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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换？”群演问。他忙着把吃完的瓜子扔到对面的草坪上，并没有想动的意思。
显然，剧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是最有可能拿到角色的。我判断出来，这个事情要在山姆和梅森之间得到解决。作为两个美国白人男性，他们属于宇宙系统中最为自信的生物。但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标，他们表现出几乎相反的态度，似乎象征着两种生活方式。山姆是前美军，在军训环节争当了排长。他利用这个身份，将自己的气场放大展示给剧组。早上出发之前，山姆会在电梯门口等待迟到了的成员，到了军训场让他们做俯卧撑，还伴随着言语羞辱。在大巴上，大家想补觉或者听音乐发发呆，他会站起来大唱军歌，并要求全员参与。不少人反抗了，觉得在还没上班之前，没有必要搞这些洗脑式的活动。也有人觉得就算当了排长，他也跟我们一样是群演，没有资格指挥其他人。山姆没考虑过其他群演的想法，他只想过怎么样才能投入到角色里面。他幻想自己是《全金属外壳》中的哈特曼士官长，却忘记了我们在河北。
“你去吧，肯定不用换。”领队说。
摄影机还没开，气氛已经很紧张。我们要进行为期两周的军训，熟悉一些战场上的姿态和动作。北方的冬天，周围是荒芜的土地，我们以队伍为单元来回跑，练习前进队形。剧组的无人机在空中飞，抓拍训练的过程，据说是给导演组看的素材，用来选择表现突出的群演，给他们转为角色的机会。这个谣言一传开，大家的虚荣心是无法阻挡的。夏令营般的团队活动立刻失去单纯游玩的性质，变成成年男性之间的竞争。一个前埃及军人尝试完成一次戏剧性的向后摔倒的动作，结果受伤了，要拄拐杖，也和拍摄无缘了。玩夺旗时，平时性格极为安静的小穆突然情绪失控。小穆是一个年轻的叙利亚男生，军训的场面使他回忆起真实的痛苦经历。小穆一时激动，用手里的道具枪殴打了游戏中的对手。其他群演加入，现场迅速混乱。才军训了一天，医务室门外已经排着长队。群演们像是做了错事的小孩，沉默地低下头，舔着自己的伤口。夺旗当天就被禁止了。
“那为什么要去呢？”
除了体验剧组的生活之外，这份工作对我有某种隐形的意义——是用来证明我学会了在持续的压力之下管理自己的情绪，不像在东莞那样因为一波冲动搞砸工作。在剧组面前，我是一个平静礼貌的会中文的意大利人。为了表现出一副滴水不漏的样子，挣扎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别人是看不见的。当剧组里有其他群演崩溃或起矛盾时，我在心里感慨一句：幸亏这次也不是我。
“这不就证明我工作了嘛！”
酒店里还住着所谓的领队，都是中国人，负责落实剧组给群演的安排：提前通知出工人员，按时带他们到现场，领装备、化装、吃饭、配合拍摄。其中一个领队叫Bruno，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东北男生。他个子不高，身体微胖，穿着一件很长的黑外套，让人有些联想到金正恩。Bruno会法语，他的工作是和法语母语的非洲群演保持信息流通。得知我会中文的时候，Bruno并不兴奋。“北京人啊，”他讽刺地对我说，再提出建议，“在大家面前，你假装不懂中文吧。有空咱聊聊天。”在怀来，一个安顿下来之后的冬夜，Bruno提出想带我一起去泡澡。但是，跟不久以前在烟台一样，我的外国身份给当地人带来了恐惧，澡堂拒绝我们消费。我们改计划为按摩，进去一家店，结果一样。因为让这些熟悉的不便利波及了Bruno，影响到他的休息日，我感到很抱歉，叫他自己去按摩。Bruno说不行，转身带我去吃了一顿麻辣烫。生活中有多少个不满是这样得到暂时但关键的和解的呢？
当吹风机的操作员被告知“不用吹了！自然风吹得挺好的！”，只能想象他的无奈。
最恰当的描述是，我从来没有在中国见过这么多外国人。这家酒店住了将近一百四十个外国人。从公司老板到英语外教，从进口商到留学生，在经济放慢和课堂转到线上的一年，这个工作吸引了各种生活处境的人。他们真正的共同点就是一个字：闲。比起待在家里，不如去剧组领工资，还能做点不一样的。虽然都是演美军的，但其实只有七个美国人。大部分人来自东欧和“斯坦”国家。第二大群体是非洲人，再是西欧和南美。有五个意大利人，其中三个重名。
在军训当排长，算是山姆的开门红。他不招人喜欢，但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会拿到一个角色。可是后来的事情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顺利。日夜作息的频繁倒转、漫长又枯燥的群演站位工作、不让人有期待的伙食——山姆变得烦躁。他拒绝作为群演露脸，因为觉得会影响他以后扮演角色的可能性。不过剧组像是一部机器，要往前走，也不在乎你的担忧。山姆发现，本来设想的一帆风顺实际要复杂得多，是一条挑战人性、崎岖不平的山路。在现场的配合度低、和领队的关系不佳、在军训大喊口号的排长逐渐落到了剧组的边缘。
群演报到的时间随着剧组内外的因素不断地变动：11月17日，11月20日，11月30日，12月5日，12月15日，最后是12月19日。下午2点，我带着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到北京站的加州牛肉面大王报到，接着坐上开往河北省怀来县的剧组专用大巴。我们在火车站的停车场等着各国的演员陆陆续续地上车，人齐时天都黑了。加上下班出京的晚高峰，我们到怀来国际大酒店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梅森要当将军了，会有特写，还有对主演说的几句很狠的台词。距离拍摄只剩几天，他在做精神上的准备，逐步地进入角色。某天下午，梅森和我说他想要拿一个奥斯卡奖。“梅森，你在说什么？”我是真的想这么回答他的，但我没那么说，只喝了一口咖啡。“这是我的机会，”梅森说，“我已经想好了我的获奖感言：去你的，吉尔伯特·拉姆齐。”这是曾经欺负梅森的初中同学。我们坐在怀来的咖啡厅，讨论的既是一部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又是美国的奥斯卡奖。我望着窗外走路去买菜的路人，深呼吸，体会这种奇特的反差。
回北京的动力是又一次的意料之外的工作机会。我在某个外籍演员模特的微信群看到一部国产战争片在找群演，做五个月。当时在青岛生活压力不大，我觉得太像养老。到剧组工作的可能性立刻吸引了我。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麻烦同事帮我拍了一张正面照当作演员申请资料。几天之后的深夜，我收到一条微信，确认了我未来几个月的群演岗位。电影的题材是抗美援朝战争，我要演美军。我和学校沟通了，和学生告了别。当时在青岛赶上了一波疫情，经历了一场早期的全民检测。我一度怕走不了，要错过工作了，直到10月29日北京宣布解除青岛方向人员进京的管控措施。我不敢碰运气，赶快买票走了，提前到了北京。
那天晚上，确实是一场戏。为了反映出他新获得的荣誉，梅森特意买了一把露营椅子带到了现场，模仿剧组给主演安排的休息站。晚饭也是提前买好的。梅森身处外籍餐厅，但心里已经脱离了群演的身份。他坐的椅子、吃的汉堡，跟我们在长凳上吃的盒饭不一样。这些一般象征着你地位尊贵，有人专门照顾你。梅森主动照顾了自己，向大家说他很重要。这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让观众心情很复杂的演出。
——尹天仇，《喜剧之王》
到了镜头前，梅森的表演继续。他喊剧组的工作人员给他送水。负责在演员的衣服上撒假雪的场务被他拦住。“我是老板。”梅森对着场务反复说，不允许他撒雪。开拍前，他和电影的主演握手。这是他的高潮。半夜12点，戏拍完了，剧组发放消夜。出工的人多，外籍餐厅里排着长队。“将军来了。”梅森冲进外籍餐厅说，但没有人做出反应。“将军来了！请让路。”梅森边说边沿着长达二十米的队伍往前走。大家看了梅森几下，不理解他是在做什么。梅森走到打饭的位置，拿了一份消夜就转身离开，沉浸于角色给他的光环。威利·基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像经过视频回放严谨的检查后被判无效的进球，剧组拍完他的戏后，删去了这个角色。跟他自己的真实生活一样，72号回归了海军。他扮演的新角色是一名美国海军直升机飞行员。那场戏赶在拍摄的尾声、距离杀青只剩几天的时候完成了。5月12日的傍晚，作为第一备用演员的72号到达了摄影棚。室内的现场十分寂静，72号坐在凳子上，望着俄罗斯人苏东到直升机的内部入座。飞行员佩戴的装备包括紧身的面罩和头盔，长时间的拍摄容易使人不舒服。俄罗斯人苏东试了又试，最终选择了放弃。剧组快速叫备用演员换服装上场。在厚重的装备下，镜头只拍得到一双蓝色眼睛，是海军飞行员72号。
“如果你非要叫我跑龙套的，可不可以不要加个‘死’字在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