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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依然无法深深入眠。
依然无法好好进食。
依然呼吸短促。
依然以离开我的人无法承受的方式活着，依然。
整个世界以压倒性的音量不断搭话的夏天似乎过去了。我再也不需要在每个瞬间流汗，再也不需要全身放松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再也不需要为了不中暑而无数次用凉水冲澡。
世界和我之间产生了萧瑟的界限。我找出长袖衬衫和牛仔裤穿上，顺着不再吹来蒸汽般热风的道路走向餐厅。我仍然不能做饭，一天也只能吃一顿饭，因为我无法承受为谁做饭、一起用餐的记忆。但是规则再次回返，我虽然依旧不与人见面、不接电话，但再次定期检查邮件并确认信息。每天清晨都坐在书桌前写信，那封每次重新写起、写给所有人的告别信。
夜晚逐渐变长，气温持续下降。搬家后第一次走进公寓后方步道的十一月上旬，高大的枫树被染成火红，在阳光下闪耀不已。虽然美丽，但我内心能够感受到那美感的电极可能已经死亡或是几乎中断。某天清晨，半冻的地面上结了初霜，运动鞋鞋底踩在上面发出碎裂的声音。和孩子面孔一样大的落叶在狂风中翻飞，突然变得光秃秃的梧桐树干就像树名一样，斑白的树皮看来好像被恣意剥开。
***
接到仁善短信的十二月下旬那天清晨，我正走出那条步道。气温在零度以下的天气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任何阔叶树种的树木上已经不存在任何叶子。
“庆荷啊！”
仁善发来的短信里，只出现我简短的名字。
大学毕业那年，我第一次见到仁善。当时我工作的杂志社没有专门的摄影记者，编辑、记者大多自己直接拍摄照片，但在进行重要采访或旅行报道时，他们会和各自找到的摄影师结伴同行。由于最长要一起旅行四天三夜，前辈们建议同性会比较方便，于是我拜访了摄影企划公司，他们介绍了与我同龄的仁善。此后三年期间，我们每个月都会一起出差。辞职后，我也把她当作结交了二十年的朋友，因此对她的习惯非常清楚。像这样先叫我的名字，绝对不是问候，而是发生了具体而急迫的事情。
“嗯，什么事？”
我摘掉毛线手套回复短信后，等待了一会儿。因为没有立刻收到答复，在我正重新戴上手套的时候收到她的回音。
“现在能来吗？”
仁善不住在首尔，她没有兄弟姐妹，母亲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才生下她，因此她很早就经历了母亲年老患病的磨难。八年前，她回到济州山中的村落照顾母亲，四年后母亲便去世了，此后她独自一人住在那个房子里。在那之前，仁善和我随时在彼此的家里见面，一起做饭、聊天，但随着生活的地方越来越远，在经历各自曲折的过程中，见面的间隔也逐渐变长。后来，甚至有一两年没见到她。我最后一次去济州是在去年秋天，在那个仅把厕所简易改造成可在室内使用的木屋里，我足足待了四天，其间，她向我介绍了一对两年前从市场买来饲养的白鹦鹉——其中一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话——她也带我去院子对面，她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的木工房。她让我看了用整棵木桩削成的无缝椅子——一定要坐下来看看有多舒服——她真挚地跟我说，她还说其实自己也无法理解为何这种椅子卖得不错，但对她的生计有所助益。她把桑葚和覆盆子放在水壶里，用烧木头的火炉煮茶，那是去年夏天她在屋子上方的树林里摘下，并冰冻保存下来的。茶水酸而无味，在我一边喝着茶一边抱怨其味道的时候，她穿着牛仔裤和工作鞋，束紧头发，像纪录片中的木匠一样，耳朵上夹着铅笔，用三角尺量着木板画出切割线。
应该不是让我现在去那个济州的家。我发出“你在哪儿？”的短信时，仁善的留言刚好也传来。上面写着以前没听过的医院名字，然后又问我和刚才一样的问题。
“现在能来吗？”
接着又发来短信。
“你得带身份证。”
要回家吗？我想了一下。虽然穿的是比我的身体大两号的长款羽绒服，但衣服还算干净。口袋里的钱包装有可以提取现金的信用卡和身份证。在向出租车停靠站所在的地铁站方向走了一半左右时，一辆空出租车驶向我，我招了招手。
***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沾着灰尘、印有“全国第一”黑字的横幅广告。我付了出租车费后，朝着医院入口走去。我心想，说是国内最好的缝合手术专科医院，但为什么对我来说医院的名字如此陌生？通过旋转门，进入装修陈旧、昏暗的大厅后，我看到墙壁上贴着手指和脚趾各被切断一根的手、脚照片。强忍着想避开的视线凝视了一会儿，因为记忆可能比实际更可怕，所以想正确地记住，但是我的想法错了，那些照片让我越看越痛苦。我慢慢把视线投向照片的右侧，那里并排贴有手指和脚趾缝合在一起的照片，以清晰的手术疤痕为界，皮肤的颜色和质感都不一样。
仁善在这家医院里，这说明她在木工房里发生了这类事故。
有些人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做出其他人很难想到的选择，之后尽最大努力对结果负责，因此这些人不管以后走什么样的路，周围的人都不会感到惊讶。在大学专攻摄影的仁善从二十多岁起，开始对纪录片投以关注，十年间一直坚持做那些对生计没有帮助的事情。当然，能赚一点儿钱的拍摄工作她从不拒绝，但只要一有收入，就得将资金投进自己的工作里，所以她一直都很贫穷。她吃得很少，非常节俭，又做很多工作。她无论到何处都准备简单的便当，完全不化妆，对着镜子用剪刀剪头发。在较为单薄的外套和大衣内层加缝羊毛衫，穿起来比较暖和。神奇的是，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故意那么做的似的，非常自然、好看。
仁善每两年完成一部自己制作的短篇电影，首次获得好评的是在越南丛林的村庄里采访被韩国军人强暴的幸存者的记录。那部纪录片几乎让人感觉大自然是该片的主角，凭借着阳光和苍郁热带树林形象压制一切的力量，仁善获得了私立文化财团对制作下一部纪录片的资助。这部片子讲述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东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老奶奶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日常生活。我非常喜欢片中这位在女儿的搀扶下、在室内也得拄着拐杖走路的老人空荡的眼神与沉默，以及平野无止境的冬日森林在寂静中交会的场景。所有人都预料她接下来的电影也会是见证历史的女性证言，但出人意料的是，仁善采访了她——只露出影子、膝盖和手，阴影中的灰色女人形体，缓缓说着话。如果不是身边熟悉她声音的人，一定连被采访的人是谁都不知道。一九四八年济州的黑白影像记录只是短暂插入，叙事中断，话语之间的沉默、阴暗的灰墙和光斑在电影放映期间消失后再次出现，让期待如同之前的电影一样感人的观众感到困惑和失望。与评价无关，仁善原本计划将这三部短片连接起来，制作第一部长篇电影，命名为《三面花》，但不知为何，这个计划中途被迫放弃，她转而报考了公费的木匠学校，并且被录取了。
我知道在那之前，仁善就喜欢进出邻居家附近的木工房。每当工作出现空当，她就会在那里待上几天，锯开木材、磨造木板，直接制作自己要用的家具，对此我感到不可思议，但我无法相信她真的放弃拍摄电影，成为木匠。在一年课程的木匠学校结业之前，她说为了照顾母亲，要回济州岛长住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想她会在故乡待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从事电影工作。出乎我的预料，仁善一回济州就改造院子里的橘子仓库，开始制作家具。当母亲的意识变得模糊，几乎一刻也不能独自待着的时候，她在内屋的檐廊设置了小型工作台，用木刨、凿子制作菜板、托盘、汤匙和勺子等小木器。母亲去世后，她开始整顿满是灰尘的工作室，重新制作大型家具。
仁善的骨架比较纤细，我从二十多岁开始就看到身高超过一百七十厘米的她熟练地搬运摄影设备，虽然对于她成为木匠感到惊讶，但看起来并不危险。唯一令我担忧的是她经常因为从事木工而受伤。在她母亲过世不久，她的牛仔裤被卷入电砂轮，从膝盖到大腿处留下了近三十厘米的伤疤——她笑着说，无论怎么用力，都无法将裤子拔出来，电砂轮一直发出巨响、不停转动，真的像怪物一样。两年前因想挡住装载的圆木堆倒塌，而造成左手食指骨折，韧带断裂，接受了半年的康复治疗。
这次应该不只是那种程度，而是什么东西被切断了。
原想在服务台询问仁善的病房号码，但一对看似失魂落魄的年轻夫妇抱着手上缠着绷带的四五岁孩子哭泣着进行咨询。我没能立刻走向那里，而是半蹲在大厅中，转过身去看了看旋转门外。还没到中午，但天色阴暗，好像傍晚一般。天空仿佛立刻就要倾泻下雪花，医院对面的水泥建筑物在冰冷、潮湿的空气中蜷缩着坚硬的身躯。
我想应该要去取一些现金。走向大厅角落的自动取款机时，我想到我的身份证有什么用处。因为是分秒必争的手术，在没有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手术，现在是不是需要能负责手术费和住院费的人呢？因为仁善没有父母、兄弟，也没有配偶。
***
“仁善啊！”
我叫她时，她躺在六人室最里面的病床上，焦急地凝视着我刚才走进来的玻璃门后方，现在她等候的人不是我。也许是急需护士或医生等人的帮助，突然好像清醒了一样，仁善认出了我。她的大眼睛睁得更大，闪闪发光，很快就变得像月牙一样细，眼角留有细纹。
“你来了？”
她用口型说道。
“怎么回事？”
走到仁善的病床前，我问道。她宽松的病号服上露出瘦削的锁骨。可能是因为浮肿，面孔看起来反而没有去年见面时那么瘦。
被电锯切断了。
仿佛不是手指，而像是脖子受伤的人一样，仁善没有发出声音，低声细语。
“什么时候？”
“前天早晨。”
她慢慢向我伸手问道：
“要不要看？”
出乎意料的是，她的手并没有完全包在绷带里。被切断后缝合的食指和中指第一节露在绷带之外。此外还夹杂着似乎流了没多久的鲜红色血液和氧化变黑的血液，覆盖着手术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