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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跳了起来，用毛巾和窗帘把窗户遮挡严实，为了安全起见，还关掉了煤气主管上的开关。我俯身观察，确保房门关严锁紧。他盯着我，就像盯着一个认识的人。
他走到我这里之前，还会和其他客人搭讪几句，给他们背首诗，接着又和女服务员调笑起来，喝起那杯给他沏的不加柠檬的淡茶，也像是在饮用糖浆一样香甜。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我怎么说来着？我怎么说来着？”他嘀嘀咕咕。
我负责两个点，一处位于绿树成荫的萨斯卡肯帕街区，另一处在新世界，大道旁的那间阿玛托尔斯卡咖啡馆中。这是一家终日烟熏火燎的小馆子，即使在冬日正午短暂的高光时刻，室内也是黑漆漆的。我坐在靠角落的一张桌子边，抽着烟，喝着茶，等着切·格瓦拉到来。我常常坐在窗边的一张咖啡桌旁，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段街景，那里有服装店的一隅，店里总是亮着灯，却一直门可罗雀，只有穿着松松垮垮的格子外套的女店员们带着网兜，随时准备送货上门。我的病人走了进来，他脚步响亮，目光四射，完全是一副准备登台演出的架势。他身上挂着行军饭盒，腰里绑着模仿子弹带的皮带，穿着拖到地面的长大衣，头上扣着个钢盔，钢盔下还戴了一顶暖和的羊毛帽。“嗨——希特勒！”他从门口一路大喊，要么是“你好，工人们，同胞们”，要么是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人们会慢慢地把头转向他，笑起来，半是打趣，半是纵容，笑容或多或少流露出亲切的意味。有时还会有人喊他：“你好，切·格瓦拉！”然后，咖啡馆里又恢复了之前的喧嚣。
我们在一张临时用报纸铺就的床上相拥而坐，通宵达旦。一整夜，我脑海中都在不断涌出奇特的想法，就像寒夜里在窗玻璃上生长绽放的那些淡淡的白色冰花。我本想摒弃，可又层出不穷地滋生出来，挥之不去，虽然这些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弱，也许会被即将到来的黎明驱散吧。最后，我一定是睡着了，因为他的声音和茶壶里沸腾的水声吵醒了我。
M从坦姆卡一座廉价公寓的三楼对我们发号施令，但我很少亲眼见到他。我只与那些负责分管我们的老志愿者进行沟通。我们这儿是分层管理的，我属于层级网络中的一员。每天下午，我们都在四处奔波，就像得到了密令的干事，就像在执行神秘的紧急救援任务，就像心理健康旅行的推销员一样。有时，当我迷失了方向，我就会设想，他处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做呢？ M胡须浓密，身材高大，总是穿着一件法兰绒格子衬衫，常倚靠在窗台上，俯瞰整座城市。一想到他，我就放心了。他给出的指令清晰明确，尽管从不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即使会议之后我们在他的公寓里喝酒时也是如此。人都在承受痛苦，因为这就是世界的运转方式。但有时候，他们的受罪毫无意义，纯属自找苦吃，尽管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也不理解他们为何会这么做。我们的工作就是与他们待在一起。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帮助他们。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他站在煤气炉旁，把一个硬纸板做的空皮套扣在腰带上。窗帘已经打开，带有金属质感的冬日阳光透窗而入。
我需要照顾三个成年人。我的老板M把他们称为“客户”。我也用“客户”这个词。以“病人”来称呼是一种背叛，这意味着你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站在墨守成规的一边，站在伪君子的一边，站在体制的一边。M还说过，我们最喜欢使用的“疯子”“神经病”这些词，是因为听起来质朴而直白，就好像回到了词汇本身的源头，就像亚麻、棉花和再普通不过的黑面包一样。这些词童叟无欺，也绝非言之无物，不似“躁狂抑郁症”“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或“边缘型精神分裂症”这些术语那样晦涩拗口、不知所云。越是简单的词汇，就越是可信。这就是事实，人会发疯，一直都这样，M说。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研究的原因了，在课程讲座中，我们将探讨造成它的原因是基因、教养、分子的微妙转化，还是酶、恶魔，或者某种永恒的仪式。人会发疯，毫无疑问，自古如此。人总是处于发疯和正常两种状态之一，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我们，耐心十足的陪护志愿者。
“已经没事了，”他说。“他们走了，但还会回来。”
透过公交车窗，我看到了下午在新世界大街上的汹涌人潮——他们总有事情要做，总有东西要看，在这个历史时刻，人的群居本能得到了极大强化。我要么在新世界大街车站下车，要么多坐几站，穿过黑暗而冷漠的维斯瓦河前往萨斯卡·肯帕站。那里的街景十分静谧，脚踩在厚厚积雪上发出的嘎吱声格外响，仿佛置身乡下。当你走进这条街，就好像投入了温情脉脉的女子怀抱中。
我一阵恍惚，好像刚抽完了整整一包烟，好像昏死过去了，好像又被人救了回来。我难以置信地环顾公寓四周，疑心重重地望着外面的树枝。我扫视了一下散乱的报纸上的大标题。难道我焦虑症发作了？还是我的精神病发作了？我想，一定是他传染了我，而我受了感染；他催眠了我，而我屈从于他的指令。
就在公交车驶离剧院广场站开往克拉科夫郊区大街站方向时，大学也宣布罢课了，红色横幅悬挂在学校大门口和哲学系大楼上。人潮涌动，热血沸腾，带着不可名状的狂热。放眼看去是层层叠叠的黑色人影，还有摆着地下出版物的摊位。哲学楼前一直有两个小伙儿，他们抱着一个盒子，路人纷纷把香烟投入盒中，偶尔也有整包的，但大多只有一根两根。我们那儿，在斯塔夫卡，我们与这种激情、这种骚动、这种光和热隔绝开来。我们在一座座阴暗的建筑物里沸腾、腐烂。我们是全省大罢工的参与者。鲍勃·马利<a id="jz_1_1" href="#jzyy_1_1"><sup>[1]</sup></a>的歌在一遍一遍地播放，也没什么用，就像一台革命的手摇风琴，像一个转经轮。整部历史在这里发生，在克拉科夫郊区大街。
“切，你得去医院。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我步行到111路公交车站，在纪念碑旁，我已经快要冻僵了。公交车到达时，终于坐上车的我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舒服，我双脚踩在座位下的横杆上，用外套紧紧地包裹住大腿和臀部，又竖起衣领，舒缓的呼吸使自己感到一阵温暖。我像眼睛，像澄澈的深色瞳孔般掠过这座城市。
他没有反对，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我一走到街上，就慢慢回过神来，像一条甩干身子的落水狗。我的万般思绪开始聚拢，形成一个集体，随即立正站成一排，又排成队形，挨个开始报数。街上空无一人，原来是个星期天。今天有游行。急救号码。安娜女士——我应该打电话问问她昨晚睡得好不好。
礼堂里开了大会，在会上，志愿者们都获得了“大罢工特别通行证”，因此我可以外出了，我成了一个“特权人士”。我满怀自豪地从睡觉的长桌上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下楼去。楼下的执勤人员在名单上核对了我的名字，便拿钥匙开门放行。我站在冰冷的空气中，站在突然降临的沉寂中，站在隐藏着学院公园秘密的暗淡光线中。谈话的嗡嗡声、乒乓球打在台面上发出的单调碰撞声、墙后不知何处传来的沉闷吉他声统统消失了。那一团呛住了我们每个人咽喉的、满是灰尘的干燥空气也消失了。现在的我呼吸吐纳着冰霜。我的病人真是我的救星，他们将我放出了樊笼。他们从远处，从布拉格区给了我一个特赦，就像天使的传信一样，飞过维斯瓦河畔的整座城市，降落在斯塔夫卡，降落在我的头顶。它如圣灵之火，我是天选之人。
我走到电话亭，拨了几次电话号码也没有接通，电话可能是坏了。路上连一辆有轨电车也没有。我步行过桥去往城市的另一边时，在大街上看到一辆辆装甲车伴着雷鸣呼啸而过。
我一直感到冷。在公交车站，我梦想着穿上一件羽绒服，然而在这个维度上它并不存在。此类东西都来自外太空，来自某道边界之外，来自甚至无法想象的异世界。在大学旁那家被所有人称为“蟑螂吧”的乳品店里，我点了半份蔬菜和一张薄煎饼。然后我感到吃得太撑，有些头昏脑涨。要不要再吃一个甜甜圈？等我参加工作了，我梦想着，那时候我就会成为一个懂生活的成熟女人了，我要买一整盘甜甜圈，就买马尔赫莱夫斯基大街上的那家店里的，因为他们做得最好吃。我会安安静静、慢条斯理地吃，从金字塔顶上的那一个开始。
【注释】
那时候，一切都在黑暗中发生。这可能吗？白昼只出现了短暂的片刻，那时，白昼像一件粗糙的亚麻内衣，像硌人肌肤的宿舍床品，像穿了整整一个秋天的、用地毯上抽出来的纱线编织的毛衣。太阳仿佛一盏巨大的六十瓦灯泡。离开学校时，天色已暗，然后越来越黑。空无一人的商店透出的昏暗光线在潮湿的人行道上映出了斑斑黄色污渍。乘电车一路穿过暮色，直到那间位于诺沃特基大街上的公寓，房间的窗帘将黄昏拒之门外。十二月初的华沙。
<a id="jzyy_1_1" href="#jz_1_1">[1]</a> 鲍勃·马利（1945—1981），牙买加创作歌手，被称为雷鬼乐的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