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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我回到北京，急忙找到亦代。他立即把我介绍给黄宗英同志。我和宗英过去并不相识，但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四五个小时，她的坚强深深感染了我。是她，听了亦代的介绍建议我去蛇口工作一段时间医治心头的创伤。当时她正在蛇口干一番事业，她和袁庚同志谈了，同样是素不相识的袁庚同志向我伸出了热情的手，欢迎我去蛇口。他还专程派了一位年轻干部来北京陪伴我去那里。虽然，后来由于意想不到的干预，第一次去蛇口我仅停留了一周就被叫回了北京。但那短短七天中，从袁庚到宗英，到许许多多其他蛇口工业区的朋友都由衷地欢迎我参加特区建设者的行列。我在南海之滨感受到了一种冲破长期压抑的解脱。那里的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理解人的价值。我当时并不想扎根蛇口，我只是想在那里工作半年左右，以使我恢复平静，找到重新生活的起点。在蛇口时，我的情绪也仍然很不稳定，冠华的影子魂牵梦萦地无处不在。记得有一天晚上，几位朋友邀我去“海上世界”玩玩。我在酒吧里待了一会儿，总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于是就到甲板上散步。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没有月光，也很少星光。我遥望黑沉沉的大海，一股深刻的忧伤重又涌向心头。命运使我飘落到这南海之滨，前面的路就像这黑漆漆的大海一般看不见亮光，望不见尽头。我记得我站在横杆边，任泪水往下流，直到朋友们出来找我。那一夜我难以入睡，后来睡着时，冠华在梦中时隐时现。
明月夜，短松岗。
一周后我被莫名其妙地从蛇口叫回北京，我气愤至极，也绝望至极。在冠华逝世半年中，我艰难地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朋友们要我坚强地活下去，却也有人不仅为冠华的死高兴，也不喜欢我活得好些。他们酒足饭饱之后还在注视着我，不是为了帮助，而是为了堵截我重新生活的道路。遗憾的是，在这些人中不乏昔日与冠华称兄道弟的“战友”！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冠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怎能料到在晚年时遇到如此坎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他死后连他的妻子他也无法庇护。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的革命行列中！那是我第二次被压得精疲力竭，第二次视死如归。我锁上卧室的门，抱着冠华的骨灰盒，旁边放着我的那两瓶“速可眠”和一瓶冠华喜爱的茅台酒，听说酒可以助长药力。我在这世界孤独跋涉已经太累，太累了，我该休息了……
料得年年肠断处，
这一次拯救我闯过死亡关的大概首先是我那不甘失败的性格。我把自己关在我们过去的卧室（当时的冠华灵堂）中足足八个多小时。当我从绝望中冷静下来时，我想到东山的墓还未修成，但我更想到有人一定会举杯庆幸我的死，因为从此之后，人们将无法得知冠华和我的悲剧。历史将永远被扭曲，公正将永远被掩埋。我不能死！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我终于打开了房门，又走进了生活，开始了新的搏斗。这一次，我得到了黄镇、宋之光等这些冠华老友的同情和帮助。最后，胡耀邦同志在我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中组部的有关负责同志终于妥善处理了矛盾。当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已是1984年的秋天，冠华逝世的周年之际了。我的情绪经历了这一年的生生死死考验，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不论前面的路多么充满荆棘，我决心走下去，为了冠华，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我们所爱的大好江山和人民！那时候，女儿妞妞已长大成人，开始工作了。她担心我一人孤独无援，邀我去美国探亲。也有朋友劝我索性一走了之，不要再为过去的痛苦付出更多的代价。然而我却坚持留在了这一块土地上。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改变的一种执著和追求。不论这片黄土地如何把我青年时代的梦、中年时代的追求揉得粉碎，不论它溶进了我多少痛苦的泪水，我却总是难以割舍！记得1981年的时候，当时的年轻人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叫“信仰危机”。有一次，一群年轻人来访，其中一位问冠华：“乔伯伯，你一生廉洁，忠心耿耿，却被整得这么惨，你不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吗？”冠华激动起来，认真地说：“我不是工农出身，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不是因为自身受压迫，而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十六岁离家，寻求真理，在清华园里，我就开始读马克思的书。后来在德国，我研究康德、黑格尔，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最终决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我现在对自己的信仰动摇，岂不是我自己把一生的追求都否定了？”
小轩窗，正梳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