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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是谁出来通知我，冠华走了，永远地走了！他们扶我进病房，我似乎在腾云驾雾，木木地看着祥和的冠华，多想和他再说几句话啊！但他像熟睡一般……
1983年夏天，冠华颈部和肺部转移的病灶再次复发，而且来势凶猛。北京医院的会诊表明现代先进的医疗手段已经无法抑制他体内癌细胞的侵蚀。放疗科的刘明远主任曾经在一年多前创造奇迹，在他颈部病灶已穿透咯血的情况下竟然用放射治疗硬是把病灶缩小到一个很小的局部。那时候，我天天推着轮椅送冠华进那间治疗室。他需要我的支持，我懂，因此每次治疗我都陪他进去，帮他脱去外衣，扶他躺在治疗床上。治疗结束，我又立即进去扶他坐进轮椅。好心的护士们劝我只送到治疗室门口，因为那里面有残余的射线，会影响我的健康。可是我那时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我只觉得冠华和我的生命是紧紧系在一起的，他如果随风而去，我的生存将是无尽的空虚。
他们没有让我送冠华去太平间。我不记得谁把我送回家的。但进了家门，我就意识到冠华再也回不来了。那真是悲痛欲绝，我连一眼都不能看我们的卧室，就躺倒在东边空屋的床上，呆呆地抱着我的两瓶“速可眠”，脑子里空空地问自己：“什么时候吃呢？”现在回想当时，我还是一直很感谢老杜（杜修贤），因为他是第一个闻讯赶来看我以及把我从死神那里往回拉的真正朋友。他看我神情痴呆，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他没有说多少劝慰的话却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不要这样躺着，你要起来！你是不是想死？你不能死，也不能这样不振！陈老总不幸过早死了，张茜一定是没有挺过那一关不到两年也去世了。她如果不死，一定有许多话要替老总说。可惜她那么快死了！”我一惊，但仍说：“老杜，我没有力气了，活不下去了！”他却说：“没有什么活不下去的，你要为老乔活下去！”我泪如雨下，但我却下床站起来了。
我差一点挺不过来的是1983年冠华的离去。当他的癌症终于不可抑制时，我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了一年多才抗拒住死神对我的诱惑。
世上还有真情在我想凡是绝望已极，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大概都是想到死的念头就即刻去拥抱死神的。因为只要是在生与死之间犹豫不决，生的呼唤总会战胜死的诱惑。我在冠华逝世后的一年中踉踉跄跄在一条冷峻的生活道路上跋涉，很少温暖，很少关怀，几乎全凭着自己的理智和毅力挣扎着活下去。但我对生的希望逐渐地增加，我想到了我未尽之责，冠华有多少话要我来讲，我曾经对他作过许诺；我想到女儿妞妞，她仍是我生活的亲情所在。我也从朋友们的关怀中得到宽慰，尽管真正的朋友极少，但世上毕竟还有真情在！在这极少数的朋友中，我首先想到了李颢。当我在凄风苦雨中徘徊在黄浦江边时，冠华的老友李颢夫妇多次来信邀我去苏州。我去了，那是我绝望的转机。李颢夫妇的热情和照顾在我冰冷的心田里洒进一丝温暖。他们鼓励我在风景秀丽的东山之巅为冠华找一块安息之地。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想把我的骨灰与冠华的合在一起，但我说，我想把他的骨灰盒留在北京的卧室里陪伴我。李颢和慰情坚决反对，他们说我应当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在东山安葬冠华，他会喜欢因为那里山明水秀。我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于是去吴县寻找墓地。我所找到的远远超过一块冠华的安息之地，而是人们对冠华和我的理解和尊敬。吴县当时的书记管正同志以及东山乡的杨其林等许多同志听说我要在东山为冠华修墓都热情相助，使我不止一次感动得流泪。东山乡的同志陪我跑遍公墓上上下下，最后选中一块山顶十六平方米的墓地。我当时经济上也拮据。冠华病中，我靠早起晚睡为百科全书翻译词条，得到一些稿费来为冠华购买营养品。那时，北京医院北楼一层的护士们都会看到清晨和深夜，我借用护士会议室埋头翻译，中午冠华午睡时，我把小藤桌搬到过道还在拼命工作。也就靠了我这些艰辛的劳动换取的稿酬，冠华才得以保证一切营养需要，使生命延续五年之久。此时要修墓，我小心地问大约需要多少费用。而东山乡的领导竟回答说：“你能选择东山安葬乔冠华同志，这是我们的光荣！乔部长活在人民心里，他的墓将来肯定会是使东山扬名的一个景点。至于费用，你是自己出钱修，我们决定只收材料费和人工费。这块地就算是我们东山人民对他的一点贡献，感谢他为国增光。”我感动极了，冠华临终念念不忘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快就得到验证。
我的一生经历过三次惊涛骇浪，每一次都险遭灭顶。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和中期，我先被打成“黑帮爪牙”遭批斗，后又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被半隔离。第二次是1976—1978年，遭遇更加残酷。这两次打击都是毁灭性的，足以使我丧失活下去的信心。我的同窗吴璞就是在我们第一场共同灾难中无法忍受屈辱和绝望，投进了外语学院后面的运河。然而无论在哪一次，我都从未想到过死。第一次是我年少气盛，不甘心步吴璞的后尘，此生就这样完了。实在没有活路时，我给毛主席写了信，求他伸张正义。那一次我不仅活过来了，差不多还是胜利者。第二次痛苦得多，对我的毅力也是无可比拟的艰巨得多的考验。但我仍未屈服于命运。每当我精疲力竭，再不想争斗时，对冠华的思念鼓励了我。终于，我也挺过来了。想置冠华与我于死地的人并未得逞，反倒自己的处境也不妙了。这倒也是应了陈毅同志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
从苏州回到上海不久，又接到冠华另一位老友冯亦代的电报，要我速回北京商量去深圳蛇口工作的事。无论是李颢，还是亦代、徐迟这些老友，在冠华辉煌年月，从未来锦上添花，因此我那时竟与他们从不相识。但是当冠华处于逆境时，他们都回到他生活中，在他去世之后又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关怀和鼓励，我对他们永志不忘。
我那埋得深深的情感闸门突然间被这首东坡词冲开，很久没有这般激动了，我不禁伏案痛哭。我知道即使冠华已不常在梦中出现，但那十年的生死之恋，以及随后的十年天上人间将永远魂牵梦萦陪伴我终生。我突然间失去了往日的平衡，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自己十年的艰辛。我那两鬓的白发也许更透露了我能活过来是多么不易。于是那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又一次震撼了我自己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