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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点点：
尽管南京从四川、广西、湖南等地调来大批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把撕开的防线一次次用人墙、用惨痛的代价补上、补上、补上……但是这倒霉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记得很清楚，报纸上到处写着：是1937年11月5日凌晨，趁我们守部调防之际，日本陆军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中将指挥所辖十一万人，在海军第四舰队的运送下，分乘一百五十五艘运输船，编成三支登陆队，在漕泾、金山嘴、金山卫、金丝娘桥、全公亭东西长约十五里的沿海登陆。天亮后，上海的天空里四处飘飞着鬼子成功登陆的传单，我的窗台上也丢落一张。我拿着传单下楼去找父亲，最后在大门口的廊房里找到他，看见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在朝街上张望。已是初冬，梧桐开始落叶，菊花蔫了，街上一派秋深气败的凋敝景象。偶尔，有人肩扛手拎着包包裹裹，慌乱走过，一派逃难的样子。我把传单交给父亲看，他不看，当即揉了，紧紧捏在手心里。显然，他已经看过这东西。父亲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国军顶不住了！很长时间，父亲不理我，一脸肃杀地看着落叶在地上翻飞。父亲虽然已经六十多岁，身板看上去还是硬得很，但硬朗里却透着孤独，是一种又冷又硬的味道，尤其是目光，很少正眼视人，看什么总是迅疾地一瞟一睃，冷气十足，傲气逼人。他看我穿得单薄，对我说：“天冷，回去，别受凉了。”
你到底怎么了？我知道你没生病，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请你别折磨我了好不好！现在请你听着，我一定要见你！明天下午三点钟，老地方，双鱼咖啡馆，风雨无阻，不见不散！如果不去，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那是父亲最风光的时候，白道黑道，地上水上，都有他的势力，洋人国人都把他当个大佬，他有理由自负，更有理由留下来——他拚搏了一辈子，在上海滩上九死一生，才积攒下如此规模的家业，他不想因为我们战败而毁掉这来之不易的一切。但是战争很快击碎了父亲的幻想，鬼子从海上飞来的飞机每天盘旋在我们头顶，丢下成堆的炸弹，让国军寸步难行，并且每天都有上万人死去，小小的日租界，靠着一万多日军的坚守，守得岿然不动，坚如磐石。与此同时，鬼子从海上来的援军日日增多，气焰日益嚣张，飞机越发的多，大炮越发的响。到了九月份，鬼子援军开始一次次撕开国军防线，大兵随时都可能压上岸，对国军实行四面夹击。
这是对我的威胁，但更是他的痛苦。我呆呆地看着这信，心里反而感到出奇的轻松，因为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的。只要我不去，他就对我绝望了，我就解脱了。这样好，我想，就让这段孽缘这么结束吧。我的生命似乎也就这么结束了。从看到这封信起我一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听不到自己心跳声，只听到钟摆在一下一下地摆动：喳、喳、喳……天黑了，天亮了，约定的三点钟快到了，我仍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形同枯木。我腿脚齐全，但我失去了任何行动的能力。我体会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死。真的，这才是真正的死亡。可是，当楼下的自鸣钟打响三点钟的钟声时，我的心突然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又活过来了。
比如这天晚上，我其实很想站在母亲一边告诉父亲，这场战争我们必定要输的。这不是说我不爱这个国家，我要诅咒她输，而是我要比父亲更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敌人——日本佬。父亲那时在上海滩上是无所不能的，包括那些在上海滩上混的日本佬——有些还是蛮有头面的，都对他恭敬有余，称兄喊大，常来找他办事，对他言听计从。他在南京政府里也有朋友，有的位高权重，消息灵通。也许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吧，父亲一直对这场战争的输赢抱有幻想。正因此，在很多有钱有势的人相继离开上海，出去躲了，父亲却选择留下来。他多次对我们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也砸不到我八金头上。”
我决定要去见他！
就是说，我还是要看父亲的脸色行事的。
我抓起披风，飞快地跑出去。
在家里，父亲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只有小弟才敢顶撞他。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大哥叫一龙，二哥叫二虎，小弟叫小驹——我们都叫他小马驹。小马驹三岁时上街玩，被一个混蛋裹进大衣绑走，要父亲拿两根金条去换人。那时父亲还没有后来的发达，两根金条比他的命还值钱，他没有去要人，结果让人家发了狠，把小马驹的两只脚板剁了，丢在大街上。后来父亲发达了，金条多得要砌进墙壁里，可小马驹永远只能像一条虫一样在地上爬。父亲觉得欠了他，所以对他宠爱有加。小马驹用两只残废的脚换来了在父亲面前的任性，家里只有他可以不视父亲的脸色行事。其次，该是我了，因为我是独养女。外人都说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待我比谁都好。可我知道，父亲给我的特权只是可以在两位哥哥面前耍耍小姐脾气，要在他面前撒野还得趁他高兴。
双鱼咖啡馆，双鱼咖啡馆……我拚命跑去。可当我看到咖啡馆时，像看到了鬼子强暴我的那个哨所，吓得我浑身哆嗦起来，两只脚像被冬天的寒冷钉在地上，根本动弹不了。没办法，我只好爬，最后爬上一辆黄包车。车夫问我去哪里，我说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呆着。我就这么躲在黄包车上，偷窥着咖啡馆里的高宽，我的阿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在我的眼睛里缓慢而又迅速地流逝。这段时间比一个世纪还长，我听到时间齿轮的转动声，心间滴血的声音，泪水流淌的声音。命运在考验我，终于，我还是败下阵来，耻辱和对耻辱的恐惧把我牢牢捆在车上，除了心痛和泪流，我失去了一切，变成了废物。
母亲没敢再说话。
五点半钟，高宽走出咖啡馆，离去。我看着他一步步走远，看他清瘦了很多的身子消失在凋敝的冬天的寒冷里时，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我以为从此他就消失了，可第二天他又来了。他食言了！他还想见我！我们的孽缘还没有结束！这使我再一次认识到他有多么深地爱着我，正因如此我又刻骨地恨着自己。我的心灵成了一个黑洞，我无法驱散自己心里深刻的黑暗，我认输了。这天下午，我给高宽写了一封信，交给小燕，让她转交。
是1937年8月13日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餐厅吃夜饭，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爆破声，像天幕被炸开，整个城市上空都在抖。厨娘刚端菜上来，受爆炸声惊吓，手里盘子打了斜，菜汤溢出来，洒在桌上，连连向大家道歉。但接连而来的爆炸声掩盖了她的道歉声，我们都没听见，没跟她搭腔。厨娘觉得很无趣，无话找话地说：“这是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打雷啊？”我们都知道，这不是雷声，这是炮弹的轰炸声。我们都不吭声，只有父亲，接着厨娘的话说：“打雷倒好了，就怕上海的天要变了。”母亲因此责怪他说：“让你走你不走，天真要塌了，我看你怎么办，这么大一家子人。”父亲说：“哼，妇人之见，仗还没打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就要输。”母亲说：“邻居都走了。”父亲响了声说：“你别拿人家来说事，我还没有老糊涂，不会埋汰你们的。”
信是这样写的：
但是，鬼子来了……
对不起，高老师，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多说，我只想告诉你，我爸已经把我许配给一个富家子弟。今生无缘，但愿来世我还能遇上你，爱你。高老师，你就忘了我吧，忘了我这个无情无义的坏学生……
我本名姓冯，是上海滩上的航运大亨（以前叫漕帮主）冯八金的女儿。父亲原来的名字土得掉渣，叫八斤，当了老板后才改为八金。父亲是铁匠出身，体格强壮，又从小习过武，练了一身本事。作为上海滩上的一代漕帮主，我家曾经家大业大，而这一切都是靠父亲当初拚命打出来的。父亲有三个儿子，他们的名字都是龙啊虎啊马啊的，而给我取的却是一个轻飘飘的名字：点点。父亲给我取这么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永远生活在无忧无虑中，不要去闯江湖，不要有承担，不要吃苦受难。如果不来日本鬼子，父亲的愿望我想一定是能实现的。
小燕告诉我说，高宽见信后当即就看了，看了信当即就掉头走了，什么话也没说。我以为，这下我们的孽缘终于尽了头，哪知道还没有！也许我们真的是天定的一对，老天要我们相爱，爱到死，人是拆不散的，任何人都拆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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