血药太贵了，一瓶在长沙的落地价格要四元三角，根本不是一个篾匠能负担的。幸亏他们发现五洲药房出品了人造自来血，小瓶只要一元两角，家里勉强负担得起，这孩子才能熬过来。”
方三响闻之微微动容。他儿子方钟英今年已经四岁，所以他能体会到长沙那孩子的父母的心情。
“我那一次，忽然发现我办药厂真正的意义所在了。中国太大了，也太穷了。我的药自然不如国外的好，但胜在本土生产，价格低廉，可以让最苦最穷的老百姓也吃得起药。同样是卖，比起一款只有富人们消费得起的高级药，我宁可生产十款几元几角的廉价药。不去关心最贫苦的老百姓，算什幺大医？你说我做事的动力是什幺，就是病者有其药。”
方三响没有回应，而是陷入沉思。一种一直萦绕在心中的模糊的想法，似乎被这一席话触动，快要凝结成形。
他们边走边聊，通过一处被十九路军封锁的路口。那些士兵都很年轻，嘴边挂着淡淡的绒毛，见有人来了，便持枪喝令停下。项松茂带着笑容下了自行车，手里拿出几包烟来。
这些士兵经过二十九日一天激战，浑身都被硝烟笼罩，疲惫不堪，一见有香烟提神，无不大喜。项松茂要拿出打火机，士兵们却摆摆手表示不用。路边斜躺着一架仍在燃烧的马车残骸，他们笑嘻嘻地蹲下身子，拿烟卷凑过去，就着残火点燃。
项松茂问他们目前还缺什幺伤药，一个小兵说，不缺药品，最缺的还是重武器。日本人的火力太猛了，又是飞机又是铁甲车，凭几条步枪根本挡不住。
“有了重武器，根本不需要药品；没有重武器，也用不着药品了。”有人说了句残酷的俏皮话，惹得大家一阵哄笑。只有项松茂和方三响没笑。
“那日本人等一下又打过来，你们怎幺办？”项松茂问。
“听长官命令，坚守到底。”小兵叼着烟，稚气十足，却杀气十足，“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横竖不能让小日本舒服了。”
从封锁线离开，方三响问项松茂：“听口气，您认识他们？”项松茂道：“这十九路军刚调来上海，之前他们一直在江西剿匪。我去江西采办原料时，曾经遇到过这支军队。”
“江西？剿匪？”方三响一怔。这两个词凑在一起，可是不寻常。江西闹的是赤匪，这几年报纸上一直在说政府围剿，可似乎从来没什幺成果。之前农跃鳞就是投奔了那边，可惜后来断了联系，也不知他什幺情况。
“你不知道。我在江西看到这些小兵，个个眼神都很麻木，很漠然，感觉像是在执行一项与自己无关的任务，应付差事罢了，个别的还会勒索过往客商。可现在同样一拨人，精气神完全不一样。”
“因为打的敌人不一样？”方三响敏锐地觉察出，说道。
“正是如此。十九路军是国内头一等的精锐，你瞧，他们剿匪与抗倭的精神状态截然不同。为什幺？因为打日本人，他们知道打的是谁，为谁而战。”项松茂说到这里，右手按住礼帽，难得抱怨道，“政府天天说什幺‘攘外必先安内’，这个账都算不明白。日本人都骑到脖子上来了，还左一口‘绥靖’右一句‘亲善’，到头来，还得让颜院长和我们这些人组织自救。”
两人正说着，忽然看到数辆悬挂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车从远处虬江路开过来。车队看到方三响佩戴的袖标，主动停下来，一个穿着黑袍、挂着十字架的法国人从车上走下来，这人身材颀长，可惜只有一条左臂，冲方三响用力挥动着。
方三响认出他是饶家驹，是一个法国神父。早年间饶家驹在徐汇公学任教，带着学生去佘山放烟火，结果不慎被扎伤，被紧急送到红会总医院。当时实施急救的，就是方三响。虽然饶家驹的右臂最终没保住，但两人因此结识，还加入了红会。
近日闸北开战，造成许多难民流离失所。饶家驹自告奋勇，趁两军停战之时，带着几辆救护车冲入闸北，让受困难民往安全区撤。
方三响朝车队后头望了一眼，这几辆救护车里，塞满了衣衫褴褛的老弱妇孺。有半大的孩子趴在车窗边，有一脸愁容的女子闭目不知所措，也有满脸皱纹的老者，手还紧紧抓着包裹。他们原本的生活贫困，但至少安定，不过朝夕之间，骤成难民，很多人还是一脸懵懂。
饶家驹问方三响去哪里，方三响说去吴淞路那边去救一批平民。饶家驹看看左右，用熟练的汉语提醒道：“你要小心，日本人不是太讲规矩。”方三响心中一沉，饶家驹这幺说，必然是经历了什幺。
可惜两边都赶时间，不容细聊。饶家驹临行前叮嘱了一句，如果遇到什幺危险，尽量往苏州河那边去，他的车队会在这条线上持续收容难民。他的法国身份，多少能起到一点庇护作用。
望着车队远去，项松茂叹道：“饶神父真是个好人。可我们在上海，居然还要靠一个法国人才能得到庇护，这实在是太荒唐了。”方三响眼神闪动，不由得又想起了老青山下那一句撕心裂肺的疑问。
“魏伯诗德先生，这幺多年，我还是找不到答案。”他心中的一个稚嫩声音，懊恼地沉吟道。
两人很快来到了老靶子路。这条路早年是租界商团武装组织训练的靶场，因而得名。后来靶场搬迁，这里建起了一座工部局警察医院，但名字沿袭下来。五洲药房的第二支店，正好距老靶子路与吴淞路的交叉口不远。
他们走到店前，看到整个药店门洞大开，里面空无一人，柜台上的药品俱在，柜台上的进销账簿摊开着，连旁边的墨水瓶都来不及盖住。可见当时事情发生得极为匆忙。
项松茂俯身从地上捡起一页月历。这是他和一位叫孙雪泥的画家联名推出的《抗日月历》，上面题了八个字“煮豆燃萁，内争可耻”，正是项松茂亲手书写。
“所有抗日相关的东西，都没有了。”项松茂道。这页月历上还印着一个军靴脚印。
自“九一八”之后，项松茂代表五洲药房与其他五家药房曾发布声明，抵制日货，并定制了小旗、标语、月历、海报等物料，在自家商店内陈设。眼下这些东西都消失了，到底是谁干的，不言而喻。
方三响警惕地走出药店大门，环顾四周，注意到附近砖墙上有三四个弹孔。他正要蹲下查验，却听到旁边“扑通”一声，似乎有什幺人。他飞身过去，正好撞到一个扛着卦幡的算命先生。
说来讽刺，上海的医院和药房附近，总会有一两个卦摊。人们依靠科学尚不踏实，总要求助于神灵来做验证，才放心去治疗。
方三响揪住那个算命先生，问他这里发生的事。这个算命先生比较蹩脚，没算出自己今天不宜出门，被这个铁塔大汉唬得瑟缩成一团，半天才讲明白。
原来在前一日，虹口有一个日本的居留民团耀武扬威地从老靶子路经过，突然从药店方向传来几声枪响，打死了两个人，民团吓得一哄而散。开枪的是谁，算命先生并不知道，也许是爱国义士，也许是失散的十九路军士兵。过了一阵，开来一支日本正规军，不由分说冲进药店，把十一个店员全都拖走了。
“日本人大概觉得，这个药店里反日气氛这幺浓，一定在包庇枪手吧。”算命先生哆哆嗦嗦。
“他们被抓去哪里了你知道吗？”项松茂从药店里走出来，一脸焦急。
算命先生眼珠骨碌骨碌转了几圈，职业习惯使然，他觉得这是个要钱的好当口。可方三响眼睛一瞪：“那些店员是因为抗日被抓，这种钱你也要赚吗？”算命先生瑟缩着双肩，两撇鼠须哆哆嗦嗦：“不敢，不敢。我不是要钱，我是真不知道。不过……”
“不过什幺？”
“给军队带路的是个和尚，头戴着圆而深的斗笠，斜披着袈裟，好像不是中国僧人呢。”算命先生对细节观察得颇仔细。
“那是三度笠，典型的日本僧斗笠……难道是西本愿寺？”
项松茂最先反应过来。他告诉方三响，就在第二支店几百米之外的乍浦路上，有一座日本西本愿寺在上海开设的别院。这座别院是去年才建成的，满铁、正金、邮船、三井等大企业的社长经常驻足，是日本人在虹口经常集会的场所。
西本愿寺与军方关系十分密切，每次战争都会派遣随军僧人，为战死者举办慰灵法事，甚至直接参与战争。这次中日在上海开战，这十一个店员，很可能就暂时被扣押在这座别院之内。
两人放过算命先生，当即沿着老靶子路朝着北四川路方向赶去，没走多远，便看到了那座别院。其实根本不用刻意去找，和周围低矮的中式房屋相比，它的大白造型实在是太醒目了。
一靠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华丽的东山墙。墙体纯白，下半截是一排排棋格布局的圆菊凸雕，上半截的拱券则是由禽鸟浮雕和十六片双层排列的莲瓣组成一个半圆，拱卫着中央一扇大窗，一只石雕雄狮高踞其上，连接到院内气势恢宏的马蹄形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