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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lvia？”我停下脚步问。
“快下来！”
我以为“走在你后面”等于“你先过去，我过会再到”。走出咖啡厅，过了个马路，才发现那是字面意思。真的有人走在我的后面。
“好！马上！”
“好，我走在你后面。”她秒回。
我在花园坊住的半年里，跟楼下老秦夫妇的关系总有些距离，比较客气。虽然住同一栋楼，我们仿佛过着平行的生活：我上午准备煮咖啡的时候，他们开始做午饭。唯一一次真正的交流是10月底的一个周末。我准备出门却找不到钥匙，便在脑中快速盘点了一下家里的东西，好像没什么值钱的，不关门也行。我拿了个还没开封的快递包裹挡在门口，直接走了。钥匙回来再慢慢找。但楼底下的门还是一个问题。我出去的这段时间，肯定会有人把门关了。周六晚上，要是深更半夜敲大门，的确不是维持邻里关系的好策略。我决定在外面睡一晚，第二天一早再回家。
“有点晚了，要不直接去吃一顿日料？”
上海老房子的居民们在楼梯间共享炉灶。我回到楼门口的时候，就从窗口看到秦先生正在煮四个蛋。他一看到我就开了门。我解释了我的身份，并且表明发生了什么。“You forgot the keys.”秦先生微笑着用英语重复了我刚说的话。我不太喜欢别人主动将对话的语言从中文改成英文，似乎是在否定你的沟通能力。但那次，惊喜大于自尊，我感受到秦先生的亲切。我谢谢他后就上楼了。在之后的几个月，我出门时也只是和他礼貌地点点头，说声“早”，没有更复杂的交流。直到现在。
差不多忙完了，我有点饿了，但Sylvia还没到。她改主意了，不想见面了吗？来都来了，我决定发消息再问她一句。
秦家住11号楼的底楼，我和另外两个男生住在二楼，三楼住了一家四口。每次例行公事，我们都等九个人在楼下齐了，再像一帮小学生一样一起前往。4月初的一天，我下楼时感觉更加烦躁，秦先生却带着笑容安慰我：“最后一次了，如果没问题，明天就放出来了。”我无法被说服。秦先生不可能知道，没有人知道。但他轻松乐观的态度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努力尝试让自己相信他的话。
Sylvia赶上了互联网行业的黄金时代。毕业后那些年，她在北上广三地各大厂工作过，攒下了积蓄。最近一年多，她辞职了，在国内和朋友到处玩的同时，做去国外读研的计划。她直接活成了两个网络热词：现在躺平，未来要润。
秦先生是30后。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上过中学，那是法国人办的学校。他会讲英语、法语、俄语。他还说，可惜不能用意大利语和我交流。1929年建设的花园坊——秦先生在这里出生，直到今天。以前，11号楼整栋都归他家。后来，这种独栋住宅被分成了几户，就变得挤了点。在九十年的人生里，他该见的都见过，不该见的也见过，难道能被一波疫情所困扰吗？我越是这样想，就越能理解他的坦然。
这样的命运像远方的乌云，逐渐地、持续地靠近。从咖啡厅到微信群，从微信群到朋友圈，最终到自己身上，只不过是几天的事情。月中的周末，我所居住的花园坊小区也开始了。已经下起了雨，不过我坚持不打伞。朋友劝我囤货，我不想听。两年前在学校的阴影再次露出水面。危机时刻，我选择去约会。我坐在永康路的咖啡厅办公，时不时地发呆，望着街上的人流，等着Sylvia的出现。我们在Tinder上聊了几天，她看了我写的东西，说我让她想起《我的天才女友》里的尼诺。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好事。
这段时间，老秦夫妇的日常还是保持着跟平时差不多的状态。秦先生在家中切菜，余太太坐在门外跟邻居们闲聊。我在阳台俯瞰着弄堂工作时，这就是我的白噪音。他们聊天用的是上海话夹杂着普通话，我大概只能听懂一半。虽然我们小区有的是微信群，但是重要的通知还是通过余太太传到我们这里：二三楼的住户要下楼的时候，全靠她的叫声。如果需要，她甚至会上楼到各户敲门。
“我们小区也开始了［苦涩］今天也出不来了，好遗憾，希望快过去，下次有机会再一起玩儿。”
此前，我隔壁的亭子间里住了三个男生，他们白天睡觉，晚上出去做代驾，戴着头盔，骑着折叠自行车，到烧烤店和KTV的门口接单。排队时闲聊，我才得知他们其中一个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家。运气使然，他因此留在了城外。借用余太太的叫法，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小朋友”，狭小的亭子间倒稍微宽敞了些。为了分享一顿肯德基，我跟亭子间的一个住户加了微信，看到他发的一条朋友圈：“当初为了不吃泡面来的上海，现在泡面都要没得吃了。”
“［苦涩］这两天我也出不来了，祝大家愉快。”
亭子间没有厨房，他们以前都是叫外卖或出去吃。余太太多次关心他们吃饭的问题，说他们可以把居委送的菜给她，她帮他们烧好。据我的观察，邻居俩从来没有真的这么做过。他们只是把菜洗一下，生着吃。后来，余太太给了他们一个电饭锅。一天夜里，亭子间的邻居来敲我家的门，喝得有点多的样子，想借点油。他再敲门时，递给我一包大米，只说了四个字：“国家送的。”
怪我自己嫌弃了过度平淡的生活，没多久，事情就有了反转。我在出租车上咳嗽，司机问：“去过浦东和嘉定吗？”我笑着说没有，只是最近受凉了。但是司机并不觉得幽默——看了一眼导航，本就戴着口罩的他还是决定再多戴上一个。司机将紧张的心态埋在了双层的黑色口罩之下，默默地往前开。坐在咖啡厅，从隔壁桌听到的话变成了“你知道有多少人排队吗？”。窗外是开着警报器的救护车，微信群里是朋友发来的坏消息。3月13日，我们准备办写作俱乐部，有人因此无法参加。
这天早上，听到余太太喊我时，我洗澡刚洗到一半。我快速洗完，穿了衣服下了楼。走到时发现已经没人排队。工作人员正在收拾东西准备走，叫我快点。回到11号楼时，我碰见正在烧午饭的秦先生。他跟我打招呼，又说：“今天我们去看病了。”我本来准备上楼，意识到这是对我说的话，就停下脚步，再次转身。“所以我们没能叫你们下来。”秦先生继续说。
男生坐下来聊，顺口提到自己是上戏表演系毕业的，现在在国家单位。阿姨满脸欣慰，叫他有空去他们家玩。女儿笑出来，也许笑得比设想的要明显。“你笑什么呀？”阿姨说完站起来，说他们准备走了。女儿也跟着站起来。“你们聊一聊吧。”阿姨说。女儿不作回答，笑着坐下来。买单回来的父亲不太懂自己刚错过了什么，就问女儿：“不跟我们走吗？”女儿说不走，而父亲坚持问她的车要怎么办，女儿糊弄一下就不理他了。阿姨已经没有在听，她挽着老公的胳膊带他一起走出咖啡厅，不再回头。一场即兴的相亲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