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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能我们应该走一下。”
在倒数第二期节目里，我们介绍了自己的暑假安排。利诺刚办完签证，准备去俄罗斯玩，再一步步地穿越欧洲，漫游回老家巴黎。暑期档即将迎来大量国产片，包括《邪不压正》，Mido期待坐到大银幕前，欣赏在北平的屋顶上裸奔的彭于晏。我期待辞职去学电影。
“不！你们这面孔，一看就是外国的，出去也会被怀疑。”
除了我和利诺，后来加入播客团队的还有Mido，一个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影迷。不夸张地说，中国电影资料馆是她的第二个家。有网络售票之前，她会在小西天排一整夜的队，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北京电影学院的保安），早上9点才终于买到北影节的票。为了能够赶到想看的每一场电影，北影节期间Mido会干脆找理由向公司请假。电影对她来讲不是用来脱离生活的媒介，通过银幕进入各种无法在现实中体验的世界，那才叫生活。在聚焦戛纳电影节的一期节目中，Mido念出毕赣导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中那本绿皮书扉页上的咒语，这部电影入围了戛纳“一种关注”单元，此外，那年还有拿下金棕榈的《小偷家族》，进入主竞赛单元的《江湖儿女》和获得了两个奖项的《燃烧》，这简直是亚洲电影的崛起。另一期节目讲到未来拿了奥斯卡金像奖的导演赵婷的《骑士》，一部华人拍的当代西部片。“寻找合拍”一期分析合拍片的过程：在法国完成拍摄的中国剧组需要遵守一系列的规定，包括午饭务必离开现场，到饭店就餐。这些规定让拍摄节奏更慢，但《寻找罗麦》的导演念念不忘那些美食。在《电影咖啡厅》，我们观察到的是一个新中外蜜月期。
“那就不出去。”
4月份，我们到三里屯的法国文化中心观看一场有导演映后交流的《寻找罗麦》。那是一部中法合拍片，也是在内地院线上映的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上映后两天，《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表示，不同性取向“是个体的权利”，而保护它“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好莱坞报道》传出关于上海的制片公司东方梦工场和迪士尼导演格兰·基恩合作的消息，他们计划将中国神话故事《嫦娥奔月》进行现代化改编，拍出一部奇幻冒险音乐动画，由网飞在全球发行。《动物世界》用动作片剧情重现社会的丛林法则，反思人性与道德。录节目时，我把剧本说成“煮本”，休息区说成“休息初”，每期能吸引一百来个勇敢的听众。出丑也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在记录中国社会开花的季节，对我来说这才是做播客的价值。
“对。”
对中国社会好奇，对电影行业感到兴奋，我和利诺决定用中文做一档名叫《电影咖啡厅》的播客。忙着教意大利语的那几个月，《电影咖啡厅》给我提供了上班间隙的精神滋养。我坐地铁到利诺在北影小区租的房子。我们用一个摩卡壶煮咖啡，再到房间用iPad录节目。在北京渐渐热起来的初夏里，关上有噪音的空调是我们对节目质量的追求。在总共制作了九期的节目里，我们谈到了那年看过的中国电影。我喜欢《寻狗启事》，一部讲别扭的父子关系的东北话电影。其中一期节目回顾了王家卫和电影专业学生的一次线下交流。
“我还听个留学生说，他想去看阅兵。”阿姨说完，我分析她的表情：她看起来并不认同那位留学生的主意。
我从香港回北京时就觉得，中国电影和世界接轨是必然的过程。市场在变得更成熟：一批青年导演正在开创分类更细的电影类型，提高文化产业的多样性，讲更多故事，吸引不同的观众坐到银幕前。根据市场逻辑，我推测商业片的收益有潜力支撑票房更低的作品，像文艺片或导演首作，以鼓励导演探索更多种创作。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将像《北方一片苍茫》这类文艺片带到二三线城市的影院，丰富了观众的选择。那年夏天，时隔二十八年，老港片《阿飞正传》终于在内地正式首映。随后，戛纳金棕榈获奖影片《小偷家族》也在内地影院上映，票房将近一个亿，成为当时内地历史上最卖座的日本真人电影。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以接近十四亿的票房迈进年度票房前十。“内地‘识货’的观众，还是慢慢增加的。”有行内人士评价道。
“疯了！”我毫不犹豫地补充。
我和利诺连续两年参加香港的国际影视展——这是利诺从上一份工作继承下来并和我分享的福利。我们装作业内人士，偷偷看大人做事：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视公司面朝百年历史的维多利亚港，交换宣传材料，买卖作品版权。一家杭州的制作公司带着自家的动画短剧，寻找全球发行的机会。一部讲述森林之魂马夫卡和人类卢卡斯之间的奇幻爱情故事的乌克兰电影有同样的需求。香港本土公司创艺国际发行了范冰冰主演的历史大剧《巴清传》，并将其介绍为“历年来投资金额最高的中国电视剧”。走到影视展的放映区，我们赶上了前不久获过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的《大象席地而坐》，它的导演胡波刚过世不到半年，现在我们是他的师弟了。
“哈！你太棒了！”得意的阿姨说，说明我台词说对了。
那年是我在国内电影院观影体验最丰富的一年。涉及不同地区、社会阶层、生活处境的电影剧情促进了我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春天，北京国际电影节迎来了修复版《末代皇帝》、讲农村寡妇的《北方一片苍茫》和藏语片《旺扎的雨靴》。姜文、贾樟柯、张艺谋、毕赣的新片陆续在全国上映。四位80后导演拍了非常合格的类型电影：韩延的漫改动作片《动物世界》、白雪的青春题材片《过春天》、饶晓志的小人物剧情片《无名之辈》、文牧野票房破三十亿的现实主义商业片《我不是药神》。主旋律片《红海行动》拿了春节档的第三高票房，但并不是电影院里唯一的选择。白天逛商场，还有像《超时空同居》这样可以用来消磨时间，又不会让你后悔花钱买票的爱情喜剧。
“电视上看不就行了吗？”我兴奋起来。
2018年，我和利诺对中国电影的热情，最有可能体现在这段对话里：两个欧洲人用极慢的语速和失控的声调来录中文播客，聊王家卫，谈创作，并把豆腐说成了包子。我们天真、幼稚、乐观——脸皮也比较厚，才愿意发布令母语者听得着急的中文节目。我们最终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分别准备读导演和动画专业。中国电影正在快速发展，它的成长是肉眼可见的。投资人、影迷、青年导演，为艺术也好，为一桶金也行，电影行业的活力让大家都感到自己是这个进程的一分子。令人兴奋的不是行业今天的成就，而是它明天的可能性。未来一定得更好，未来必须得更好。
“就是！”
“有道理！”
“去看也看不到什么！”
“很抱歉。但是，有时候，虽然你是做豆腐的，可能你也得知道关于做包子的一些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