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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日傍晚，在路口等候着的妈妈叫他的时候，父亲之所以回头看，是因为觉得不会有人那么轻柔地叫自己。妈妈说直到听到舅舅的名字，爸爸的眼睛才有所晃动。他认出了妈妈是经常来外婆家的韩地内兄妹当中的一人。
但是爸爸不想和妈妈说话。深秋时妈妈再去找他的时候，他也郑重地拒绝。一直到隔年的早春，妈妈再去找他的时候，他才开口：“我害怕别人的眼光，在市内见面吧。”
那个星期天下午在烟雾弥漫的茶馆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妈妈三十岁，爸爸三十六岁。
那天妈妈最先知道的是父亲在一九五〇年春天被移监到釜山。大邱高等法院不仅负责庆尚道，还负责全罗道和济州岛的上诉审理，因此收到上诉判决后，被关押在大邱刑务所的人大量累积，空间变得不足。父亲说，那年春天以长期服刑者为主进行大规模移监，纯粹是出于实务上的原因。在济州人当中，他不幸属于刑量较高的一群，这反而让自己活了下来。
但是父亲说釜山也不安全。釜山保导联盟的加入者从七月份开始蜂拥而至，在刑务所内院建设临时建筑物时，动员了被羁押的囚犯。每到休息的时间，父亲曾经从院子里的帐篷前走过，看到饿得极其瘦削、只穿着裤子的孩子，扎辫子或绾发髻的女人，大热天也不脱帽的老人们挤在一起擦汗。
据说从九月份开始，他们被卡车载走，刑务所里流传着令人心惊的传闻，说是从羁押犯人中挑选出政治犯处死。
父亲说，正如传闻的内容，济州二百五十人中，有九十多人被叫出去，剩下的济州人焦急地等待下一个顺序的时候突然停止。后来才知道联军从仁川登陆之后，战局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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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双不知是否会把杯子打翻的手是不是藏在口袋里？我想着，不，是不是没有藏起来，而是安静地放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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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告诉妈妈她真正想知道的事情是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从舅舅被关在大邱刑务所的夏天到父亲被移监到釜山的春天，在约八个月的服刑期间，两人是否曾在那里见过面？如果是的话，父亲还记得什么？
父亲说那个夏天新进来了三百名济州岛人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听到家人的消息。当时父亲知道了被抓到P邑国民学校的细川人在沙滩上被枪杀的事实，那个传来消息的人说了舅舅的事。说他和外婆家在细川里的青年一起坐船过来，被安排在旁边的刑务所。爸爸说只听到名字就知道是谁了，虽然没有一起上过学，但记得小时候他和妹妹们一起跨过小溪来玩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两家的女儿很多，觉得彼此的个性很吻合。爸爸说他们用石头将院子里的凤仙花碾碎，敷在妹妹们的指甲上，自己的指甲也被染上颜色。
但那就是全部了。
爸爸对坐在他面前的人再也没有可说的话了。
我曾问过妈妈几次，父亲住进这座房子是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五年之后，那期间两人是怎么过的呢？多久见一次面？什么时候变亲近的？妈妈连一次都没有回答清楚，只是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比如说爸爸给妈妈讲的关于在酒精工厂受到的拷打。穿着没有军阶的军服，操着北韩话的男人是如何对待父亲的。每次脱下衣服、倒挂在椅子上时，他都说了些什么。
你们这些该死的赤匪，我要把你们全部弄死，消灭你们这些该死的赤色分子。
那人不停地往被毛巾覆盖的父亲脸上灌水，他用野战电话线把父亲湿漉漉的胸口绑起来，然后连接电源。每当那个人低声要父亲说出和山上勾结的人的名字时，父亲都会回答，我不知道，我没有罪，我是无罪的。
每当说完那个事情，妈妈总会不由自主地自责。
那时候我为什么要说哥哥的头发很奇怪？为什么那时只能说那样的话？
我记得，妈妈那样自责的时候就会放开我的手。因为抓得太过用力，让我发痛的握力像泡沫一样瞬间破灭。就像有人切断保险丝一样，就像忘记了正在听她说话的我是谁一样，就像即便是一瞬间也不愿碰触到人的身体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