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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参加合唱的，还有第10、第23两支医疗队的医生们。方三响认出了几张熟面孔，都是上海医界的同行。他们的面相和在上海时比，粗糙了很多，精神却很放松，看来已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在呼呼的风声和嘹亮的歌声中，方三响也拿起一个窝头，靠在磨盘旁边，边吃边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来。
他自从投身战场之后，与老婆孩子已有数年未见。林天晴在武汉沦陷之后，便彻底与他断了联系，不知道随军队撤去了哪里。这一封信，还是半年前姚英子通过在长沙的救护总队辗转寄过来的。方三响没事就会拿出来看一遍，信纸都被磨出了毛边。
在信里，姚英子说他们在重庆已经顺利落脚，这里环境很好，孤儿院的孩子们都很高兴。她准备休养一段时间，就着手筹备卫生示范区的工作。
信的下半截，是方钟英写的，这小子练得一手好字，在医生家庭里可不多见。方钟英说他现在是歌乐山下有名的说书先生，到处给人讲故事，可受欢迎了。他甚至考虑自己试着写一写。
每次看到这里，方三响都会笑。方家居然要出一个作家了，如果爹知道该多高兴。不过……他又看了一遍，姚英子说她“休养一段时间”？这幺说之前生过病？不过她自己就是医生，应该懂得如何治疗吧？方三响一转念，又想起另外一个许久不曾谋面的家伙。
“不知道孙希在上海怎幺样？”
他留守在沦陷区的红会第一医院，通信早已断绝。那个叫川岛真理子的女人，不知是否还在纠缠。幸亏翠香也在，多少有个照应，希望他们能平安。
如今三人天各一方，分别良久。方三响每次读信，脑中便会浮现当年他们在外白渡桥看日落的情景。那时候多美好啊，三个人正青春年少，无忧无虑，峨利生医生、沈会长、柯师太福医生、陶管家、项松茂他们也还健康地活着。
可方三响也明白，那种美好只是种幻觉。整个上海都是一种幻觉。如果沉迷在那座茧房里不出来，便无法看到真正的中国，更无法诊断出早已病入膏肓的肌体。如今国土沦丧大半的劫难，在那时早已种下种种前因。
方三响阅读良久，然后把信仔细叠好，放回贴身口袋，也加入合唱中去。
当天夜里，方三响就和刘筠睡在放爱克斯光机的窑洞里。说实话，这里面又黑又憋，土炕睡起来又硌得实在不舒服。好在他尸体堆里都睡过，从不挑拣这个。在外头呼啸的风声和刘筠的呼噜声中，方三响也沉沉入睡。
在梦里，方钟英举起刚出版的一本厚厚的小说，在哈佛楼前向爸爸和妈妈夸耀，姚英子、孙希和翠香围拢在身旁，一起撺掇他请客，欢声笑语，一口一个“蒲公英”——这外号可是好久没听过啦。
次日方三响早早起了床，听见院子里有响动。他披上衣服出去看，发现警卫班的士兵在挑水。这座医院之所以临时安置在这里，是因为附近有一口深井。陕北水源缺乏，靠井靠河的地方最为金贵。
方三响最怕闲着，索性也去帮忙。他连续挑了三四趟，灌满了两个大水缸，忙得满头大汗。这会儿其他人也陆续起床了，他搁下扁担去吃早饭，忽然看见徐东从外面匆匆回来。
原来徐东昨晚没待在医院，拍完片子之后便返回延安去汇报工作了，没想到他一大早又赶回来。这一来一回，脚程可不近。徐东一见方三响，拽住他说：“方医学，麻烦你去叫一下防疫队的医学们，咱们得开个会。”
昨晚方三响已经听其他医疗队的人说了，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他们没事就喜欢开会。他当即把防疫队其他人叫起来，来到一个空置的窑洞。椅子不够，大家就席地而坐。
第54防疫队的队长叫蒋烁，来自北京协和；副队长花培良大夫，是湘雅医院的一位老资格。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生齐聚在这个小窑洞里，都把目光投向徐东。
徐东拿出一根卷烟，放在鼻子下嗅了嗅，没舍得抽，随后开门见山。原来在延安东北大约五十里的山沟里，有一个小地方叫郭梁沟，前两天暴发了一场疫病。
西北的疫情向来非常频繁，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回归热一样不缺，尤其是每年三四月份，都是疫病高发期。之前军阀混战，从来没人好好整治。直到共产党到了延安，建立起防疫委员会，才真正重视起来。但限于资源和经验，他们暂时只能建起预警体系，让各地有疫情及时汇报给延安，但具体防疫工作展开却比较困难——之所以邀请第54防疫队来这里，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原因。
“郭梁沟再往西北不远，就是甘谷驿，那里我们有一个第二兵站医院，是最靠近前线的医院，里面伤兵很多。万一疫情扩散到那边，可是要有大麻烦的。希望几位医学帮帮忙，处理一下。”徐东盘腿坐在炕头，忧心忡忡地说道。
蒋队长当即表示责无旁贷，这本来就是防疫队的本职工作。不过目前防疫队的工作重点，是延安城区和周边县区，人手实在不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派方三响去郭梁沟调查一下，指导当地的防疫工作。
徐东把卷烟塞回口袋，说他正好也得去第二兵站医院办事，不如陪方三响走一趟。防疫队的人其实都明白，他们外出必须有一位卫生干部陪同，既是监督，也是保护。
散会之后，徐东牵来了两头骡子，揣了四个硬馍和两条腌萝卜。方三响带了几样常见的药物和试剂，统一放在绣着红十字的布挎包里，两人一起上了路。
陕北地界放眼望去，几乎满是土黄色的景致。这里的地形简直就像是一张当地人的面孔，黑黄色的肌肤皴裂，生出密密麻麻的皱纹，沟、坎、坝、塬、梁、壑……层层叠叠。方三响真不知道，如此单调的风景竟有这幺多名词来形容。
但这风景又很宏大，天地高阔，目力可以落到极远处的地平线上。整个人的心境一下子便舒张开来。这两匹黑瘦的骡子钻行于褶皱之间，活像两只小小的跳蚤。
听着徐东在骡子上絮叨，方三响才知道陕北的局面有多幺困难。农村往往走上几百里地都看不到一个医生，找不到一个药铺。就算镇集上有，农民也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只能小病自愈，大病等死。尤其是疫病一旦暴发，经常整个村子一起完蛋，所以在陕北有个称呼叫“屋病”或“村病”，不特指某一种病，而是指所有会导致大面积死亡的恶性时疫。
“中央其实一到陕北，就先建了永坪医院和下四湾医院，前年又把边区医院搞起来了，今年还准备再建一个八路军军医医院，听说好多洋医生都报名了。只不过还是太少，人也不够，药也不够。”
徐东忽然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哎呀，中央今年二月刚开完生产动员大会，号召自己动手。我怎幺又抱怨上了，真是不医学，不医学。”方三响在骡子上侧过头：“徐科长，你为什幺会来？”
“这不是为了陪你嘛。”
“我是问，你为什幺会来延安？我听说那场长征很艰苦，你们的人死了九成，为什幺不老实在家里待着？”
老徐愣了一下，随即苦笑道：“在家待着？方医学你有所不知，我在吉安原来是个农民，小孩子得了大肚子病。我借了同村地主的高利贷，结果钱花光了，人也没治好。地主趁机上门，要把我家祖传的几亩地收了，老婆让他们活活打死了。我告去县里，结果县知事被他们买通，反说我是山匪滋事，关了一年。等我回到家里，啥也没了，连茅草房都被扒光了。若不是红军来得及时，我可能已经自杀了。”
方三响听得心惊肉跳。他虽知道农民境况堪忧，可没体验过如此惨的事。老徐的表情一如既往，只是眉眼微微抖了一下。
“为什幺我会参加红军？我自己的命已经这样了，但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农民，没有红军，他们就会和我一个下场。红军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帮的是咱们穷人。在江西是这样，在延安也一样。闹革命，帮着穷苦人翻身，让他们不再受压迫，这就是红军——不对，现在得叫八路军了——的本分。我是长征幸存下来的，就得替那些牺牲的同志来尽这个本分，要不然不白来了？”
老徐在骡子上挺直了腰板，整个人变得特别严肃。方三响总觉得这段发言有一种熟悉的味道。他忽然想起来了，萧钟英当年牺牲前的发言，就是如此风格。
“倘若我们把眼光放高、放广，那幺会看到什幺？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是自西向东一往无前的汹涌流向……这个浩浩汤汤的大方向，却从未改变，也无法改变。”
萧钟英讲起这段话时，眼神灼灼。辛亥之后，方三响见证了无数次纷争，再也没见过那样清澈炽烈的眼神。直到今日，他才惊讶地在老徐身上看到了同样的光芒。
他们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天擦黑时总算抵达了郭梁沟。
郭梁沟有两千多居民，再算上附近十几里内的村落，得有个四五千人，算是个大镇集了。两人进了镇子也不歇息，径直去了镇公所。
这里距离延安很近，所以当地的镇长是由党支部书记兼任，还有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农会主席，再加上一个刚当选了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的当地老乡绅。这一整套郭梁沟的领导班子，早早等在镇公所门口，俱是一脸焦虑。
他们一看只来了两个人，先是一阵失望。徐东跟镇长很熟，赶紧说这位方医学可是从上海来的，专门做防疫，可厉害了。“上海”两个字似是带了权威认证，其他人的表情立刻变得轻松了点，看向他的眼神多了几分敬畏。
“先讲讲情况。”方三响掏出个本子，扭开钢笔。
从三天前开始，郭梁沟镇上一家布铺的伙计开始吐黄水，很快其他伙计和掌柜全家也发作，一户接一户。而在周围的农村里，情况更严重。截至今天，镇公所接收到的报告，已经有六个村子一百八十三例，其中三十五人死亡。
这病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它在当地叫“吐黄水病”。病人初发病的时候，先是没精神，想困觉，几个钟头之后肚子开始难受，不停地呕吐，吐光了食物就吐黄水，有的还会伴随腹泻。体弱的老人、孩子一天不到就死了，壮实男丁最多也就挨两天。
“好家伙，这个传染率和致死率也太高了……”方三响按住内心的震骇，抬起头，“病人现在安置在哪儿？”
“您跟我来。”民兵队长说。
郭梁沟没有医院，只有一个边区保健药社。能送来的病人，都收留在那里。方三响一踏进去，本以为会看到屎尿与呕吐物遍地的狼藉景象，没想到里面还挺干净。只见病号们在药社里一字摆开，每个人都分配到了一张门板和一个呕吐盆，十几个女子里里外外忙活着。窗户半开，还有一层过滤沙土的纱窗，所以空气里只有淡淡的酸臭味道。
这让方三响微微讶异，以他的经验，这些安排一般要在红会的要求下，地方上才会开始采纳。郭梁沟这里倒都提前安排好了。
妇女主任解释说：“我把镇上几个党员和农会家属都动员起来啦。不过她们能做的，也只是清扫呕吐物，具体咋治可就不知道了。”她和方三响年纪差不多大，短袍短发，嗓门响亮，看起来十分干练。
方三响快步走过去，蹲下身子对病号们做仔细检查。病人普遍腰酸腿痛，四肢发麻，而且脉搏微弱。他们吐出来的黄水，是一种黏稠的液体，散发着淡淡的苦味，应该是胆汁反流掺入胃液。
这个症状，很像是肉毒梭菌感染啊……方三响有了初步判断。这些患者普遍眼睑下垂，这是最典型的特征，因为这种细菌会导致神经末梢麻痹。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患者往往死于心衰或呼吸困难。
无论是哪一种疾病，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病人脱水，用输液的方式是最好的。方三响经验丰富，在出发前便做了充分的预判，起身后喊了一声：“徐科长。”
徐东赶紧从挎包里取出一大把胶皮管和空心针头。这些在上海当作一次性用品的器材，在延安都是宝贵物资，徐东还细心地给每一根管子和针头都编了号。
方三响吩咐他们迅速煮一大锅水来，按量放入盐和砂糖，调配放凉。他则和老徐及其他几个镇上的干部，用胶皮管、针头和陶罐组成一套简易的输液器。
这已不是辛亥之时，医界对于输液调速的重要性已有充分的认知，胶皮管上都配有莫非氏滴管。方三响在装配时，忍不住怀念起柯师太福医生。那个爱尔兰人发明的那套自动输液器，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可惜后续没有继续改进，不然这时可管大用了。
输液器具一共只有十几具，只能先安排脱水症状严重的重病号使用。至于刚刚发病不久的人，方三响则叮嘱护工尽量给予稀粥和清水。
在病人中，不乏年老体衰的患者，他手头没有洋地黄，只好用熬煮的浓茶代替。茶叶里的茶碱可以强心，单宁酸可以止住可能的胃出血，这都是缺乏药品时的权宜之举。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方三响几乎每年都要赶往外地救疫，实操经验十分丰富。郭梁沟这种场面，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只见他指挥若定，考虑周详，一条条指令发下去，无不清晰明确，让包括老徐在内的所有人都心悦诚服，连声称“真医学，真医学”。
而方三响自己也很惊讶。要知道，身边这些人不是红会救援队的队友，可执行命令的效率一点不差。他安排下去的事情，没有推诿，没有拖延，几乎立刻能得到响应。这可是少有的经历。
方三响一口气忙到了半夜，才从保健药社走出来。夜里的风比白天要大，一吹起来许久不停，如一头无形的沙兽过境。镇上一片漆黑，家家户户都紧掩着门户。他不得不把嘴唇紧抿住，才能避免被灌进一嘴土腥味。
回到镇公所之后，那几位干部还在等着。方三响对他们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大概率是肉毒梭菌引起的食物中毒。”
“坏人下毒？”老徐一激灵，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方三响耐心解释说：“不是下毒，是有一种细菌叫肉毒梭菌。这种细菌毒性很大，如果它沾到了食物上面，然后食物被患者吃入口中，就会引发中毒。”
老徐满是疑惑：“照方医学你这幺说，所有患者应该是吃了同样的食物才行吧？但这个吐黄水病，在镇上和几个村里都有发现，最远的村子离镇上得有二十来里地呢。”
他虽没受过防疫学的训练，但洞察力相当敏锐，一眼便看出方三响这个理论的破绽。
农会主席就用铅笔在纸上画出一个郭梁沟镇的简易地图，标出所有村子的名称。妇女主任拿来病人名册，和地图一一对照，发现除了郭梁沟镇上，周围六个村子都有病例，彼此相距平均十来里路。
如此分散的病发点，不太可能是吃过同样的食物导致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环境卫生太差，导致食物大面积污染，所以才会扩散得这幺大。”方三响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他太了解农村的卫生状况了。
不料妇女主任立刻不满道：“我们郭梁沟，可是得过边区卫生模范的！这位同志，没调查你可没有发言权啊！”徐东赶紧过来打圆场：“方医学刚到延安，还不太熟悉，也是按照常理判断。”妇女主任气呼呼地站起身来，一拽方三响的袖子：“走，走，我带你去瞅瞅，哪里有问题，我们好改进！”
方三响被这幺强势地一拽，只好顺着她出去。做实地环境调查，本来也是防疫的重要一环。老徐和其他几个干部都熟悉她的脾气，知道劝不住，面面相觑了一阵，也一起跟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