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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三亚传来的消息终结了这一切。那些熟悉的词语又回来了。因为前几天路过三亚的缘故，我暂时离不开海南，只好退掉回上海的机票。有电脑，有网络，我做好了长期住在岛上的准备，迎来一个限定版的海南夏天。我们去不了海边。冲浪俱乐部的拼餐费变成四十五元，老板锁上了大铁门。六十多天后，我感到重回黑暗的恐慌。我要走了。
“我不知道，这个要问社区，如果有必要，那肯定是要隔离的。”
白天，冲浪俱乐部的人忙着下海，拿着冲浪板来回于沙滩。我会留在院子里，冲一杯咖啡，拿出电脑办公——这也就是我数字游民的初体验。到饭点，义工会准备一些菜，并邀请我交二十五元拼餐费加入。青旅老板、四川和广东的义工、湖北的冲浪学员都对我的生活好奇，我对他们的也是。我们是彼此在岛上的相遇，一个回到城市可以讲的故事。我们一起去烧烤，去KTV，轮着在陌生饭友面前展示自己不出色的唱功。
一阵沉默。
我落地三亚，再坐高铁到万宁。我住在神州半岛的冲浪俱乐部，一家建在树林中的青旅。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开日料店的北京大叔、办公谈梦想的上海老板、忏悔拍过放纵自我的文艺片的青年导演，这座岛都能容得下，还给你椰子水喝。它成为一个不分年龄、不分阶层的精神寄托。在冲浪俱乐部，有一批以义工为名四处流荡的年轻人。有天晚上，他们在公共区域集合，观看佩洛西新闻的直播。我从海边打车回来，走到原本熙熙攘攘的院子，发现一片像球队输了决赛一般的安静。
“那我帮您跟他们沟通一下吗？”
签证拿到手了，我还不太想回上海。好不容易出来了，不如多在外面转转。我买了一件写着“十四天里哪儿都没去过”的T恤，准备去海南，想度一次不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假期。但到了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发现，我看错了航班的时间，提前七天到了大兴机场——那是在YJ家喝完酒后订机票的后果。我坐上地铁原路返回，再等了一周。7月31日，我终于飞往海南。
我转身走到大堂的沙发，背上刚放下的大小包，大步流星地走出酒店大门。
其实，就在当天，YJ的小区另发了通知说，暂时安全。不过他的家人已经收拾东西走了，因此周五的派对可以照常进行。我那天下午在望京，路边排着长队，我因此提前前往顺义。果然YJ家附近不用排队，我从地铁站走几步就迅速延长了我的保质期。到小区门口，YJ下楼接我。黑寸头、黑背心、黑短裤，YJ和那些出来溜达的大爷融为一体，甚至走路的节奏都有些相似。他带我去街道的饭馆买一些下酒菜。他如果开始讲北京话，我也会觉得很正常。家里人都走了，他是留在北京的唯一的男人。
我放弃找酒店，走了半小时到金华的金东区，去小女当家饭店找Sifan。
“不，”YJ说，似乎在等待这样的疑问，“我们韩国人有一个应对这种情况的安全屋。他们会搬到那里住。”
“法式烤土豆很好吃。”Sifan说。桌子上还有一盘客家酿豆腐、一锅山药排骨汤、一扎西瓜汁。这种咸甜的搭配使我在感官上有些混乱。我给手机充电，把它放在排骨汤旁边。甜的、咸的、菜、电子产品，今天我们都是一家。
“你打算让他们去住酒店吗？”有人问，“他们的航班是不是还有几天？”
“晚上冷吗？”我自问自答，“不冷吧。”
过了几天，YJ拉我进了个名为“Friday Chillin' Party at YJ's”的微信群。群成员全是男性，YJ的群昵称是“Master of the House”。还没来得及发出正式的邀请，YJ却用群公告宣布：“周五的派对取消了。我们要确保我的家人先走，今天就走。”
“还行，”Sifan盯着手机的屏幕说，“二十多度。”
YJ讲的是高语境的话。我其实有很多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情况不适合两个女孩？为什么他和他爸留下一个就行？但是YJ喜欢讲话讲得模糊一点，求一个解释会破坏他在我们之间所感到的默契。吃完比萨，我们走到地铁站，YJ提出买两份臭豆腐，加辣。我努力不把这一幕理解为对刚才那顿比萨不满的表现。
“远吗？”
原本，YJ的全家都在北京生活、工作、学习。不过最近，除了YJ之外，他的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都准备回韩国了。过几天，YJ即将在顺义的一套八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开始独居。“是我告诉他们，你们走吧，”YJ说，这次他回到了点菜时的严肃表情，“两个妹妹高中毕业了，妈妈不用盯着她们了。现在的情况也不适合两个女孩留下来。我和我爸留下一个就行。”
“不远。”
他见我的第一眼也不算特别兴奋。本以为前几分钟会有数不清的话题要聊，什么共同朋友，以前在学校的事情，他什么时候回了北京。但是相反，我们很快就陷入沉默，拿起菜单开始聊要点什么比萨。“现在到处都是黑松露呢。”YJ翻着菜单说。这不像是什么对黑松露的好评价。我们点了两个比萨，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都不带黑松露。在不辣的比萨上，YJ大气地放着辣椒油。
我们说的是金华的建筑艺术公园，2004年由艾青的儿子艾未未主持设计。关于这个公园，一个政府官员曾经说过：“我在设想，干脆把绿化带沿义乌江上游一直延伸，向那边没开发的地方再拓展上去。今后谁来我都乐意。”十八年后，我可能真的要接受他的邀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