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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去年去过。”
“河南郑州。”
“坐高铁去的？”
几分钟的事，阿姨问清楚了我的学业进度、感情状态以及未来的生活规划。我想了想该怎么样对她表现出同等的好奇心，想来想去，就问她老家是哪的。
“是。”
“你怎么不学习？”阿姨问我。她叫我不要在外面睡，会感冒的。我说没关系，现在天气不冷。她说还是会感冒的。
“那三百多呢。”我不记得是否真的三百多，但我选择相信阿姨的说法。
我睁开眼睛坐起来，看到保洁阿姨拿着把水果刀，低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她和另一个阿姨在一起拔草。阿姨说那种草是可以泡水喝的。
“普通车呢？”我问起阿姨，“一百多吧？”
“学生睡觉了。”她对同事说。
想都没有想，阿姨立刻回答：“一百二。”
我到宿舍楼楼下的长凳上吃饭，吃完就躺下来睡一觉。一小时后，保洁阿姨的声音把我叫醒。
我开始怀念和同龄人的交流。我刷Tinder，虽然明知道不会和这些人见面。某天晚上，我和同在北京的夜空下的鱼饼打语音。作为陌生人，我们什么都可以聊。
“那不行。加点别的什么，炒鸡蛋吧。”我回房间里拿两个鸡蛋。
四年前，鱼饼在湖北开过一家咖啡厅。在武汉还没有恢复的时候，这个故事让我终于想象出一些在那片土地上曾经正常生活的场景。
“炒菜和米饭。”
鱼饼原本希望能够吸引一些带纸笔和电脑来办公的群体，店里还准备了一间小放映厅。但是咖啡厅最后吸引的是白天没事干的男人，还有晚上看老公打牌的女人。这显然不是她想创造的环境。她离开了湖北，留下了一个丈夫和一家咖啡厅。关于咖啡厅的记忆比关于丈夫的还要痛苦。关店后，离开之前，鱼饼时不时会专门绕路，留意避免路过开店的地点，那会给她带来一阵阵的难过。
“做什么菜你？”
我躺在床上，听鱼饼讲，感觉到北京的两千万人口真的是两千万个人。
“差不多。”
早上，鱼饼发消息，说她梦到自己回到了那家咖啡厅，看到好朋友们都在里面，她哭醒了。第二天，她凌晨3点说自己又做噩梦了。她的一个前男友回国了，在路上遇到了鱼饼，边和她聊天，边处处打量她。
“八块钱吧？”
“看你多失态，”梦中的男人对鱼饼说，“还是我新认识的人好，我们更幸福。”他们的共同朋友也过来说，男人新认识的人工作很好，他们两个人相处得很愉快。鱼饼醒来一头汗。那段关系大概是那样演变的：男方说着是为鱼饼好，会评价她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鱼饼受不了了，他们分手了。鱼饼，就像一个依旧能听到炸弹声的退伍军人，开始出现了自信问题。
我装作自信地说，不贵。
两天后的上午9点28分，鱼饼发消息说：“昨天没做梦，嘻嘻。”
准确洗菜的时候，阿姨问我买的菜贵不贵。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油菜，多贵才算贵？就算我知道，我买的油菜多少钱来着，谁记得呢？
这种生活持续了六十多天，我在学校门口看到表演系的同学Cleo在铁栅栏旁摆桌摆椅，和坐在铁栅栏另一边的男朋友一起吃饭。
比起聊这些，任何话题都更好。某天中午在五楼的厨房，我和保洁阿姨同时在做饭。我切油菜，她来纠正我。阿姨说，需要先把油菜一个一个切开，土都去掉了，才能保证洗菜的时候你真的把它洗干净了。我要重新来。
铁栅栏是和外界交流的实体通道。某天晚上，我站在铁栅栏边上，离外面的公交车站只有五六米。我听着志愿者阿姨用喇叭播报即将到站的公交车。我能接触的这一小片正常生活给我提供了一些解脱，我就多站会儿，听听。转身要走的时候，我看到两个人在拥抱，一时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很明显，女生在校区里，而男生在路边。他们的手臂完美地穿过栅栏之间狭窄的空隙，伸到对方的位置。他们跨越了世界。
“还行，”我说，聊的话题迅速从抽象的美国转移到了具体的意大利，“现在好些了。”
站在铁栅栏边等外卖也算是半个社交活动。同一个外卖骑手配送了我和一个朝鲜族同学的晚饭，我们拿完餐就一起走回宿舍楼。他身体微胖，戴着眼镜，穿一身黑色的耐克运动服，有点像一个下班出来散步的职员。
“意大利那边怎么样？”维修大叔接着问我，情绪这下平稳了很多。
“你们那边有疫情吗？”
“是吗？”我平静地说，跟大叔的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仿佛在演一个不想演的剧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