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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这是个测试：我要么是那种可忽略或可怜的中年人，要么是她也许可以说说话的人。我点了点头，萨莎放松了些。
“那时候不一样，”我说，“每个人都到处跑。我父母离婚了。”
“来一瓶吗？”她问。
“我父母也是。”萨莎说，她已忘记了先前的羞涩，“你当时和我一样大吗？”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萨莎就起身朝冰箱走过去。我看着她装腔作势地摇摆过去，从容地拿出一瓶他们带来的啤酒。商标上的山脉图画闪着银光。她迎着我的目光。
“比你小一点儿。”
她的语气很平淡，但我从中听出了一种谴责的意味。
“我敢说你那时候一定很漂亮。我的意思是，你现在也很美。”她说。
“再说了，”她说，“你和我一样大的时候不是也在一个邪教里吗？”
我能看出她是出于本性慷慨才这样夸我。
这不可能是真的。
“你是怎么才遇上他们的？”萨莎问。
“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她不安地把手缩回朱利安运动衫的袖子里，“我十八岁了。”
我花了好一会儿来整理思绪，回忆事情发生的先后。“重访”，是每年这场杀人事件的周年日他们在文章里都会用到的词。“重访水滨路惨案”，就好像这个事件是单独存在的，如同一个可以关上盖子的匣子，就好像当我走在街上或坐在电影院阴暗角落里的时候，不会被千百个苏珊的幽影打断。
“你和朱利安住在一起，父母没意见吗？”
我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样子对付了萨莎的问题，这些人，自身已成了图腾。媒体对盖伊不太感兴趣，他只不过是做了男人一直都在做的事情，但那些女孩被打造成了神话。唐娜是不吸引人的那一个，迟钝、粗野，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可怜的怪人。她的脸上有饥饿的凶蛮。海伦，以前是营火女孩，皮肤晒得黝黑，扎着双马尾辫，长得漂亮。她成了供人迷恋的偶像、撩人的女杀手。但是苏珊的名声最坏，堕落、邪恶，她那隐秘的美拍得不好，看起来野性、瘦瘠，好像她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杀戮。
“我们可能会租一个带洗衣机的地方，”萨莎说，因为提到了他们生活的拮据，语气里有了新的挑衅，“大概过几个月就租。”
谈到苏珊让我胸中一阵飞旋，萨莎一定能看出来。就发生的事情而言，我的这种反应、这种不由自主的兴奋，似乎是可耻的。长椅上的看守人，肚子里盘绕的肠子暴露在空气中。那位母亲的头发被淤血浸着。小男孩的尸体被毁坏得太厉害，警察连他的性别都无法确认。萨莎一定也已经读过那些细节了。
很容易想象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月租公寓里充斥着冷冻快餐和消毒水的味道，朱利安儿时的羽绒被铺在床垫上。芳香蜡烛摆在床头——女孩的用心。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自己就好到哪儿去。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和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呢？”她问。
“他为什么对我不好呢？”她说，“他是我男朋友，我们住在一起。”
“当然没有。”我条件反射般地回答道。
“听着，”我说，把自己安进可笑的不相称的母亲角色里，“但愿朱利安对你很好。”
一直以来，我对着讲农场的事的那些人里，基本没有一个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会不会也可能那样做，我是不是差点儿做了。大多数人都设想是一条道德底线把我隔开了，就好像那些女孩是另一种生物。
她可能相信自己对朱利安的任何悲伤、担忧的闪现都不过是逻辑上的问题。那个年纪的悲伤有被监禁的愉悦特性：你暴跳、愤怒，反抗父母、学校、年龄的束缚，是它们把你和前方的幸福隔开。我读大二的时候，当时的男朋友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要逃到墨西哥去——我没想过我们连家都逃不开，也没想过我们奔向的是什么，除了朦胧中的温暖空气和更频繁地做爱。现在我老了一些，那些未来的我们、那些一厢情愿的支撑，都已不能给我安慰了。我可能一直都感觉到其中的一些东西，感觉到沮丧不仅没有消散，反而变得更紧实、更熟悉，占据着心里的某个地方，如同那些旅馆的房间，那令人悲伤的监牢。
萨莎很安静。她的沉默近似于一种爱。
萨莎抿了一小口茶。“几个月。”她说。她的脸活泼起来，好像仅仅是谈起朱利安就给了她生活的支撑。她一定已经原谅了他把她抛下这回事。女孩们总是擅长美化这些让人失望的空白点。我想起前一夜她夸张的呻吟声。可怜的萨莎。
“我有时的确会想，”我说，“这像一场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意外。”
“你们俩在一起很久了吗？”我问。
“一场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