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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3年的春天，毛主席在一次会见时突然提到了父亲希望去香港促成国共和谈的事，问我：“行老还有没有这个念头？”我说有，不过总理和我都觉得他年龄太大，恐怕去不了。主席想了一下说：“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我一时不知如何表态，我确实很怕父亲经不起旅途劳顿，但看来毛主席支持父亲的想法。最后主席请总理考虑个周到的计划，是否可在保证父亲健康的条件下送父亲去香港。此事实际上就按主席意思定下来了。我转告了父亲，他很高兴，说毛主席懂得他的想法。总理和我开始筹备父亲的香港之行。我们心里都很不踏实，毕竟父亲已是九十二岁高龄了，此行会顺利吗？然而，父亲很坚决，主席又支持，我们也只能照办了。
《柳文指要》终于出版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和安慰。然而喜悦之后，父亲的生活更加空寂。1970年，母亲奚夫人因肺炎去世后，父亲失去了相依相伴的老伴，我虽尽力找了朋友照顾他的生活，但老人的内心是异常孤独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也无事可做。而他又是个一生从不虚度年月的人。于是从1972下半年开始，他向我谈了去香港重新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他最后一份力的念头。另外，殷夫人在香港，与父亲已阔别九年之久，自然也希望一晤。父亲要我向总理汇报。我报告了总理，总理说与台湾方面的对话，行老去是再适合不过了。过去1962年、1964年两次赴香港，父亲做了大量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但是总理担心九十二岁高龄的父亲身体已不允许做此长途旅行了。我也认为父亲虽有此意但已力不从心。我向父亲解释总理的担心后，父亲并未坚持，但他常常谈到他见不到国共和谈、祖国统一是他一大遗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的一个愿望是台湾的回归。
1973年5月中旬，父亲启程赴港。周总理安排了中国民航派一架专机送父亲，随机派了警卫并为父亲配备了北京医院内科张惠芬主任及护士小丁同去。除我和大哥章可外，父亲还带了一个秘书，一名家中的女厨工及后来照顾他生活的一个女孩子。父亲舍不得妞妞，一定要叫她一起送他去香港，因而我还带了十二岁的妞妞。
那位主任只好答应尽力去找。凌晨一两点钟时，他把书找来了，是用过的旧书。他说找不到新的，这是市委宣传部的。因为他说是市委宣传部写作组的，又显然是用过的旧书，书页上有吃饭时留下的油渍，我就有所警惕，在送给弗里曼之前逐页检查一遍，果然在里面发现未曾拿走的一张夹条。从条子上的话看出来，读此书的人是准备针对《柳文指要》进行批判，上面引用鲁迅的话，说要用当年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父亲这部著作“批倒，批臭”。我庆幸发现了这张条，未让弗里曼带回美国国务院。
当时台湾的班机与香港通航，而中国民航则尚未开航。父亲的专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架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中国大陆飞机。事先外交部等单位同港英当局进行了细致的洽商安排。一架中国政府所派，载着前和谈代表章行严一家人的中国大陆专机前来香港“探亲”，本身就成了一个向台湾发出的强大和谈信号，轰动了香港，特别是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虽然中美关系已经解冻，但总的来说中国还处于与外界接触不多的状况。在那些年月里，人们只听到斗争和暴力，和平统一祖国的口号已很陌生了。我们到达的头几天，香港的中、英文报纸都以极大的篇幅报道了父亲到港的消息，并且作了种种猜测，绝大部分都评论说章行严此行必带有同台湾和谈使命。
他说这不可能。我说：“总理答应了美国人送一册，但这不是总理个人的事，也不是我个人的事。总理是告诉美国人我们并未摒弃文化遗产，我父亲的书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假如你们找不到，这个影响很坏。书明明出版了，那么大的上海竟一本都找不到？！”
我到达香港后的心情却是复杂的。父亲来港的报界舆论宣传的确证实毛主席和父亲对此次赴港影响的预测是正确的。在中断了八年之后，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将架设起新的和平桥梁。然而我对父亲的健康却忧心忡忡。香港五六月份的气候十分闷热，父亲的住所在闹市区一幢楼房的底层，并不太宽敞，也没有花园可以透点新鲜空气。特别是那室内的冷气空调，我真怕老人受不了。
当时的上海是“四人帮”的堡垒，我知道这件事不会太容易。而弗里曼却兴高采烈地催问我什么时候把书给他，因为尼克松一行第二天清晨即启程回美国。宴会后已是晚上十点，我找到当时上海外办那个姓冯的负责人，要他设法连夜从上海的书店里要一本《柳文指要》。
父亲到达香港的情绪并不热烈和兴奋。我觉得他出奇地冷静，甚至很严肃，话语都不多。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他是在一场最后的拼搏中使尽自己的最后一点余力。到香港的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殷夫人和我都劝他休息些日子，然而父亲却急不可待。
那是在签署中美《上海公报》之后的送别尼克松晚宴上。宴会在上海锦江宾馆举行。由于双方终于完成了改变世界格局和历史进程的使命，签署了有深远影响的《上海公报》，宴会气氛十分活跃。席间总理问弗里曼先生哪里学的中文，这么好的水平。弗里曼说是在台湾和香港学的。谈话间，总理发现弗里曼先生的古汉语造诣很深，读过司马迁的《史记》，读过二十四史。总理深为赞赏，接着总理提到父亲，说他是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九十高龄出版了百万字的《柳文指要》。弗里曼极感兴趣，问了许多问题。周总理对我说：“弗里曼先生那样有兴趣，含之，你送他一部《柳文指要》嘛！”我说一定送，只是手头没有，要回北京后，给弗里曼先生设法捎去。总理说那么大的上海还找不到一册？叫他们找一本嘛！
一周后，我带妞妞离港回京。临行前，父亲单独与我谈了一会儿。他要我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很好，正在联系各方关系。此时他在台湾的一些老友和于右任老先生等都已经去世，他说他正在接触其他一些朋友。他要我告诉总理他在香港最多停留三个月就要回北京。他深情地对我说：“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人也许真有一种第六感觉，会对未来发生的事情有种预感。在我同父亲三十年的相处中，我很少见到他动感情。他是个感情极深邃的人。他的诗作洋溢着强烈的激情而在生活中却极少动情。我在香港寓所辞别父亲时，不知怎么我产生了一种悲哀，对老父亲依依不舍。父亲也是这样，他特别舍不得妞妞，临别前再三抚摸她的手和脸，要她“三个月后来接爷爷”！
1972年春天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又出其不意地向尼克松介绍了父亲的《柳文指要》并赠同来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后曾任美国驻华公使）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