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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尼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停在了他们身边，他是个热心肠。我说没位子了，还有两个孩子，坐不下。那两人还是上了车，他们是英国人，男人头发灰白，大约四十多岁，女人肯定不满三十岁。我一开始态度很不友好，一句话也不说。我觉得，这会让旅程变得更复杂，我更难哄两个孩子。主要是我丈夫在说话，他喜欢交朋友，尤其是和外国人。他很热情，提问也没有考虑合不合适。我得知，这两人突然抛下了工作，我不记得他们是做什么的了，也抛下了家庭出来旅行，女人离开了年轻的丈夫，男人离开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他们用很少的钱，在欧洲已经旅行了几个月。男人坚持说：“重要的是在一起。”女人表示赞同，然后转向我，说了这句话：“我们从小就不得不做很多蠢事，还认为那都是必须的。但现在我们做的，是自出生以来我觉得唯一有意义的事。”
我曾经近距离地看到，相爱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强大、愉快、让人忘记责任的情感。詹尼是卡拉布里亚人，出生在一个小山村，在那里还有一栋老屋。那地方没什么特别之处，除了空气清新、风景优美。许多年前，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时，我们会和两个女儿去那里。我们会开车去，一路上很辛苦。詹尼开车时不怎么说话，沉浸在自己的心思里。比安卡和玛尔塔很淘气，我得管着她们。一路上，她们想吃各种东西，想玩放在行李箱里的玩具，刚上完厕所，又想小便。我还得唱歌，转移她们的注意力。那时已经是春天了，但天气依然很冷，外面下着雨夹雪，天快黑了。我们在公路旁看到一对情侣，他们冷得瑟瑟发抖，想搭便车。
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了他们。夜里，我们得在高速路旁，或一个没人的加油站把他们放下，因为我们得下道了。我对丈夫说：“把他们带回家吧，天又黑又冷，明天我们再送他们去最近的收费站。”他们在两个女儿怯生生的目光下吃了晚餐。我为他们打开了一张旧沙发床。我觉得，不管他们在一起还是分开，都在释放一股力量。我感觉这股力量在扩张，融入我的体内，注入血管里，点燃我的心。我和他们交谈起来，有些激动，觉得有许多事只能对他们说。他们称赞我英语说得好，我丈夫戏称我是当代英国文学的杰出学者。我自谦了一下，跟他们说了我具体研究什么。他俩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个女人，这样的事以前从没发生过。
实际上，我走了很久，肩上背着包，手里提着凉鞋，脚浸在水里，一路上我只碰到了几对恋人。在玛尔塔出生的第一年，我发现我不再爱我的丈夫。那一年过得很艰难，孩子从不睡觉，也不让我睡，身体上的疲惫把一切都放大了。我太累了，不能学习、思考、哭泣、大笑，也无法爱那个过于聪明的男人，他过于沉迷于和生活博弈，缺席的时间太多了。爱情也需要精力，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当他开始抚摸、亲吻我时，我会变得很烦躁，感觉那是一种侵犯，实际是他一个人在享受欢愉。
我被那个女人迷住了，她叫布兰达。我整晚都在和她说话，想象自己是她，自由自在，和一个陌生的男人一起旅行：无时无刻都渴望拥有他，他也无时无刻渴望我。过去的一切都清零了，生活不是出于习惯，也没有那些习以为常、迟钝的感觉。我就是我，会产生自己的思想，不会因其他要操心的事偏离自己的轨迹，只会追随交织在一起的欲望和梦想。没人能束缚我，虽然我带着剪掉的脐带。清早他们同我道别，布兰达懂一点意大利语，她问我有没有文章可以给她看看。我的文章——我体会着这句客套话带来的快乐，我给了她一篇短文，只有几页纸，我写的东西少得可怜，那是两年前发表的一篇小文章。最后他们走了，我丈夫把他们送到了高速公路上。
我在那里待了会儿，用脚刨着沙子，直到触到干燥的沙子。我想，如果带了娃娃，我可以把她埋在这里，埋在湿润的海滩下，第二天有人会找到她，这会很完美。但我一点也不懊悔。我希望不是埃莱娜找到她，而是尼娜。我会走过去对她说：“你开心吗？”但我没把娃娃带来，甚至没想到这一点。我给娃娃买了新衣服和鞋子，这是个毫无意义的行为。或者这很有意义，只是和生活中许多小事一样，我发现不了它的意义。我来到海边，想一直走下去，让自己疲惫。
我收拾屋子，带着些许伤感，仔细收起了他们的床铺。我想象着布兰达赤身裸体，双腿间因为兴奋变得湿润，我的身体也湿了。从我结婚以来，比安卡和玛尔塔出生以来，我第一次梦想着对我爱过的男人，对两个女儿说：“我得走了。”我想象他们仨陪我走到高速公路上，然后离开，留下我在那里，挥手和他们道别。
我真是愚蠢，在孩子五十岁前，和她们聊这些事，期望让她们看到，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个工具。告诉她们：我是你们的过去，你们的根基，要听我的话，这对你们有用。我不是尼娜的过去，但她可以把我视为她的将来。我选择了一个无关的人，把她当成女儿来陪伴我，我在寻找她，靠近她。
这画面一直萦绕在我脑中。我有多长时间，一直在想象像布兰达那样，在她的位子上，坐在公路护栏上。在我真正离开前，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两年，那段日子过得很艰难。我从没想过离开两个女儿，我觉得这个想法可怕、愚蠢又自私，我想过离开我丈夫，我在寻找适当的时机。我等待着，觉得很厌烦，重新开始等待，事情总会发生，我变得越来越烦躁，越来越危险。我无法平静，劳累也不能使我平静下来。
我的两个女儿一直都在努力变成和我截然不同的人。她们很优秀、能干，詹尼正在引导她们走上一条他走过的路。她们很忧虑，也很坚定，会像旋风一样进入这个世界，会比我们做父母的更如鱼得水。两年前，我预感她们将离开，不知道会离开多久。我给她们写了封很长的信，详细讲述了我当年抛下她们的事。我不想解释原因——到底是什么理由让我离开？—而是讲述了十五年前，促使我离开的冲动。我将信复印了两份，一人一份放在她们房间里。但什么都没发生，她们没有回应我，也没对我说：“我们聊聊吧。”只有一次，比安卡进屋时，我有些伤感地提到了那封信，她说：“你还有时间写信，可真有闲情逸致。”
不知道我走了多久，我看了看表，掉头朝浴场走去，我脚踝很疼。天空变得晴朗，阳光普照，人们又懒洋洋地出现在沙滩上，有的穿着平时的衣服，有的穿着泳衣。人们重新打开遮阳伞，沿着海岸散步的人像一支无穷无尽的队伍，在庆祝着好天气的回归。
我停好车，穿过松林，松林间还在滴水。我来到沙丘上，浴场空无一人，吉诺不在，浴场的经理也不在。沙滩在雨后变成了一个深色的硬壳，一道道白色的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我来到那群那不勒斯人的遮阳伞旁，在尼娜和埃莱娜的伞下停了下来。那里放着孩子的很多玩具，有的堆在躺椅和日光浴床下，有的装在大塑料袋里。我想这时候命运，或一种无声的呼唤，一定会指引尼娜独自来到这里。她会抛下女儿，抛开所有一切来到这里。我们会平静地打招呼，打开两把躺椅，一起看海，聊聊我的经历，时不时会触碰到对方的手。
我忽然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向游人分发什么东西。我走近一看，认出了他们是尼娜的亲戚——那群闹腾的男孩。他们发传单的样子就像在玩游戏，每人拿着一个大袋子。其中一个孩子认出了我，说：“给她有什么用？”我依然接过传单，继续向前走，看了一眼传单。尼娜和罗莎莉娅就像走丢了猫或狗那样，做了一则启事。传单中心印着一张埃莱娜和娃娃的照片，照得不太好，还有一个字体很大的手机号码和几行字，说娃娃丢了，小女孩很伤心，语气让人动容。他们还承诺会付一笔丰厚的报酬给找到娃娃的人。我小心翼翼地把传单叠起来，放进包里，和娜尼的新衣服放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