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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可以想结婚呢！”她用一条锁链拴上门时，痛苦地自言自语。那晚孩子们都睡了，她想着弗洛伊德先生的容貌，觉得自己从不喜欢留着红头发的男人。她推开针线盒，拿来一张吸墨纸，把弗洛伊德先生的信又读了一遍，当她读到“爱”字时，她的心七上八跳，但这次没那么剧烈了，因为她想起约翰赶鹅的情形，就明白她不可能再和任何人结婚——更不用说是弗洛伊德先生了，他比她年轻那么多，即使他是多么优秀的一个男人——还是位博识的学者。
天空乌云密布。
“你也太淘气了。我只告诉过你一遍吗，我已经跟你说过成千上万遍了。不许你去追赶那些鹅！”她说着，把弗洛伊德先生的信揉成一团，抓紧约翰的手，将鹅赶回了园子里。
太阳又露了出来，耀眼灿烂。
“可是它们逃走了！”他嚷着，挣扎着要脱身。
阳光像只眼睛照在马镫上，接着蓦然而又温柔地落在床上、闹钟上和敞开着的蝴蝶盒子上。黄斑蝴蝶飞过荒原；它们曲折穿过紫色三叶草丛。豹纹蝶沿着灌木树篱招摇而过。蓝蝴蝶停憩在烈日暴晒下的小块骨头残骸上，胥蝶和孔雀蛱蝶饱餐着从老鹰嘴里掉下来的血淋淋的内脏。离家几里之外，他在废墟下方起绒草丛中的凹坑里发现了银纹多角蛱蝶。他看到一只白纹蝶绕着橡树盘旋而飞，越飞越高，而他从来抓不住它。一位独居在高地上的老村妇告诉他，一只紫色的蝴蝶每年夏季都会飞到她的花园里来。她还说，清晨狐崽们会到她的植荆豆丛里玩耍。如果在拂晓时分向外看，你总会看到两只獾。有时它们会像男孩打架一样把对方撞翻，她说。
“我告诉过你多少遍了？”她大叫着，一把抓住他，夺过他手中的棍子。
“雅各，你今天下午可不许走太远了，”他的母亲从门外探进头来说，“因为上尉要来告别。”那是复活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佛兰德斯太太气红了脸。
星期三就是巴富特上尉来的日子。他穿着整洁的蓝哔叽礼服，拄着他的橡胶头手杖——因为他有点瘸，左手还少了两根手指，这是为祖国效劳的结果——下午四点准时地从那座立着旗杆的房子出发。
“是的，足够明天做鱼饼了——或许巴富特上尉——”她读到了“爱”字。她匆匆走进花园，紧张地读着，倚着胡桃树来稳住自己。她的胸脯上下起伏。西布鲁克的面容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她摇摇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昏黄天空的映衬下摇曳的叶子，这时，三只鹅连飞带跑地穿过草坪，约翰在后面挥着棍子追赶它们。
三点，推轮椅的狄更斯先生提前接走了巴富特太太。
“弗洛伊德先生自己送过来的，是吗？——我想那奶酪肯定在门厅的袋子里——噢，在门厅里——”她读着便条。不，这不是和孩子们相关的。
“挪挪地儿吧，”在广场上坐了十五分钟后，她对狄更斯先生说。接着又说道：“好了，谢谢你，狄更斯先生。”按照第一个请求，他会找一块有阳光的地方；按照第二个请求，他会把轮椅停在一片阳光温暖的地带。
“噢，讨人厌的弗洛伊德先生！”雅各说着，扯掉了一棵蓟草的头，因为他知道弗洛伊德先生是去教他们拉丁文的，弗洛伊德先生出于好心，已经抽空教了他们三年拉丁文了，毕竟佛兰德斯太太在附近也找不到别人来做这种事，她快管教不了这两个年长一点的孩子了，而且也得为入学做准备，大多数牧师都不怎么情愿做这种事，喝完下午茶后过来，或者把他们叫到他家去——只要他能够挤出时间——因为教区非常大，如同他的先父，弗洛伊德先生常去拜访远在蛮荒之处的村庄，此外，同老弗洛伊德先生一样，他还是一位大学者，这更让这件事显得不大可能了——她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她早该料到吗？且不论他是位学者，他其实比她小八岁。她认识他的母亲——老弗洛伊德太太。她曾经到她家喝过下午茶。就在那天晚上，她和老弗洛伊德太太喝完下午茶回来后，她在门厅里发现了一张便条，于是在给丽贝卡送鱼的时候顺手捎到了厨房，心想一定是与孩子们有关的事儿。
作为一位老住户，他和巴富特太太——詹姆斯·科珀德的女儿有许多共同之处。西街和宽街的交叉路口的那个喷嘴饮水器就是詹姆斯·科珀德捐赠的，他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大庆时正当着市长，他的画像随处可见：洒水车上，商店的橱窗上，还有律师咨询室的窗户的镀锌遮阳篷上。但是艾伦·巴富特从来没有参观过水族馆（尽管她与捕鲨鱼的博厄斯船长很要好），当有人拿着海报从她的身边走过时，她傲慢地睨视他们，因为她清楚自己永远都不会去看皮埃罗一家、泽诺兄弟、或者黛西·巴德和她的海豹表演团。广场上坐着轮椅的艾伦·巴富特是一个囚徒——文明的囚徒——市政厅、绸布店、游泳池和纪念堂在大地上投下一道道阴影，仿佛她牢笼的一根根栏杆倒影在广场上。
“他不是老人，”佛兰德斯太太说。“他是——不，他不是——我还以为是上尉，原来是弗洛伊德先生。快走吧，孩子们。”
作为一个老居民，狄更斯先生会站在她身后一点点，抽着他的烟斗。她会问他一些事情——这些人是什么来头——谁在经营琼斯先生的店铺——然后就是一些关于季节的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狄更斯先生都尽力去回答——从她的唇齿间吐出的话语就像饼干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