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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都不喜欢。”
利诺和亚历很相似,所以需要分开行动。我们单独面对各自的新生活,不和外国人玩是我们学中文的策略。只不过,在中文还站不住脚的情况下,那也是我们社交的死路。学校的留学生们大多读一个用英语授课的本科国际项目,很多都不会中文。他们很团结:总是一起拍戏,去北语校内的酒吧吸水烟,再到五道口蹦迪到天亮。刚到学校那会儿,他们自然叫我们一起,但我们去的频率渐渐降低,关系也淡了。我和利诺就这样成为宿舍里那些不太合群的异物。
“怎么办”老师不爱教中文。到年底,她打算考公务员,试试进入水务局。我和利诺面前是另外一个挑战。九十天后,圣诞节前,我们会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入学考试。我报考导演系,利诺报考动画学院。利诺有美术天赋,一年来除了学中文也一直坚持练习画画。作为留学生,英语和政治属于免考内容。剩下要准备的是《艺术概论》和两门专业课考试。还有,需要提交HSK5的证书(汉语水平考试——总共六级)。
在此同时,同班法国同学利诺已经开始背成语了,这使我心里略微崩溃。利诺会说“马到成功”,还往我们几个同学的微信群里面转发中央领导重要讲话的PDF全文,让我们挑战翻译。在欧洲,我们之间隔着阿尔卑斯山,而在北京,仅隔一堵墙:利诺在留学生宿舍的房间直接跟我的挨着。我们是问Wi-Fi密码认识的。聊了不久发现,我是意大利版利诺,他是法国版亚历。我们一样,毕业后拒绝进入一眼就望到头的人生。抱着好奇心,我们到北京开始了一段和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活。其实,我们内心的要求很简单:一张充满可能性、可以从零开始写的白纸。而这里确实有。他人不了解你曾经是谁,因此未来什么都有可能。你可以脱下旧身份的负担,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上中文课,连名字都给你换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逃犯。中国是我们的狂野西部。
进入备考期,汉语班也有所调整。我们每天上《影视汉语》,一门专门教你如何用中文说电影的课程(我们的新词表包括:美学、互联网、审查、版权,还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于HSK5,地铁再次成为我的图书馆:来回大概两小时,我在车厢内蹲着做题。教材上的老套内容描绘了一个似乎永久不变的世界,和我周围正在移动中的人们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一篇文章里,作者认为爱情最高的境界是“适应爱人的所有习惯”,而男人最不习惯女人的方面是“任性、骄傲”。不管怎么样,作者最终判断,“爱情很简单”。
上了几个星期的课,我对学会中文没有太大的信心,感觉不到任何进步的苗头。我经常迟到,进了教室先慢悠悠地泡一杯茶,再坐下来听课。我桌上的早餐还没吃完,老师已经在白板上写满一堆新单词,仿佛我们之间有时差。她叫我写字的时候,我摇摇头。“You have a try!”老师鼓励我,我却无法站起来跨越到她的时区。我死活不记得怎么说拜拜,每天下了课,都找老师问怎么说。“再见!再见!再见!”第二天还是会忘了。老师决定我的中文名字是亚历。我的原名——Alessandro——在古希腊语中有“保护人类”的含义。一生改名的机会不多,我在中文里又碰上了一个谐音为“压力”,英文直译为stress,同样不太让人放松的名字。
11月11日,我去考HSK5。四百天前还不记得怎么说“再见”,现在却准备要考汉语水平考试中第二高的等级了。考试地点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某栋教学楼。宁静的周六下午,阳光柔和、气温清凉,我走进昏暗的教室报到,拿着耳机到电脑前入座。对话内容还算能跟上,但不知道时间哪里管理得不对,我得很匆忙地读完理解题的文章。300分的总分,我最终拿了217分:听力78分,阅读67分,书写72分。其他不纠结——过了这个关卡,可以专心去想12月份的考试。
落了地,我和海南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合了张影,开始了我的新生活。我在首都机场门口认识了几个讲意大利语的中国人,和他们上了车,一起进城到了学校。我准备学一年中文,再去学电影。我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对外汉语的初级班,住海淀校区的留学生宿舍(那会儿还没有怀柔校区),每天去C楼的六层上课,学习的课程包括综合、听说、汉字三种。老师大多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在读研究生,直接从五道口坐公交过来的。课堂上,我们会用一套北京语言大学出的名为《成功之路》的汉语教材,课本中的关键人物包括日本留学生山本、中国男生张大同、韩国女生李美爱、汉语老师丁兰,获得最佳章节名荣誉的是《你怎么了》和《我们国家的菜没有四川菜那么辣》。我们学到像“同屋”“你家有几口人”“别提了”“说来也怪”“你这老家伙怎么还没死啊!”这种后来再也没听到过的短语。听说课上,我们听南京青奥时已经让我彻底上头的筷子兄弟的《小苹果》。教学风格显然很中式:课文我们一起念,新单词回家抄几十遍。
对于像我和利诺这样的欧洲人来说,《艺术概论》的内容非常眼熟,基本和我们高中时学的艺术史和哲学重合。不过,西方著名人物的中文译名使我们困惑,经常不懂考题说的是谁。背下来他们每一个人的译名不太现实。我会在脑海里反复念出眼前的译名,看看是否会想起什么熟悉的人物。但我们主要靠猜。这是一个荒谬的情况:答案我们很清楚,反而问题让我们蒙住。在模拟考试中,利诺把柏拉图误认为是美国画家波洛克,用蹩脚的中文描述他的“滴画”技术。在一堆陌生的中文书名面前,我有可能把一篇从未被萨特写过的小说归功给了他。
——本杰明·西格尔,《豪情四海》
由于考试要求手写,这是我写字最多、最好的时候了。除了笔和纸,我用手机上的软件来练习,偶尔得意到录屏来记录自己写字的过程。“岛这个字真优美。”我发视频在朋友圈说。我把《影视汉语》课本里的多篇文章抄下来,一边学习怎么说,一边学习怎么写。
“每个人偶尔都值得拥有一次从头开始的机会。”
到了考试,我能靠记忆去写的字还是不多——依靠口语交流和手机拼音输入法学了中文,现在很多字只会说不会写。我急忙翻卷子,在考试题目中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字,再回到题目继续写。考场就是C楼六层那些用来上汉语课的教室,紧张间夹杂着对过去一年的感慨。我的专业卷子的大题要求将一条社会新闻改编成剧本。在隔壁的教室里,利诺要画一个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