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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见到过本人，时记先生已经成为每周对我说最多话的人。他的语调不小心被我内在化了。如果回想起从他那里学过的单词，如橡木桶，我脑海中会不经意地以时记先生的声音念出来。剪素材，我能看到时记先生的各种姿态：对意大利酿酒师的礼仪式敬佩、对中国消费者的诚意推荐、私下向陪同翻译暴露的真实感受。几个月下来，我感觉自己很了解时记先生的内心活动。等他真的来剪辑房考察工作，我禁不住想：我们这么熟，他怎么不先跟我打招呼！我一时思绪卡住，想交流却找不到词。和我的同事简单交流以后，他很快又走了。我从来没有和时记先生说过话。
“我喜欢中国的早饭。”我说。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去学校后门的红珊瑚吃包子、喝豆浆。每当对话陷入僵局，我就讲起吃早饭的话题，并希望对方感兴趣。
能听懂时记先生讲解葡萄酒赋予我的信心被一个八岁女孩灭掉。她叫小花，是住学校附近的小学生。小花的妈妈通过利诺找到我，想让女儿暑假期间学学英语。我答应了——这方面我确实有经验，心不算虚。我们在海淀的咖啡厅见面，她妈妈在旁边办公。仿佛自己手里的货币忽然不流通了，我发现小花听不懂我讲中文。“说清楚一点。”她对我说。实在没别的办法，她直接转身，不带任何恶意地说出使我最崩溃的一句：“妈妈，他在说什么？”毫无疑问，小花是我见过的最严厉的中文老师。她发音极其标准，经常参加讲故事比赛。小花妈妈时不时自豪地向我发来女儿讲故事的音频——拿小花的纯正普通话来纠正亚历不可救药的外国口音。
“你喜欢中国的什么？”老许问我。
9月份，我和利诺在汉语班重逢。从问Wi-Fi密码那天起已经过去整整一年。利诺比我耐心，学得更认真。他的语调相当准确，会写的字也多。听他用各种黑话，我有些心烦，不懂，也懒得问他。用足球来讲，他是西多夫：传球一律要漂亮，能简单处理的情况务必想出更为复杂的方案，成功让人感受到美感，失败则让人叹气。我是加图索：动作不优雅，但是一个球都不放过，用战斗力来补偿球技上的欠缺。他们帮AC米兰拿了两次欧冠，和皮尔洛一起形成了传奇的中场铁三角。
12月初的一个周末，王泳说他的同学老许要拍一个短片，想请我做男主。我说行。认识老许的时候，我的中文稍微有了一些进步。加上他还会一些简单的英语，我们有条件尝试放下翻译软件。
新的学期带来几个新的中文老师。我终于能够多听懂一些，所以有了一些互动的可能性。听力老师在课堂中停下来诉述了她刚分手的前男友的事情（一个涉及多套房、多个城市、多个女朋友的故事）。虽然我们在一所艺术院校，“怎么办”老师（她经常那样抱怨我们中文上的欠缺，因此获得了这个称号）却并不隐瞒她自己对电影的无感。她放的PPT教我们说：“你这老家伙怎么还没死啊！”“怎么办”老师容易不耐烦，因此我和利诺喜欢让她浪费课堂上的时间，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她会指责利诺。我会和她开启一些没有未来的对话：
有时候，我和王泳像一部不用动脑子、宣传中外友好关系的情景喜剧。有那种经典的画面：他尝试教我如何正确地用筷子，我做不到，但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夹面条。他耸一下肩，放弃教我。我们捧起杯，一起笑起来。本集结束。
“您喜欢纪录片还是故事片？”
我和王泳的交流是由一系列不连贯、分散的信息所组成的。在学校后面的烧烤店，他给我看一个小本子，说里面是给前任写的诗。下一秒，他要了一张我的照片，放在一个PPT里。王泳说是给投资人介绍他的电影团队用的。“我们明年一起拍电影。”他的手机屏幕上写着。我心里一堆问号，可我选择应付过去，不为难翻译软件。
“不喜欢。”
他不会讲英语，我不会讲中文。王泳拿出餐厅的菜单，摆在我面前，期待着我的反应。看完一系列陌生的菜名之后，我选择唯一熟悉的食物：一盘带巧克力糖浆和水果块的华夫饼。我好像没吃饱。王泳打开手机里面的一个软件，用中文和手机说话，再给我看屏幕上出现的英文翻译。操作了几下，他又把手机递给我，让我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们就这样沟通了三个月。这段时间挑战了我对“听多了，就能学会”的信念。在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情况下，把一个四川人和一个意大利人放在北京，他们不见得会互相学到东西。我才来中国五天时，王泳带我去同学家过中秋。从中午坐到晚上，我头晕的缘故不是喝下的酒，而是听进去的六小时的中文。
“不喜欢哪一个？”
我的第一个中文交流对象是王泳。我刚从首都机场到学校就认识了他。走进留学生宿舍楼，我在一层的电影故事餐吧坐下来。安静的星期天下午，餐吧里只有我和这个戴着棒球帽、无所事事地抽烟的男生。背往后靠，身子往下滑，他仿佛把餐厅的椅子当作家里的沙发。我的到来让他的目光从手机屏幕返回到现实中。他惊讶地看了我几下，接着站起来坐到我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