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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泪水能流走我的痛苦吗？
我犹豫一会，终于说：“爸，我不走。”他说：“为什么？”我说：“我要上学的嘛。”爸爸说：“你没看见街上的人都跑了，谁给你们上课。”妈妈也说：“上学就不要去想了，这仗打得人心惶惶的，谁还去上学。”我对妈妈赌气说：“那也不能说走就走，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准备准备嘛。”爸爸说：“晚上走，给你一天的准备时间，够了。”我撒娇说：“不够。爸，过两天走吧，我学校里还有好多事呢。”爸爸撩起眼皮瞪我一眼说：“你不要名堂多，现在什么事都没有走重要。”我不敢过多顶撞他，只好僵硬在那，不知如何是好。妈妈伸手碰碰我，让我快吃。我不理她。妈妈说：“还愣着干什么，快吃，还要做好多事的。”我瞪了妈妈一眼，干脆起身往外走。“你去干什么？”妈妈在我身后喊。我没好气地说：“我去收拾东西，准备走行了吧。”
为了防止我步二嫂的后尘，母亲随时跟紧我，寸步不离，晚上跟我一起睡。我没打算向二嫂学习，但我也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忆，回忆我和高宽之间的点点滴滴，回忆高宽说过的那些话、那些事。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用毛笔抄录他曾写给我的一些零散纸条，以便保存。这天午后，我正在抄写下面这段话：
妈妈迟疑地问：“他们呢？”父亲依旧没抬头，呷一口汤，一边说：“不管，他们有事。”我们这才端起碗筷闷声不响地吃饭。不一会，父亲抬头看看大家，直通通地说：“日本佬可能很快就要进城了，我已经作了安排，吃完饭后你们就回屋去，尽快收拾东西，准备走。”妈妈问：“去哪里？”父亲说：“回老家。女人和孩子都走，徐娘，你和小兰一道去。”小兰是家里的佣人。满桌子的人都愣住了，面面相觑，但谁也不敢开口问什么。父亲又说：“阿牛送你们去，兵荒马乱的，他可以照顾你们。”我看见二嫂张了张嘴，却欲言又止。
为富不仁，犹如浮萍，为官不民，不如草木。中国，正走在史无前例的颓败之险途上，有钱人不仁慈，当官的不作为，拿枪的不杀敌，受迫的不呐喊。当今之中国，内乱外患，道德沦丧，纪律涣散，民心萎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华民族要崛起，必须要施行新政，推举新主义，提倡新文化……
但他们并没有“马上来”，我和妈妈、大嫂、二嫂、弟弟小马驹，以及大哥的儿子小龙、女儿小凤，围坐在餐桌前，安静地等着父亲来吃早餐。小马驹有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因此公馆内的诸多地方都专门设有轮椅通道。徐娘的怀里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凤，正在用汤勺喂她稀饭。小家伙不停地将胖嘟嘟的小脸蛋扭到一边去，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等了好久，父亲总算来了，却没有带着大哥和二哥，只有他一个人。父亲落座后谁也不看，只说一句：“吃吧。”
正抄到这里，新来的女佣小燕敲门进来，对我说：“小姐，外面有个人在找你。”我问是什么人，她说：“是一个男的，留着长长的头发。”我马上想到是高宽，问她：“他在哪里？”她说：“在大门口，一个人。要不要我去喊他进来？”我不由地立起身，想了想，却又默默地坐了下去。小燕问：“小姐，你是不是不想见他？”我当然想见他，可是……我见他说什么呢？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对小燕说：“是的，让他走吧。就对他说，我回乡下去了。”小燕说：“他知道你在家里。”我说：“他怎么知道的？”她说：“我也不知道。”我怀疑是她说的，生了气，叫她走。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小姐，你还是见他一下吧。”我说：“别说了，我不见。”她说：“那我怎么对他说？”我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觉得我的肺要气炸了，那里面盛满了恶气啊。
厨房那边飘来一缕缕我熟悉的桂圆煮烂后特有的香气，那是父亲每天早上要喝的桂圆生姜汤散发出来的。我看见徐娘正往这边走来，她是我家的厨娘，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一个远房亲戚，已经跟我们十几年了。我知道徐娘是来叫我们去吃早饭的，我示意她别过来，让我来喊。我推开门进去，通知他们去吃早饭，同时想趁机跟父亲说说我不想走的事。父亲却不给我机会，不准我进门，说：“别进来了，我们马上来，你先去吧。”
小燕走了不久又回来，给我带来一封高宽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心想，我才不走呢。
点点，亲爱的点点：
罗叔叔是一家报纸的总编，父亲的老朋友。父亲说：“嗯，找老罗办这事你是找对人了。”短暂的沉默后，二哥像是临时想起什么似的，突然说：“爸，我听说罗叔叔可能是共产党。”父亲问：“听谁说的？”二哥说：“杜少爷。”父亲说：“杜少爷说的就要打折扣，他们两人尿不到一个壶里。”二哥嗯了一声。父亲又说：“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你们都不要去掺和。”大哥说：“嗯，知道。”二哥笑道：“是啊，乱世不从政，顺世不涉黑，这是爸的处世哲学嘛。”父亲说：“你别光在嘴上说，要记在心上。你们看，还有没有其他事？”大哥问：“小妹走不走呢？”父亲说：“怎么不走？当然走。”大哥说：“她要上学的。”父亲说：“沦陷了学校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呢，还上学？”
请允许我情不自禁地这样称呼你，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一个女孩发出如此痴情的呼唤。那天我看了你给我留的信后，我的心一下空了，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就要忍受分别的痛苦。我担心这是你父母有意要让我们分手才这么突然让你走的。也许这是我多心，也许事情比我想的还要糟糕。总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真实情况，可我又是那么想知道。这就是痛苦。爱一个人原来是这么痛苦，整整一个礼拜我天天失眠，天天来你家门口晃悠，像一个幽灵。我希望你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可那么多天我见到了你家里的每一个人，就是见不到你。我以为你真的走了，可今天我又听说你没走。天哪，你真的没走？点点，我太高兴了！我是一路跑来的，现在还在喘气，你看，我的字写得多差，因为我的手在抖。听说你病了，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哈哈。点点，我要批评你，你不该对我隐瞒病情，你病了，更应该告诉我，因为这时候你更需要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为了不让我担心，可是我只有见了你才放得下心啊。好了，点点，你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看你。放心，我很好，你也会很好的。人嘛，总是要生病的，不用怕，好好养病，我想着你，我为你祈祷，你一定会很快告别病魔，跟我再见的。
接着，父亲对二哥说：“老二，你去找一下杜公子，请他给我们搞一张杜老爷子的宝札名片，让阿牛带上，免得路上遇到麻烦。”二哥说：“桂芝也走吗？”父亲严厉地说：“废话，她是男人可以不走！”二哥低声说：“她怀孕了。”父亲说：“那更要走。我再说一遍，妇人和孩子都要走。”我想见父亲这会儿的目光一定死盯着二哥。二哥说：“好，知道了。”父亲说：“知道就好，我就怕你不知道。”接着父亲问大哥：“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大哥说：“都办好了，几笔大款子都转到美国花旗银行了。”父亲问：“找谁办的？”大哥说：“罗叔叔。”
最最爱你的人，阿宽
二哥就是杨丰懋，想不到吧？杨丰懋是何等角色，大佬的架势，绅士气派，谈吐优雅大方，而眼下的二哥，只是一个整天打打闹闹、胸无大志的愣头青，经常给家里惹是生非。二哥进屋后父亲让我出去，但我没有走远，就在门口。我要偷听他们说什么！我当时是个心里有秘密的人，我很关心父亲要同他们说什么。我听见父亲说：“看来上海沦陷是迟早的事了，日本人的德行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必须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但走了这一大堆家产怎么办？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走的。可该走的还是要走，我想好了，今天就把妇人和孩子都送回乡下去。”顿了顿，又说，“阿牛，这事你负责，马上去通知他们，准备走。”阿牛应一声出来了。
一连多天，高宽天天下午来看我，我天天在“生病”，卧床不起，小燕天天给我带回来相似的信。每一封信，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捅我心、刮我肉。我恨死小燕子，对他泄露了“我没走”的天机。我更恨自己，命这么苦！其实小燕是无辜的，后来我才知道，背后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这一切，就是阿牛哥。
二哥像只猴子一样，跳跳蹦蹦从楼上下来，看见阿牛在天井里等他，冲上去照着他胸前背后嗨嗨地佯抡了几拳。阿牛哥不跟他闹，说：“快去吧，你爹在等你。”二哥伸出头，冲着阿牛，摇头晃脑地说：“桂芝还在等我呢。是在床上，你没这种福气吧。”桂芝是我二嫂。阿牛哥白他一眼说：“不就是个女人嘛，有什么稀罕的。”二哥说：“当然稀罕，人生两大乐事，金榜题名，红袖添香，你懂吗？”这时突然传来父亲冷峻的声音：“老二，进来！”二哥听了，立时收住声息，理好衣衫，进去了。
后来阿牛哥告诉我，他其实早知道我跟高宽的恋情，因为有一天晚上高宽送我回来，分手时他吻我的一幕恰好被他撞见。二嫂的死，说明了我们活着的苦难，真是生不如死啊。大嫂还好，有两个孩子扯着她，天天吵着她，时间要容易打发一些。我和小兰是最难过的，天天睁开眼睛都不知道怎么过，想得最多的就是一个字：死。小兰不久离开了我们家，走了，回老家去了，那里没人知道她的痛苦，她也许会好过一些。可我能去哪里？我只能呆在房间里，像我的床，床又像我的棺材。小弟是没脚出不了门，我是身体空了，魂丢了，不知道去哪里。阿牛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想让高宽来陪我度过最难的时光，于是四处找他。可学校已经停课，剧院已经歇业，要在偌大的上海乱世里找到行踪诡秘的地下共产党员高宽，那实在太难了。阿牛哥最后找到了，但他想不到的是，这非但不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是增加了。鬼子已剥夺了我爱高宽的权利！我怎么能面对他？面对他我能说什么呢？我还能给他什么？我给他他会要吗？再见了，高宽，我的爱人，请你把我忘记了吧……不是我绝情，而是命不该如此。高宽，你饶了我吧，忘了我吧，快走，快离开我，去找你新的爱人，我已经无脸见你……读着他一封封要求见面的信，我只能在心底无声地呐喊。
不一会，大哥和阿牛哥相继从外面回来，带回来同样的消息：国军开始全线撤退，上海沦陷在即。吃早饭前，父亲在厢房里召集大哥、二哥、阿牛哥开会。二哥迟到了，我去叫他时他还在睡觉。二哥新婚才几个月，婚房里披红挂彩的喜庆气氛还很浓郁，窗户上的大红喜字仍然红彤彤的。父亲平时喜欢和大哥与阿牛哥商量事情，对二哥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但这次，父亲非要等二哥下楼来才开会。我预感父亲是要同他们说大事了。
我的冷漠和沉默终于把高宽激怒了，一天傍晚，小燕给我送来这么一封信：
我回去加了衣服，从楼上下来，看见父亲也回来了，一个人在天井里伫立着。我想上去跟他搭话，只见管家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来向父亲报告说：“完了，老爷，城里的日本佬开始反击，昨天夜里已经渡过苏州河，国军开始撤退了。”父亲微微一怔，不作任何表示。管家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啊哟，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真是过了苏州河，那可是说打过来就要打过来的。”父亲冷冷地斜了他一眼说：“是吗？”管家说：“那当然，鬼子脚上都是长着四个轱辘的，从那边过来，没遮没挡的，能不快嘛。就算从金山卫过来嘛，也要不了两天的。啊哟，真不晓得老蒋养的这些烂丘八是吃什么饭的，一百多万人呢，怎么连那么一小撮小鬼子都挡不住。”父亲面如凝霜地盯一眼管家，“你少说一句不会吃亏的。”说罢，转身走了。没走两步，又回过身来给管家丢下一句话：“大少爷和阿牛回来，叫他们马上来见我。”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那沙哑里有新添的沧桑感，却还是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蛮横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