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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997年，苏凉十岁，我九岁。
那年，任贤齐的一首《心太软》响彻这座城的大街小巷。上学路上，如果自行车骑得够快，往往在上一条街刚刚听到前奏，下一条街正巧接上副歌。虽然我们当时没有随身听，更没钱买磁带，但是学会一首流行歌曲通常不超过三天。
西元1998年，《泰坦尼克号》上映，所有电影院的门前都张贴着杰克和露丝相拥亲吻的巨幅海报。那一年秋初，我和苏凉两个人骑着泄了气的二手自行车穿梭过小半座城，坐在大小、明暗各不相同的电影院里，看过被剪成不同版本的四场后，才终于在一家地下录像厅看到了露丝的裸体。此后一年，我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某种东西开始懵懵懂懂、破土而出，精神跟身体都杂乱不堪。十岁以后，时间就像跨过了一个门槛，日子过得飞快，一个暑假一个寒假，日历就换了新一年的字头。不久后，我跟苏凉根据户口分片制度进入同一所初中。初二以后，苏凉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在区级和市级运动会中蝉联长跑冠军，学校里明恋和暗恋他的女孩子挤破教室门槛。放学后，学校大门口也常有外校女生驻守，只为一睹苏凉真容。可在我的印象中，青春期中的苏凉从没有跟任何女生接触过深，朋友也不多，即使是跟我的交流也日渐稀少。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理解不了深邃和幽暗的、暴露在阳光下的白痴，面对苏凉时总会自卑。我本以为，自从苏凉九岁以后，也就是干妈左娜离开那个家以后，苏凉的身世跟我开始相近，彼此理应更加理解对方。可惜，直到彻底度过青春期后我才醒悟，人与人之间天生就是无法彼此理解的，无论你怎样拼命去表达自己，都像在演一场哑剧。而快乐只有一种，苦痛却有千万种。何况我的心中根本没有称得上苦痛的东西，因为我从一出生就没见过我的父亲母亲，没有被他们或温存或有力的手爱抚过，当然也就无法理解活生生被剥夺走的那种冰冷，有多刺骨。
苏凉的青春期仿佛是向内生长的，可窥见的部分越来越少，他的内心世界悄无声息地隐匿进土壤，躲在阴暗里，滋生出孤独。
从出生到十几岁，我都住在我的姑姑家。据说在我父亲去世一年后，她刚好举家从大连搬回这座城，从此便有了我的寄养地。她是我父亲的亲生姐姐，可我却从未从她的口中听到过任何关于她的弟弟过去的点滴。我的亲生父亲在我的生命中是一个隐形的符号，只参与了我的姓氏和容貌。而多年后干爹对我讲述我的父母时，也只是说我长得更像我母亲。姑姑的家，是姑姑、姑父、堂姐一家三口的家，不是我的家，只是我睡觉的床刚好占用了这个家书房的一个角落。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对四人同吃早餐的情景如数家珍，彼时我早已练就吃饭神速的本领，因为我看得出一家三口故意拖慢咀嚼的速度，一定是有些不想被我听到的私房话要聊，而我永远都会在准确无误的时机出门上学。
我想，即便他们不喜欢我，至少也会认为我是懂事的。
初三的暑假，苏凉和我即将进入不同的高中。那时他有了一部CD机，电子市场的二手货，他用初二那年的区运动会冠军的奖金买的。七月的某个周末，干爹叫我回家跟他和苏凉一起吃饭。黄昏，我在楼下院子里碰到苏凉，当时的他，每天耳朵无时无刻不插着耳机，不爱理人，也不爱说话。我总是好奇，他的耳机里究竟都响着怎样的声音，有那么引人入胜。我在楼下撞到苏凉时，天已经半黑了，他说干爹出门买菜还没回家，他又忘记带钥匙。我只好跟他一起坐在楼下的花坛边等。苏凉突然把一只耳机塞给我，一个字也没说，我戴上耳机，歌声模模糊糊，大概因为是盗版，音质差，好在当时老院子里少有地安静，没有平时收废品或剪头发的吆喝声。我用手塞紧耳机，用力地听，声音终于清楚。
那个黄昏的画面，仿佛一本泛黄的老日记本中的一页，每当我把记忆翻看到那里，每一个细节都能准确无误地自动跳出——至今，那首歌的歌词还一字不差地印在我脑海里：
我梦到一个孩子
在路边的花园哭泣
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
你可曾找到
请告诉我那只气球
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