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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楼下的兰州拉面让我们成为朋友。楼下的饭店选项比较有限：卖驴阴茎的驴肉火烧，卫生条件可疑的贵州米粉，卖早上没卖完的包子的包子铺。兰州拉面馆地方大，通风，有面有饭有菜。我们基本天天去。
说到意大利，如果你最先想到的是比萨和浓缩咖啡，而不是纪律和秩序，我原谅你。不过要记得，墨索里尼下台仅仅是八十年前的事情。现代社会的法律相当有效地防止了法西斯悲剧的重演。但是，那黑暗的二十年留下了一定程度的后遗症。部分意大利男人患有某种法西斯情结：心里有个塑造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却不被看到的小墨索里尼。因此，他们将无法再进入政治领域的法西斯特色理念带到个人生活和社会文化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决断、强势、卓越，经常体现出大男子主义。在企业文化上，他们倾向于专制管理，设立明确的等级秩序，包括强制执行穿制服的要求。这些人到处都是，包括在留学机构。
以面食为主的西北菜甚至能当作某种意餐的替代品。老马会点一两个烤馕，摆在饭桌中间，装作是饭前面包。岛民最幸福的一天，是套餐里多了一个煮蛋的时候。可是他拿着托盘，到窗口排队等餐的时候，兰州拉面的收银员注意到了错误，跟上了岛民，指了指他，喊他把第二个煮蛋还回去。最糟糕的一天，是发现西红柿鸡蛋盖饭涨到了二十一元——要招募两个学生才买得起。
五十多年后，我们在帝都吃小炒黄牛肉。中国的现实依然复杂，但没有那么远了。说到底，它就在我们眼前。将那些旧事用中文重新表述给Simo听，似乎给它们带来了新的生命力。一不小心，Simo走进了我的家。
和他们聊到一起，我接受了自己一度害怕的平淡。饭桌上的话题离不开足球、意大利政治、课堂上的搞笑场面。聊得不痛不痒，不过我觉得刚好，像夏日淡淡的啤酒，让你清凉一些。我会感觉自我无缝地融合到了那些无关紧要的闲聊中。那是一种不需要证明自己很特别的社交，因此很放松。坐在兰州拉面馆里，我以前的那些个人经历都显得多余。我们像一部情景喜剧的编剧团队，只能靠一套原定的人物和场景来形成共同语言：机构的走廊和休息室、玛尔塔的愤怒、校长的道德改革、茶师的选举操控。这个世界无疑简单，有时狭窄又无聊，却熟悉到令人欣慰。在两千多万人的城市里挖掘出一种小镇般的错觉，还挺奇妙。
20世纪70年代初，我爸是一名大学生。他赶上了意大利学生运动的浪潮。当时的年轻人有强烈的参与政治和进行公共讨论的欲望。他们对中产阶级有所不满，到广场喊着：“马克思万岁！列宁万岁！毛泽东万岁！”他们相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正宗的共产主义”。我爸也被中国的社会主义梦想冲昏了头脑。他在家中和他的父亲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可不一样了。”他的父亲是意大利参议员，代表着正在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那个国家在几千公里之外，有六亿人，是一个遥远复杂的现实世界，”他父亲镇静地回答他，“你觉得你懂什么？”
某些事件被记载进历史。有学生去了罗马，说他对斗兽场很失望，里面什么都没有。“老师，意大利怎么样？”有次一个学生问岛民，眼里闪着光。“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来中国？”岛民回答道，顺便摧毁了学生所有的幻想。在北京，那不勒斯的同事去外面吃比萨，发现了一家卖榴梿口味的，菜单中的名称还是“像妈妈做的那样”。他没忍住，对店员发了火。“怎么回事！意大利没有这样的比萨！”“先生，咱们只是应对市场的需求。”“你们不尊重他人文化！你们知道我来自哪里？我来自那不勒斯，比萨的圣地！”
那几天，我爸妈要来北京玩，但他们落地的时间和我上课的安排有冲突。Simo提出，他可以去机场接我爸妈。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便答应了。他在首都机场的到达厅举着牌子，接了我父母，再把他们带到酒店。后来，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他老乡在北京开的湘菜馆。Simo和我爸一样对历史感兴趣，他们在饭桌上聊起过去。在Simo看来，我在家已经听过很多遍的故事都无比新鲜。
几个月后，那不勒斯同事搬到了英国，我们替北京所有的比萨店松了一口气。遇到像草莓、巧克力那样非主流的比萨口味，他依然会拍照，发到我们几个人的群里。要是有机会，基于面对那不勒斯同事的爆发所表现出的心平气和，岛民希望将比萨店店员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一个名叫Simo的湖南男生约我下课去吃午饭。我们聊了聊他的心事——对机构里一个同学的单相思。他是我最初期待的那类上课对象：几乎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们相互推荐电影和电视剧。出国不是家人帮他想的，是他自己的愿望。比起其他计划拿毕业证就回国的学生，Simo会认真考虑读完书留在意大利工作的可能性。
在老外的都市传说中，在中国待满五年标志着一个关头：要么走了散了，要么就一直留下来，把这里当家。待了五年，你是老老外。你积累了比较完整的生活样本，体会到了不同社会的酸甜苦辣，有足够的证据去做判断。试用期结束了，得决定要不要买个会员。
在休息室跟同事谈笑时，我讲述和学生的互动，机构老将玛尔塔提醒我：不要轻易地信任学生。“他们看起来很可爱，”玛尔塔说，“等你走出教室，就开始吐槽你、投诉你。并不可爱。”我能感觉到这样的风险。不过，我选择的对策不是远离，而是靠近他们。我让学生在我面前吐槽。课堂气氛尴尬时，我停下来，坚持问有什么问题。得知可以交流，学生也放下防御，诚实地和你交流。也许下了课他们还是会吐槽，但是我创造了一个学生敢说话的环境。刚开始我对自己职业的理解是一名讲者，现在是一个来和学生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合作方。
这个选择既关键又复杂：经过长时间的摩擦和相处，感受会五味杂陈，只喜欢或只讨厌一个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同时，常识告诉你，世上没有任何国度是完美的。比起幻想不切实际的人间桃源，你会对比选项，衡量优缺点，尽可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职业发展、生活便利、朋友圈子、喜爱的菜系、自然环境。不管如何决定，你总会牺牲点什么。或多或少，这是每天困扰全球所有移民的难题。
跟在剧组一样，我学会了放下自我。学生感到被我理解，关系明显和缓了。他们偷拍我上课的照片，做成表情包再发给我。讲语法讲不通的时候，我开玩笑地重复他们曾经小声说的一句：“就问明天的老师吧。”（每个班是由两个外教一起带的。）晚上回家，我收到学生的微信，问我喜欢吃什么水果。第二天水果就会摆在我的桌子上。
如果选错了，有点麻烦。一点也没有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却依然坚持留着不走，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选择那样做的人，可能是看重一些短期的好处，像保住手里的工作和生活的稳定。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心里憋着一种强烈的不满。那不勒斯同事就是没有及时走，因此变得苦涩怨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