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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年便专心政治，把政治当作生活的替代。
2.第一个（还是私人的）政治行动：从奥地利移民到德国。
3.决定当政治家。
4.发现自己作为大众演讲者的魅力。
5.决定当领袖。
6.决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政治时间计划（这也是发动战争的决定）。
7.决定自杀。
最后两个决定有别于前面的几个决定，因为它们是孤独的决定；其他决定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难以分开。它们是希特勒的决定，但就像一阵风鼓起一片风帆那样，时代精神或时代氛围每次在希特勒身上或通过希特勒都在发挥作用。
希特勒十八九岁时萌发的对政治的狂热兴趣，就与时代氛围相吻合，或者说是来源于时代氛围。当时，希特勒当艺术家的雄心失败了，但他把其雄心带入了他的新的兴趣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欧洲，政治气氛要比今天的欧洲高昂得多。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欧洲——所有的大国都处在持续的竞争、地位斗争和战备状态之中，以致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当时的欧洲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欧洲，被喧嚣与恐惧的红色革命所笼罩的欧洲，这同样令人感到紧张。当时，在每个中产阶级聚会的餐馆里，在每个无产阶级人士出入的酒馆里，人们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无休止地发表政治见解。个人生活——不仅对于工人来说，对有产人士也是如此——在当时比今天要狭小得多，贫乏得多。但是在晚间，每个人都与他的国家一样，是一头雄狮或一只雄鹰，与他的阶级一起，是开创伟大未来的旗手。希特勒就整天扮演着这种角色，除此以外无所事事。在当时，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几乎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生活的替代品，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它则是完全的生活替代品。
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强有力的发动群众的口号。如果能够设法把它们结合起来，它们将会迸发出何等巨大的爆炸力！希特勒在年轻时或许就已经有了这个主意，但我们不能肯定。后来他写过，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即在1910年前后的维也纳岁月里，就奠定了其政治世界观的“坚实基础”；不过，至于这一世界观是否已经被命名为国家社会主义，这还是有争议的。但是，希特勒的真正磐石，其最初的、最底层的基础，并不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而是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的结合。而且，反犹主义似乎是其中的最早成分。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带着他的反犹主义主张，犹如一个天生的驼背与之相随。不过，他的民族主义，一种特别的、带有种族主义与大德意志色彩的民族主义，无疑来自其维也纳时期。社会主义很可能是后来的附加物。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东欧社会的产物。在19与20世纪之交，西欧的反犹主义正在衰退，在德国也是如此。犹太人的同化与融入受到欢迎，而且在全面进行中。但是，在东欧与东南欧，人数众多的犹太人自愿或不自愿地作为孤立的民族生活在其他民族之中，那里的反犹主义是独特的且杀气腾腾的，目标不是同化与融入，而是赶走与消灭。梅特涅曾经说过，维也纳的第三区以外就已经是巴尔干半岛了。这种屠杀性的、不给犹太人出路的东欧反犹主义，传入了维也纳市内的大街小巷。年轻的希特勒在那里汲取了它；但是如何汲取的，我们不得而知。没有有关他的不愉快个人经历的报道，他自己也没有讲过此类事情。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只是基于犹太人是另类的观察便得出结论：“<b>因为他们与众不同，所以必须离开</b>。”至于希特勒是如何将此结论自圆其说的，是本书后一章的任务；他又是如何将其付诸实施的，则又是再后一章的任务。这种深深与牢固地潜入这位青年心灵的、屠杀性的、来源于东欧的反犹主义，暂时没有在希特勒古怪的生活中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与此不同的是其维也纳岁月的另一产物，即他的大德意志民族主义。1913年，它引发了希特勒一生中的第一个政治决定，即移民德国的决定。
青少年时期的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人，但他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奥地利人，而是一个德国人，而且是一个吃了亏的、被德国统一与德意志帝国无理开除的、撇下不管的德国人。同时代的许多德裔奥地利人，都有着与他同样的感觉。奥地利德意志人曾以全德国作为后盾，控制并影响了他们的多民族国家。自1866年以来，他们被开除出了德国，成了自己国家里的少数民族。从长远来看，他们无法抗拒许多被迫成为奥地利人的正在苏醒的民族主义浪潮，他们被迫实行其力量与人数已不足以维持的（已与匈牙利人平分权力）统治。人们从这一不利的处境中得出各种结论。青年希特勒，从来就很会下结论，很早就得出了最极端的结论：奥地利必须瓦解，但在其瓦解过程中必须产生一个包括所有奥地利人的大德意志帝国，并且通过其强大的实力重新统治那些承继奥匈帝国的小国家。在他的脑子里，他已经不把自己当作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的臣民，而是未来大德意志帝国的国民。就此，他也为自己得出了结论，而且又是一个最极端的结论：1913年初，他出走了。
今天我们知道，希特勒从维也纳逃到慕尼黑，是为了逃避奥地利的兵役。这并不是因为懦弱与胆小。当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自愿报名参战，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不是到奥地利军队，而是到德国军队报了名。1913年战争的气息已经弥漫在空气中；而希特勒不愿意为一件内心已经告别的东西而战，不愿意为一个他认为无法挽救的国家而战。当时，他离决定当一位政治家还很远——作为一个德意志帝国的无职业的外国人，他又如何可能成为一位政治家呢？——但他的行动已经是政治行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