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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弄堂里整天都能听到喇叭声，但广播里叫到的楼栋实在太多了，很容易听漏自己的门牌号。所以在11号楼，我们只听余太太的叫声，其他的一概不听。那天清晨核酸开始的时候，秦家夫妇已经在医院了，所以我就没下楼。
“哎呀，阿姨，我不年轻了，”男生说，“我96年的。”
“去配点药，是需要出门条的。”秦先生说，似乎那些烦琐的程序才是重点，而不是他的身体。最近，我明显察觉到秦先生整个人都变得更衰弱了。
“哎呀，这么年轻就当导演。”阿姨说。
“您身体，还好吗？”我小心翼翼地问。我几乎把问题分成两半，尽量推迟说完问题的时间，这样就不用太快听到回答。
“这是我之前合作过的导演。”女儿向妈妈交代。
“马马虎虎。”秦先生背对着我说。他用他以往的语气，不过这次，他表现的热情似乎是在掩盖心理上的担忧。
教课最累的地方是每天要讲很多话。我特别珍惜自由职业所带来的安静，它让我回归社会的观众席，欣赏日常工作间隙的小剧场。那天的演员是一个加拿大大叔，一个上海阿姨，以及他们二十多岁的金发女儿。他们坐着吃午饭，女儿一会儿和妈妈讲中文，一会儿和爸爸讲英文，问他们结婚前约会了多久。当父亲正在认真回答时，女儿的眼神跑偏了。她喊出一个中文名字。一个穿着黑皮夹克的发胶男生刚走进咖啡厅，他听到自己的名字立刻转过身，笑着向女儿的桌子走来。
我意识到这段时间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从在淋浴房回应余太太的命令，又跟秦先生认真地确认了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消失了。这是我第一次不考虑要对他们表现得客气一点，而是直接说事情。就像在家里和爸妈讲话，不会想太多，因为知道后面还会有无数次、出于各种原因需要讲话的机会。每次交流的气氛因此变得更平淡。借着惯性，它成为生活。
朋友、工作、足球、写作俱乐部、记得不给我放香菜的面馆老板。生活再次如此地步入正轨。一切都正常，甚至有点太正常了，导致我想要试试刺激出一些变化。春节过后，我决定辞掉留学机构的工作，成为自由职业者。在前一阶段，我只做到前面两个字，也就是变得很闲。3月份，我才终于接单——负责一款类似《万国觉醒》的多文明题材游戏的意大利语版本。好听点，叫“做本土化”；直接点，叫翻译一万四千一百五十六个中文字。我成为拿着笔记本电脑到咖啡厅坐到打烊的那种顾客。有天早上我对着电脑做翻译，听到店员和某外国顾客之间的交流困难，就自然地介入他们的对话，在现实中延续我为世界当语言中介的命运。店员用咖啡来表示感激，给予我一天免费续杯的福利。游戏中，有很多用来解锁技能的盘问环节。想象远在意大利的玩家回答这些问题的画面，我有些哭笑不得：“相声演员功夫中哪一种是第一基本功？现代汉语有几大方言？‘琵琶’中的‘琵’和‘琶’最初指的是？”偶然间，我变身为游戏界的中华传统文化大使。
“蟑螂出来了没？”余太太兴奋地问我。前几天，她送了我一小包蟑螂粉，即使我们以前从未聊到过这个话题，我也始终没对她暗示过家里有蟑螂问题。
——电影《土拨鼠之日》
“哦，”我说，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余太太在说什么，“出来了！”
“今天是明天。它已经发生了。”
“唉你看，这个药很好用，”余太太自豪地说，“放一点点，可以用好几年。”
“不知道。”
“是啊，”我边上楼边说，“很有效呢！”
“你知道什么是今天吗？”
回到家中，换完拖鞋，我的目光落到柜子上那包还没有打开的蟑螂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