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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没见，我第一次和朋友团聚。YJ从韩国回来了。我们约了晚上6点半在三里屯见面。28分时，我透过Gung Ho比萨的玻璃窗向店内一瞥，发现他已经到了。YJ的目光似乎在空中走失了，暂时也不打算回到人间。在桌子上，一杯喝到一半的啤酒像是他最好的朋友。这个画面有种很私人的氛围，进到店里面找他甚至像是一种冒犯。
露宿街头前，我们先回到Sifan住的客栈。我背着包爬楼梯，准备把行李存在她的房间。“老外！老外！”客栈前台的阿姨一句话叫停了我的脚步，“住哪个房间的？”
我似乎返回了宇宙的中心，来汇报自己的经历。上海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坐在胡同的露台，我无法否认有某种回家了的感觉。原来，我在花园坊抓卡雅家的老鼠的时候，首都的人都从远处望着，试图理解。他们毕竟只知道一些大概，我补充的细节对他们来说都非常新鲜。2022年，我将一千公里外的遭遇口头传递到首都，当一名最原始的记者。
我向楼上一看，Sifan已经走到了房间的门口。阿姨提的问题里缺乏主语，因此我认为可以利用这点模糊的空间。我报了Sifan的房间号。
偶然的一次短居，竟成了我在北京玩得最好的一个月。我在青旅的八人间认识了一个刚做外卖骑手两天的男生，他一早醒来用英文对我说“I don't want to work”；一个喜欢听宋冬野，来北京却发现安和桥塌了的女孩；还有和我一样等待签证的南非人。我成为一个胡同居民，晚上去以青年文化为标志的精酿啤酒馆“跳海”，参加夸夸活动夸一个自称美人鱼的陌生人，还认识了我曾经用来练中文的播客《故事FM》的创始人寇爱哲。沾和跳海老板是熟人的朋友的光，我们享受着特殊待遇，在跳海正式开业之前独享天台，点烧烤，从日落聊到深夜，用一把带星空图案的雨伞望星星。为了让我体验更多的鼓楼特色，朋友带我在深夜1点去市第六医院，排了四十分钟的队，之后去吃夜宵。
两个小时之内，这是我第二次体验犯过罪被发现的感觉。这次，我的罪不是上海的行程轨迹，而是走进了一家不接待外籍客人的酒店。前台的阿姨似乎对我的文字游戏不大感兴趣，她只想知道我是不是外国人。
我大晚上在阜阳火车站等候，坐上到北京的绿皮车。要到早上8点多，经过一夜的路，那颗亮了十四天的星才终于熄灭。我顺利进入首都，住在东四二条的一家青旅。我本来打算迅速办签证，一周后回上海，不过过程比我预想的慢，只好在京城多待一阵子。
“是。”我最终承认。
宁静的日常又起波澜，小e母亲的得意来得过早。我爸留意着新华社的意大利语讯息，及时和我沟通，怕我被困在当地。离去北京还有两天。阜阳暂时安全。闷热的夜，我躺在火车站招待所里睡不着，用电脑放着《沉默的真相》。仿佛为了配合悬疑剧情，外面下起大雨。我下楼买了听啤酒，希望阜阳能再坚持两天。
“不行，你不能上来。”
我在阜阳找不到普通单车，每天扫个共享助力车，从火车站骑五六公里到市区找咖啡厅。天热、路宽、车多——戴上头盔，我就是阜阳早高峰当中的小蚂蚁。在这个三线城市，大家都去上班，自由职业者和大学生不多，白天的咖啡厅空空的。接近中午，冒牌连锁咖啡厅会成为一些商务男谈工作的场所。非常难找但值得一去的，是年轻咖啡爱好者开在小区内的店铺。地方小，不过舒适、干净。店里空调比较足，音乐是老板的歌单。咖啡机是意大利的，咖啡豆有好几个国家的。网络顺畅，插座近。你忙你的，老板忙他的，这样过完一天。不知道全国这样的老板是否建立了联盟，保持联系，互相打气。我认为他们称得上咖啡国驻三线的大使。
“这么多东西，”我说，楼梯已经爬到一半，“全让她搬吗？”我是指Sifan。
7月的夏夜，阜阳人沿着公园走饭后的三千步。比较意外的是，在人行道上出现了一排一排的按摩床，床和床之间的距离比较小，一直延伸到你能看到的地方。等待客人的技师坐在凳子上刷抖音，手写的价格表摆在地上。走完了三千步，当地人也许会遇到一百张这样的折叠床。玲玲是其中一名技师，大概四十多岁。跟同行一样，她下班后会来这里夜间营业。这是他们这行对于收入降低的解决办法：降价，加班。玲玲说，这三年让大家在开支上变得没有那么随意了。像按摩这样的次要消费被放在可要可不要的名单上。白天，玲玲的按摩店里非常安静。她和其他技师只能想办法：上街摆床。因为没有经营一家店的成本，在玲玲的路边摊按摩半小时只要二十块。虽然那意味着降低利润并延长工作时间，但目前是最接近双赢的方案——技师又迎来了顾客，阜阳人也不用放弃推拿的习惯。玲玲以前在上海打工，给一家电影公司做饭，离瑞金二路不远。她后来跟着丈夫回了老家，才做起了技师。我趴在人行道上的折叠床上，闭着眼睛听周边的人声嘈杂，有一种私人和公共交叉的感觉，仿佛自己的生活被放在了电视上给别人看。我和玲玲一样，随着人生的波动最终到了这里。
前台的阿姨对此没有答案。听到这些动静，一个光头大叔从客栈办公室走出来。“你下来，”他边上楼边说，“我来拿东西。”
七天后，我在凤阳算是自由人了，但去北京的计划仍难以实现。我决定和小e分别，到阜阳度过后七天。我住在火车站旁边的招待所。按理来讲，这是那种外国人无法入住的便宜住宿。但是，站在火车站对面，一个个子很矮的阿姨路过，没和我对视就嘀咕：“住宿，需要住宿吗。”我确实需要，又不赶时间，因此决定碰碰运气。我跟着阿姨走进某个小区，上了二楼，进了招待所。付了三十块，我拿到了单人间的钥匙。房间没有窗户，没有空调，有电风扇、电视机和凉席。我才刚躺下，阿姨就来敲门，要我的身份证。阿姨年纪比较大，没反应过来我是外国人。我给她看护照，她却不懂怎么登记，便带我一起到前台，拿了招待所的住客登记本，直接让我用笔填个人信息。
9点多了，没有安顿之处的夜晚才刚开始。我在客栈的大堂走来走去。“你坐吧。”阿姨对我说，格外地客气。在她的逻辑里面，拒绝我上楼和让我坐下来休息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两件事情。“你想看这本书吗？”Sifan从楼上发微信问。书是萧乾写的《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封面上的插图是一幅凄凉的黑白雪景，持枪的士兵守着自己的军营。
一名警察喝得聊得极其开心，多次找我自拍。第二天，我上了凤阳的抖音。小e的母亲发现后，强烈建议我接下来保持低调。
“哇！好呀。”
“这里安全啊！”老板说，“你看，现在都凌晨了，还可以安心地在外面吃烧烤。你在国外哪敢这样啊？”但是，另一个烧烤摊的新闻才过去十多天。
“我还没看哈哈哈，但感觉会挺好玩的。”
“你觉得国外跟这里有什么不一样？”老板认真地问我，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当地人。我总是不懂要从哪里开始回答如此庞大的问题。想来想去，他替我回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