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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到自己的房间，感觉身体里的血液都在皮肤下沸腾，我充满了自豪。我给在佛罗伦萨的丈夫打电话，在电话里，我激动得几乎是大喊着告诉了他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他说，太好了，你真棒！我很高兴。然后他说，玛尔塔得了水痘，医生已经确诊了。我挂了电话，玛尔塔得水痘的事像往常一样让我感觉一阵阵焦虑，但不像过去几年那样，这种焦虑会占据我空洞的内心。我心里荡漾着快乐，充满了力量，身体的快感和智慧的愉悦混合在一起。我想，水痘没什么大不了，比安卡也得过，她会好的。我曾经让这些事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现在的我才是我自己，这是我可以做的事，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我简直不敢相信，脸色变得通红。他接着讲了下去，他擅长演讲，稿子只是个大纲，现在正在即兴发挥，他重复了我的姓名一遍、两遍、三遍。我看到我的大学同事正在用目光在大厅里四处寻找我，我浑身发抖，手在出汗。我看向教授，他也一脸惊讶，转过身来。这位英国学者引用了我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是我迄今为止发表的唯一一篇论文，也是前不久我给布兰达看的那篇。他用赞赏的语气提到了这篇文章，详细讨论了其中一段话，用它来支撑自己的论点。他一说完，掌声立即响起，我在这时离开了大厅。
教授给我房间打电话，其实我们之间并不亲密，他是个很冷淡的人。他说话时声音沙哑，总带着些许恼怒，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太在意我。作为雄心勃勃的毕业生，他不得不接受我，但没做出什么承诺，通常会把最无聊的任务交给我。但在这通电话中，他说话很温柔，有些语无伦次地称赞我的能力。他随口说：“现在您必须更加努力，争取尽快完成新论文，再发表一篇文章，这很重要。我会告诉哈迪我们的工作情况，看吧，他会想见您的。”我排除了这种可能，我是谁啊？他坚持说，他很肯定这一点。
第二天我又见到了教授，因为当天有一个备受大家期待的报告，是哈迪教授的发言，他是一所著名的大学受人尊敬的学者。我的教授和其他人坐在一起，甚至没和我打招呼。我在大厅角落找了个地方，很勤奋地打开笔记本。哈迪出现了，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个子不高，很瘦，一张和蔼可亲的脸，还有一双引人注目的蓝眼睛，他声音低沉，很有感染力。过了一会儿，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竟然在想自己是否愿意被他触摸、爱抚、亲吻。他讲了十分钟，我突然听到他念出了我的名字，然后是我的姓氏。这太不真实了，仿佛他的声音来自我的性幻想，而不是麦克风。
午餐时，教授让我坐在他旁边，我突然意识到，周围一切都变了，体验到了一种新的快感。我从一个默默无闻、拎包的小角色——甚至都没有权利在一天结束时做个简短的科学报告，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就变成了在国际上小有名气的年轻学者。那里的意大利人，无论老少，个个来祝贺我，几个外国人也来了。最后哈迪走进大厅，有人对他耳语了几句，指了指我坐的桌子。他看了我一眼，走到他的桌前，停了下来，转身走回来，礼貌地向我介绍自己。
那架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坐满了知名学者，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是我的竞争对手，在争取工作机会方面，通常都比我更积极、更主动。邀请我的教授独自坐着，心事重重，他脾气有些暴躁，有两个成年的孩子、一个优雅和善的妻子。他教学经验丰富，学识渊博，但每当不得不在公众场合讲话时，他都会紧张不安。飞行途中，他一直在修改要在研讨会上作的报告，一到酒店他就要求我读一读，看它是否有说服力。我读了，让他放心，我说这个报告写得很好——这就是我去那里的功能。他匆匆离开了，第一天上午我都没见到他，下午晚些时候，轮到他发言时，他才露面。他很得体地用英语朗读了文章，但有人提出了批评，他有些难过，很生硬地回答了问题，结束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甚至没有出来吃晚饭。我和其他像我一样的普通学者坐在桌前，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人说话。
后来教授在我耳边说，哈迪是个严肃的学者，但他工作太忙了，人变老了，有些厌倦。他还说，如果我是个男的，或者长得丑，年纪很大，他会在自己餐桌旁待着，等我向他表达敬意，然后用几句冷冰冰的客套话，把我打发走。我觉得，教授的话很刻薄。当他不怀好意地暗示，哈迪晚上一定会来找我时，我嘀咕了一句：“也许这只是因为我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他没有回答，咕哝着说，是的。我后来高兴地告诉他，哈迪教授邀请我到他的餐桌一起吃饭时，他也没有做出任何评论。
我不能再退缩了。我安排好了一切，确保我不在的这四天，家里分分秒秒都没有问题：冰箱里有现成的食物；几个女性朋友乐于帮忙，她们愿意为一个有点疯狂的研究对象——福斯特做出牺牲；如果孩子父亲临时有会议，一个家境困难的学生会照看两个女儿。我离开了，除了玛尔塔有点感冒，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和哈迪共进晚餐，我表现得很从容又不失风趣，我喝了很多酒。随后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回来时已经两点了。他邀请我去他房间，他说这句话时声音很小，语气诙谐，态度谦逊，我接受了他的请求。我一直认为，性交是一种基本的现实，很黏稠，是和另一个身体最直接的接触。但在那次经历后，我确信这是想象力的极端产物。性交的快感越大，就越像一场梦：腹部、乳房、嘴巴、肛门、每一寸肌肤在夜间的反应，抚摸，还有按当时的需求，来自一个无法描述的实体的碰撞。我想，天知道我在那次邂逅中有多投入，我感觉我一直爱着那个男人，尽管我才认识他，但当时只想要他。
一天早上，我的教授从大学打来电话，说他受邀参加一场关于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国际会议。他建议我也去参加，因为会议主题和我的课题有关，他觉得这对我的研究会很有帮助。我的什么研究？我什么都没做，他也没为我做过什么，来铺平我的道路。我向他表示感谢，但我没有钱，没有得体的衣服穿，我丈夫正处在一个糟糕的时期，有很多事情要做。经过焦虑、沮丧的几天考虑，我决定不去了，但教授似乎很不高兴，他说我要掉队了。我很生气，有一阵子没联系他。当他再次打来电话时，他告诉我，他找到方法了，让我可以报销路费和住所。
回到家后，詹尼责备了我。因为玛尔塔生病了，我四天内只打过两次电话。我说，我很忙。我还说，发生了那件事情之后，我必须更加努力，才能适应现在的情况。我开始较劲儿似的，每天坚持在大学待十个小时。回到佛罗伦萨后，教授突然变得很有责任心，他尽其所能，帮助我完成并发表了一篇新文章。他与哈迪积极合作，为了让我去后者所在的大学做一段时间访问学者。我非常活跃，进入了一段难熬、兴奋的阶段。我很努力，但感到很痛苦，因为我觉得，没有哈迪我就活不下去，我给他写信，打电话。如果詹尼在家，特别是在周末，我就会打公用电话，把比安卡和玛尔塔带在身边，以免引起他的怀疑。比安卡听着电话，虽然说的是英语，但她什么都懂，我也知道，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两个孩子就在我身边，一声不吭、很困惑。我从没有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尽管如此，我还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享受着这些通话，小声说着深情的话，回应着色情的暗示，自己也说着荤话。两个孩子拉着我的裙子，说她们饿了，想要冰淇淋，或者想要气球，因为有个卖气球的人经过，距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我都小心翼翼，控制自己不要对她们大喊“够了，我要走了，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就像我母亲在绝望时那样。尽管她对我们大喊大叫，但她从未离开过，而我呢，几乎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就抛弃了两个女儿。
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那对恋人的痕迹彻底消失了。但我难以平静，反而滋生了一些凌乱的幻想。我和丈夫在一起时，什么都没有说，我从没有尝试打破我们在性爱方面的习惯，甚至是多年来打造的那些暗语。但当我做研究、买菜、排队付账时，会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让我既兴奋又尴尬。我为此感到羞愧，尤其是在照顾两个孩子时，这种欲望又冒了出来。我和她们一起唱歌，睡觉前给她们读童话，喂玛尔塔吃饭，给她们洗澡、穿衣服，但同时我觉得自己很可耻，不知道怎么平静下来。
我开着车，但心思并不在方向盘上，甚至没有注意路况。车窗外吹进来一阵阵热风。我把车停在公寓前，比安卡和玛尔塔的身影浮现在我眼前，她们很担忧，都小小的，那是她们十八年前的样子。我浑身发热，一进门就冲进浴室，用冷水洗澡。我让冷水在我身上淋了很久，盯着从腿上、脚上流下的黑色沙子，流到了白色的瓷砖上。热潮很快就过去了，我身上感受到“落下的翅膀带来的寒意”（原文为英文：the chill of the crooked wing，W. H.奥登诗作 The Crisis（1939）中的一行）。我擦干身体，穿上衣服。我曾把奥登的这句诗教给两个女儿，这是我们之间的悄悄话，用来表达我们不喜欢一个地方，心情不好，或者只是说天气很冷很糟糕。可怜的女儿，即使是家庭絮语，从小也被迫引经据典。我拿起包，把它拎到阳光照射的露台上，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子上。娃娃掉了出来，侧躺在那里，我对着她说了几句话，像对待猫狗一样，但我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就马上停了下来。我决定打理一下娜尼，让她给我作伴，让自己平静下来。我找来了酒精，想擦掉她脸上和身上的圆珠笔印。我仔细擦了擦，但总是擦不干净。娜尼，来吧，漂亮的娃娃，让我给你穿上内裤、袜子、鞋子，然后穿上裙子，你真优雅。我自然而然在内心这样称呼她，这让我感到惊讶。埃莱娜和尼娜给她取了那么多昵称，为什么我恰恰选择了这个名字，为什么？我看了看笔记本，我把那些名字都记了下来：妮妮、妮勒、妮洛塔、娜尼奇娅、纳努奇娅、妮妮拉、娜尼。我的宝贝儿，你肚子里有水，黑色的脏水。我坐在桌子旁，在阳光下晒干头发，时不时用手指梳理它们，大海是绿色的。
然而那天早上，我把布兰达和她情人睡过的床掀开，我打开窗户，让他们的气味散开。我似乎发现，我身体里有一种对欢愉的渴望，这与我十六岁时最初的几次性体验无关，与后来和丈夫不舒服、不满意的性生活无关，与孩子出生前，特别是她们出生后的夫妻生活无关。在与布兰达和她的情人相遇后，我产生了新的期望。我第一次感觉，我需要别的尝试，就像有人在我胸口推了一把，但我觉得难以启齿。在我看来，在那时的情况下，我不该有这些想法，这不是一个有理智、有文化的女人应该追求的东西。
我也一样，默默隐藏了许多黑暗的东西。例如，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对布兰达感到很愧疚，是她把我的文章给了哈迪，这是哈迪亲口告诉我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也不想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现在我只知道，如果没有布兰达，我的文章就永远不会受到关注，但那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包括詹尼，甚至我的教授，最重要的是，我从来没找过布兰达。两年前我在写给两个孩子的信中，承认了这件事，那是一封她们连读都没有读的信。我写道：我必须让自己相信，我是一个人做到的，我要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感受到我的优点、品质和独立自主的能力。
我沿着空荡荡的公路开车回家，脑海里不断涌现出各种图像和声音。回到两个孩子身边时——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的日子又变得沉重起来。我也有零星的性爱，因为不再抱有期待，所以很平静。我遇到的那些男人，即使在接吻前，也会以礼貌的态度，坚定地向我表明：他们不会离开自己的妻子；或者他们习惯了单身，不会考虑确定关系；又或者他们不会承担起我和两个女儿的生活。我从来都没有抱怨，只是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年，我后来决定，激情狂乱的季节结束了，我觉得够了。
与此同时，在我身上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似乎证实了我一直的梦想。我很优秀，不需要像我母亲那样假装优越，我真的是个杰出的女人。我在佛罗伦萨的教授终于肯定了我的能力；声名显赫、高雅的哈迪教授也相信我的能力，他似乎比任何人都更确信。我去了英国，回来一段时间，又去了。我丈夫很震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抗议说，他无法同时兼顾工作和孩子。我告诉他，我要离开他。他不明白，以为我只是情绪低落，开始寻找解决办法，给我母亲打电话，冲我大喊，说我要为两个孩子考虑。我告诉他，我不能再和他一起生活了，我必须搞清楚自己是谁，我真正的可能性是什么，以及其他类似的话。但我不能对他大喊大叫，说我现在了解自己，有无数新想法，我在学习，我爱上了其他男人。我会爱上任何说我很棒、很聪明、帮我证明自己的人。他冷静了下来，有一段时间他试图表现得善解人意，但后来他觉得我在骗他，他很生气，开始骂我。有一次他大喊道，你想干吗就干吗，你走吧。
我很烦躁，从躺椅上下来，匆忙地收拾好东西。我想我错了，比安卡和玛尔塔离开了，这对我并没有好处。虽然表面上我轻松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打电话给她们了，我必须听到她们的声音。我放开手，感觉到轻松，这其实不好，对自己和别人都很残忍。我必须想办法告诉尼娜这一点：夏天的一段恋曲有什么意义呢？你不是十六岁的孩子了，女儿还在生病。我想起刚开始尼娜和埃莱娜，还有娃娃在一起的场景，在遮阳伞下，在阳光下或在海边，她是那么迷人。她们经常轮流用冰淇淋挖勺舀起湿沙子，假装喂娜尼。她们在一起玩儿得多开心啊。埃莱娜会在那里玩好几个小时，无论是自己玩，还是和妈妈一起，都能感觉她很幸福。我突然想到，在尼娜的跟前，埃莱娜与娃娃之间的身体联系，会比她长大和变老过程中，与其他人的联系都更紧密。我离开了海滩，看都没看吉诺和罗莎莉娅的方向。
他从来没想过，我会真的抛下两个孩子，自己离开。我把孩子留给了他，离开了两个月，从未打过电话。他一直从远方纠缠我，折磨我，后来我回家了，但只是为了把我的书和笔记打包带走。
我忽然发现他们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很不安。我百感交集，看见的和联想到的情景混合在一起，我开始浑身发热，冒冷汗。他们的吻依然灼热，温暖着我的胃，我嘴里有一股温热的唾液的味道。这不是成年人的感觉，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忐忑不安的孩子。很久之前的幻想、臆想的形象慢慢浮现，就像我小时候曾幻想，母亲偷偷离开家，不分昼夜和她的情人幽会时，我身体体验到的快乐。我感觉，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于我腹部的沉积物正在苏醒。
那次回家，我给比安卡和玛尔塔买了几件小裙子，作为礼物送给她们。她们很娇弱，让我帮她们穿上裙子。我丈夫很客气地把我拉到一边，让我再和他尝试一次，他哭了起来，说他爱我。我回答说，我不爱他了，我们争吵起来，我把自己关在了厨房。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比安卡进来了，表情严肃，身后跟着妹妹，怯生生的。比安卡从水果盘里拿起一颗橙子，打开抽屉，递给我一把刀。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做，我当时满脑子愤怒，迫不及待想逃离那个家，忘记它，忘记一切。给我们削一条蛇吧，她代表自己和玛尔塔说，玛尔塔微笑着，也在鼓励我。她们穿着新衣服，坐在我面前等待着，稳重、优雅，像两位千金小姐。好吧，我说，我拿起橙子开始削皮。两个孩子都盯着我，我感觉到了她们的目光，她们想让我平静下来。她们越是盯着我，我越强烈感受到她们之外的精彩生活：新的色彩、新的身体、头脑、新的语言——我终于感觉要拥有自己的语言了。两个孩子满怀期待地盯着我，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和这个家庭空间和解。啊，不要让我看见她们，不要让我看到她们身体的迫切需要，不要让她们的需求比我自己的需求更紧迫、更强烈。我削完橙子就离开了。从那一刻起，从那时候开始，我有三年时间没有见过她们，也没有她们的消息。
我下海游了一圈，回来趴在躺椅上晒太阳，脸埋在双臂间。那个姿势，正好可以看到那个年轻的救生员回来了，他低着头大步走下沙丘，回到自己的位置，拿起书来读，但读不进去，又抬头长时间盯着大海。我感觉昨晚的不开心，现在变成了敌意。他看起来那么彬彬有礼，陪了我好长时间，表现得很细心、敏感。他说，他害怕尼娜的亲戚和丈夫，怕他们有过激反应，这让我很担忧，但他还是难以控制自己，让自己和尼娜置于危险之中。这个男孩在她最脆弱、被女儿折磨得筋疲力尽时，诱惑了她。我今天发现了他们，我觉得任何人都可能像我一样发现他们，我对他俩很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