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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社的常规成员有大概八个人。我有一个三年计划：第一年，我要带着他们去参加很多比赛，在那些比赛上，他们会被很多中学生打败——因为人家是十年级嘛。他们会被比他们大、比他们有钱的孩子打败，这种情况会持续好一阵。但没关系，没关系。他们一开始会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一直在被这些大孩子打败。比赛过后，我会给他们买比萨，然后鼓励他们说，没关系，会好的。这么一来，到了年底，他们就会赢得伦敦所有公立学校参与的比赛。
这两个女孩是很好的朋友，总是结伴辩论。看她们跟那些上私立学校的富二代对战，那感觉真是太好了。有一次，她们辩论的主题是关于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这两个留着棕色长头发的漂亮女孩，操着埃尔瑟姆口音说：“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好琢磨琢磨，你可能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艾哈迈迪—内贾德<a id="ch9-back" href="#ch9"><sup>(9)</sup></a>是不会后退一步的，他会说，不，我才不要后退呢。”关键是，她们的表达非常机智，但她们讲话的口音很重，所以当她们一张嘴，对面几位顶着松松软软的头发、穿着贵得离谱的衣服的男生就想，哈，我们肯定要赢了。但只要比赛开局两分钟，你就能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开始转变。比如当她们滔滔不绝地陈述外部影响如何导致社群内部分裂的一系列观点时，你会看到男生们突然开始在草稿纸上飞快地记笔记、做准备。
最后一场决赛，他们的对手是恩菲尔德的一所学校。辩题是家长应不应该因为孩子旷课而被起诉。<a id="ch10-back" href="#ch10"><sup>(10)</sup></a>我的这些孩子们显然知道现有法律规定孩子旷课学校可以起诉家长。这个辩题刚公布时，那个妈妈还特别年轻的女孩子说：“老师，现有法律规定就是那样的，对吧？”我说，是的，是的。去好好打吧，孩子。最后，他们赢了。
另外，我也特别喜欢我带领的辩论社。他们上周四才上了电视——是我训练出来的辩手呀。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都非常非常棒。我在上综合师范学院时，就参加了辩论，一开始是别人拉我去的，因为我特别爱讲话；有人说，天啊，这个女孩挺能讲的，让她去辩论吧。这也是我后来申请牛津大学的原因。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要申请牛津大学，直到有一次我去牛津大学参加辩论赛，居然打败来自伊顿公学的、戴着昂贵领带的男生，于是我想，好吧，我要试试。于是我成立了这个辩论社，并且有了一支很友爱的辩论队。辩论队里有一个女孩，父母都是老师，中产阶级背景，很可爱。还有一个女孩，她妈妈生她的时候只有14岁，怀孕时被学校开除了，到了周末，她就和妈妈一起喝醉。这个女孩非常聪明，她说她想成为一名律师，然后好好运用这些辩论技巧。
太棒了。除了每隔十二周，你的手机会被偷一次之外，老师这个职业真是世上最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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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又有一次，我给他们一张地图，想让他们探索“英国是多元文化国家”这个话题。我想让他们去问不同的人，问问他们的家庭来自哪里，然后画一条线，把故乡和英国连起来。这个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表达，我们其实都来自五湖四海。但他们做不出来，因为他们缺乏地理知识，不知道哪里是哪里。他们问，老师，德国在哪里？美国在哪里？英国在哪里？我回答说，好啦，你回到座位上吧，我们聊聊。大家看到这个小岛了吗？这是英国。谁知道哪里是伦敦呀？
吉蒂·基恩斯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公民教育。一个不教孩子政府、政治或社会学的国家是疯狂的。公民教育在2002年由伯纳德·克里克<a id="ch8-back" href="#ch8"><sup>(8)</sup></a>提出，克里克认为，公民教育能够改善人们政治冷漠、脱离社会之类的态度。所以公民教育包含犯罪和法律、政治和政治组织，以及社会、社会学和社会变革等内容。政治课里，学生得出去跟一名政客对话；环境课里，学生要在学校里围绕环保做一个项目，比如呼吁废品回收等。学生们很喜欢这样的课程，因为在这些课程里他们有参与感。我很早就开始教多元文化主义课，当我讲到英国国家党，孩子们问，他们怎么证明自己的立场呢？我说，我们打电话问问他们吧。我教的这个班是十年级，挺优秀的，大概有15个学生。我把电话的扩音器打开，然后打给英国国家党的助选热线，电话那头的可怜女人说：“哦，你们问我什么是英国人的特性？”我们那节课的学习目标是：搞清楚英国人意味着什么。我们讨论说，根据英国国家党的定义，只有白人才是英国人，这很明显是错的，因为从这个国家形成伊始，居民就来自一百万个不同的地方。电话那头的英国国家党女接线人说：“你必须生于英国，且全家人都来自英国，你才算一个英国人。”我的学生就问，这样的话，你的家人最早是什么时候到英国的呢？是你之前四代吗？还是五代？这个女人回答说：“对啊，反正很久了。”孩子们说，那你怎么界定一个人到这里够不够久呢？女人回答说：“够不够久一看就知道的呀，不是么？”她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掩饰她的种族主义。问答一直持续，直到一个孩子问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你会对人们进行基因检测么？你会看看他们的基因够不够“白”么？
在伦敦，我是外国人。我不在这里出生。不管我在这里住了多久——我的儿子是英国人，我的丈夫是英国人——我还是伊朗人。但我对英国移民法的了解比任何律师都多。每一个新的法案我都了如指掌。人们说我来自伊朗，但我能准确地告诉你，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我跟许多来自伊朗或阿富汗的移民打交道，因为在阿富汗的部分地区，人们讲波斯语，只不过他们称之为达利语，那是波斯语的一种古老形式。我经历过许多有趣但也很艰难、很令人悲伤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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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刚从剑桥回到伦敦，今天早些时候，她还在剑桥有些工作要处理。她说，她在那里的拘留中心的自行车棚里抽了一阵烟。她涂了指甲油，还画了眼线，说话时眼里不时落下泪来。
好吧，原因是，如果有人一直对你说，你很聪明，你会变聪明，你会好好学习……我也不确定这样对他们有没有效果，反正是某种暗示吧，逼他们做好孩子。我也不会帮他们把领带结系得太紧，而是要不太紧也不太松，我不想把他们勒死。
我以前从来不工作。我一直是个只懂得享受闲暇、喝喝下午茶的人。我上过大学，也有学位。这样的生活让我觉得很无聊。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伊朗人，刚好碰上法律纠纷，就问我能不能陪她一起去法庭。她会讲英语，但讲得不好。于是我就跟她和她的律师一起去参加了那场诉讼。那里应该是个治安法院<a id="ch11-back" href="#ch11"><sup>(11)</sup></a>。我那位朋友被控违章驾驶。我问他们，我能担任翻译吗？他们说，可以，就你吧。就这样，我们最后赢了那场诉讼。完事之后，我们一起去大喝了一场。朋友说，吉蒂啊，你干脆就当翻译好了。我说，我没经验啊，也没工作过，你知道的。后来，我回家好好想了想，同时这位朋友也一直在鼓励我。我就跟我丈夫说，迈克尔啊，我应该没法胜任工作吧，我没自信啊。迈克尔说，可你已经做了二十年翻译啦！伊朗革命发生时，我刚刚结婚，那会儿我的家人、朋友还有好多其他人都涌到英国来，所以我带他们去英国内政部，带他们去见律师，带他们上医院，等等。我那时候英语不像现在这么好，但也还行。我丈夫提醒我，其实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都在帮人做翻译，还是免费的！于是我想，行，我试试。就这样，我开始了，而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
今年我又开始教新一届学生，都是年龄小一些的孩子，因为上一届学生去年毕业了。我帮上一届学生填的学校申请里，大概有25份都是水管工和木工的课程申请。我又被安排教最差的班，虽然学校领导跟我承诺过，我在上一届差班那里经受那么多痛苦之后，他们会给我安排好一些的班。但领导居然又说，你把差班教得很好啊！来吧！再来一次。反正，我还是在他们早上出去之前帮他们系紧领带，把领带结推高，把领扣扣好，然后才让他们出去。A班的学生会在外面说，老师，他们一走到走廊尽头就会马上解开领结，你干吗费那么大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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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那些系得好好的领带越来越松，也越来越低；他们的行为越坏，领带就越低越松。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把领结系得那么大，都跟我的手差不多大了。我们学校有个规定，就是领带结上要能看到三道条纹；于是他们就想尽办法把领带系得短短的，同时还能露出三道条纹。
我现在要跟你讲实话了，好吗？阿富汗人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他们有些人的家人被塔利班杀害了。他们都是来英国打工的；还有一些人来这里是为了让自己更好。有些人来这里工作几年之后，攒了一些钱——比如5,000英镑，这笔钱在阿富汗算是巨款了——他们就可以回阿富汗做点生意。伊朗人嘛，他们来这里可不是打工的。在伊朗能赚到的钱更多。伊朗的年轻人来这里，是因为他们想去酒吧，想交女朋友，想去蹦迪，想去泡吧。这就是他们要来英国的原因。
有时候，情况真是令人郁闷。在七年级，你会看到这些可爱的小男生。他们好小，但都把领带系得漂漂亮亮，纽扣也扣得好好的，虽然他们穿的校服有点大；他们很乖，总是举手回答问题，还显得很兴奋。但是，可能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我们教出过一些非常成功的黑人孩子，他们很努力，成绩也很好，准备去上大学，未来从事医生、律师之类的职业。可是，剩下的大多数都不会成功。你会看到他们互相打斗。他们其实也想做聪明的人、成绩好的人，但同时也想被看作很酷的人，希望被别人喜欢，希望别人觉得自己有趣。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心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