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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希特勒在政治上是幸福的。只是他的反犹主义情绪没有得到满足——按照他的愿望，人们应该利用战争在帝国国内消灭“国际主义”（他用sz拼写，意指犹太人）。但除此以外，四年的日子过得很痛快——节节胜利；只有奥地利人在打败仗。他从战场上以知情人的腔调给慕尼黑的熟人写道：“奥地利的前途将不出我所料。”
我们现在来讲讲希特勒的当政治家的决定——这被他称为“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客观上使之成为可能的，是1918年革命。如果是在德意志帝国，像希特勒这样社会地位的外国人，连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点基础都没有——除非在社会民主党那里，但希特勒又不适合该党，而且就对国家政治的真正影响而言，这也是一条死胡同。革命为政党开辟了通向国家权力的道路，而且同时动摇了原来的政党制度，使得新建的政党也获得了机会——1918与1919年新建的政党数不胜数。
希特勒的奥地利国籍，也不再是积极参与德国政治的障碍。“德意志奥地利”（当时人们对奥地利德意志部分的称呼）加入德国虽然被战胜国禁止，但自1918年开始就被边境两边的人们所强烈期盼着，而且在内心已经提前实现了，以至于一个奥地利人在德国几乎不算是一个外国人。社会地位方面的障碍，在一场消灭了诸侯统治与贵族特权的革命之后，对于一个德国政治家来说，则完全不存在了。
我们对此这样强调，是因为这一点总是被忽视。众所周知，希特勒进入政界时自称是“十一月罪犯”的死敌，所以人们不愿意将他看成革命的产物。但客观上他是它的产物，就像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产物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拿破仑也摆脱了法国革命。没有前面发生的革命，两者都无法想象。两者也没有重建革命消灭的东西。他们是革命的敌人，但他们又是革命的继承人。
在主观上，也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就此我们可以相信希特勒的自我表白）让他作出了当政治家的决定，尽管他到1919年秋季才作出这一决定；但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他的觉醒经历。“再也不允许而且也不会在德国发生像1918年11月那样的事情”，这是他在许多政治上的苦思冥想与空想之后下的第一个决心，是这位年轻的私人政治家给自己树立的第一个具体的目标——也是他唯一真正实现的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没有发生类似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事件：既没有战争的及时中断，也没有发生革命。希特勒阻止了两者的发生。
让我们看清楚，“再没有1918年11月”都包括了些什么。其内容很多：第一点是防止将来在类似1918年11月局势下发生一场革命；第二点却是再造这一局势，否则第一点无从谈起。这就意味着再次挑起失败的或被放弃的战争，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这场战争必须在不存在可能发动革命的力量的内政状况下重新发动。这就离第五点不远了，即取消所有左翼党派——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一下子取缔所有党派？但是因为不能消灭左翼党派的后盾，即工人阶级，就必须在政治上争取他们支持民族主义。这意味着第六点，必须给他们提供社会主义，或者是<b>一种</b>社会主义，即民族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至此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消灭，这是第七点。这又意味着第八点，在肉体上消灭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谢天谢地，在他们当中又有一大批犹太人，因此第九点，可以消灭所有犹太人——这是希特勒最早的愿望。
我们看到，希特勒的所有内政纲领在他步入政界时就已经全部形成了，在1918年11月与1919年10月间，当他成为政治家的时候，他也有足够的时间理解一切并且自圆其说。而且我们必须承认，他不乏理解某种事物并得出结论的能力。他在维也纳的青年时期就不缺乏这一能力，也不缺乏将其得出的理论性（而且是极端的）结论以同样的极端性去付诸实施的能力。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整个思想楼阁都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认识基础之上，他错误地认为革命是德国战败的原因；而实际上，革命是战败的结果。不过，这是希特勒与很多德国人共有的错误认识。
1918年的觉醒经历，还没有给他带来一套外交方面的纲领。这套纲领是他在以后的六七年内得出的。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首先是无论如何要再次发动那场（在希特勒看来过早中断的）战争的决定。其次的想法是，不把这场新战争仅仅当作旧战争的重复，而是要在新的、更好的结盟格局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之后使敌对联盟破裂的矛盾来进行设计。这一想法形成的各个阶段，以及1920年至1925年间希特勒考虑的各种可能性，我们这里省略不谈——读者可以在其他书籍中看到。最终的结论（写在《我的奋斗》中）是一个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希特勒把英国与意大利当作同盟国或者善意的中立国，奥匈帝国的后继国家与波兰被视为协助民族，法国是首先应该被打败的次要敌国，俄罗斯是一个应被占领而且长期被征服的主要敌人，应该被改造成德意志生活空间，一个“德意志印度”。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本计划。但它从一开始就不能奏效，因为英国与波兰不接受希特勒为它们设想的角色。我们在下文还要多次涉及这一点。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因而不能过长时间地停留在这一点上。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希特勒进入政界与公众视野的时刻，即1919年秋冬与1920年初。这是在1918年11月之后他的突破性经历。而且，这一突破不是指他在德意志工人党（他不久之后将它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很快成为了领袖人物——这不需要多大本事。这个党，当他加入的时候，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无名小党，有几百个无足轻重的党员。他的突破性经历是他发现了自己的演说魅力。这发生在1920年2月24日，那天希特勒在一个大众集会上做了第一次演讲，他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众所周知，希特勒能够将各种不同人群（人越多越杂越好）组成的集会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先把这一群体引入一种近乎梦幻的状态，然后给予其一种近乎集体性高潮的感受。这一能力的基础并不是演说艺术（希特勒的演说进展缓慢而疙疙瘩瘩，没有多少逻辑结构，而且有时几乎没有明确的内容，而且希特勒的声音沙哑，喉音很重），而是一种催眠能力，一种能随时控制所存在的集体潜意识的能力。这一对大众的催眠能力是希特勒第一项政治资本，在很长时间内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至于这一影响如何强大，亲身经历者能提供无数的证据。
比对大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对希特勒自己的影响。只要想象一下，一个有理由认为自己是阳痿的男人突然发现自己能够创造性能力奇迹时会是何等感受，我们就能理解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是何等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当他与他的战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当讲到让他激动的话题，即涉及到政治与犹太人的时候，有时他会从对他来说正常的沉默状态中觉醒，突然开始胡言乱语、慷慨激昂。当年他只是使人感到诧异，被看成是个“疯子”。现在这个“疯子”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众控制者，一个“鼓手”，“慕尼黑之王”。一位被低估者的寂寞而苦涩的高傲，转变为一个成功者的陶醉的自豪。
他现在知道，他能做一件无人能做的事情。他也已经知道，至少在内政方面，他十分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而且他不能不注意到，在他很快成为名人的右翼圈子中，暂时比他要有名得多的政治家中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两者加起来应该赋予他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作为一个失败者与被低估者，他本来就有着此类感觉的基础。由此逐渐酝酿出了大概是他政治生活中真正最重大的与革命性的决定，即当领袖的决定。
我们无法确定他何时作出了这一决定，它也不是由一个具体的事件激发产生的。我们可以肯定，这一决定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最初几年中还不存在。那时，希特勒对成为一位宣传演讲者，一位民族觉醒运动的“鼓手”，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还尊敬那些当时集中在慕尼黑策划各种政变的帝国遗老，特别是那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两年担任德国作战首脑的、现在被公认为所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右翼运动中心人物的鲁登道夫将军。
进一步认识鲁登道夫以后，希特勒对他的尊敬消失了。除了他独有的能控制大众的感觉以外，希特勒又逐渐感到自己能在政治上与思维上战胜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在某一个时刻，希特勒可能又认识到（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竞争的目标不仅仅是未来政府中职位的分配与地位的高低，而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东西，即一个集权的、不受宪法或分权限制的、不受集体领导限制的长期独裁。
这里显现出了君主政体及其复辟可能性在德国消失以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缺。魏玛共和国不能填补这一空缺，因为它既不被1918年11月的革命者所接受，也不被其反对者所接受，这个空缺是（按当时的口号）一个“<b>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b>”。在20年代初期，产生了一种氛围，用雅科布·布克哈特的话说，即“对于一个与以前的政权相似的东西的渴望”，这种渴望已不可阻挡，而且在“为那唯一的人准备着”。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在期待着“那唯一的人”，不仅仅是为了找到逊位的德皇的替代，而且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即出于对战败的不满，以及对被感受为侮辱的、强加的和约的无助与愤慨。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心声，他预言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在那个时代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