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往上爬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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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回剑桥之后，我很惊讶，因为在街上，人们看到婴儿车会让路；你走在公园里，人们会对你很礼貌，也会跟你打招呼。而在伦敦，任何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大家都很粗鲁。你在公交车上说：“抱歉打扰。”他们会说：“什么？你干吗？你小心点。”他们根本不会给你让路。

以前，我是那种总是要逼自己做更多、更好的人。比如，我会想，我傍晚可以先去谢泼德丛林一趟，然后在回家路上去一下布里克斯顿，最后再回到老街。我不用考虑什么，只是跳上地铁，然后在那里轻松度过一个小时，也不用想着随身带饮品之类的，忘了也没关系。而这样的状况突然就变了，我得这么想了：如果我要出门，我得先把尿布放在包里，然后走到地铁站——这就有点麻烦了，因为我如果走那条路，就有很多问题要注意，那条路又吵又臭，我不希望莎拉暴露在那样的环境里。其实我压根就不能上地铁，因为地铁站内的楼梯都很麻烦，所以我干脆坐公交车好了。哎呀不行，也不能坐公交车，因为人们很不喜欢带着婴儿车上来的乘客，现在正是高峰期，时间不对。我想，当你有了孩子，你就不怎么想离开家附近的地带了，因为你只想用更快的速度把事情做完，你得安排好睡眠、吃饭等事情，也要为各种偶发事件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突然，伦敦就变得有点“麻烦”了，我在这里也开始感到有些受孤立。

我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当作一场社会实验去体验。我只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孩子，给她尽可能大的玩乐空间。但我感觉到，要想在伦敦拥有那么多选择的权利，就得有很多钱。而即便如此，我知道的那些很有钱的人，也要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花很多时间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这些都让人感到压力太大，竞争太大。在伦敦，他们的孩子一天晚上要上芭蕾课，另一天晚上要去游泳，都是安排好的活动，一点远离大人视线的时间都没有。而如果你住在郊区，或是没那么危险的地方，孩子就能多一点自由。

我也第一次留意到空气质量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天我走在百老汇旁的小运河桥上面时，闻到周围很臭。可能是因为在医院待了五天之后，刚出来才开始留意到身边的垃圾。我觉得自己必须重新调整生活节奏，因为我的朋友们都还没有小孩，我必须靠自己发掘一些新的组织，比如家长俱乐部或者是什么玩乐小组之类的，但做到这些也挺难。之前，我所有的朋友都从事艺术、创新产业相关工作，而突然间，和我打交道的人都变成律师、医生或者社工什么的了。那堆人来自各行各业，非常有趣；但那个时候我却不想社交，因为我有了孩子。我只想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调整自己，来适应一个母亲的角色，我不想花那么多精力去思考怎么改善我身边的环境。

我在伦敦待得越久，就越烦躁。我觉得我有幽闭恐惧症。搬回剑桥之后，我又捡回以前当学生学艺术时候的那种状态：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然后尝试把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表达出来。我想，住在伦敦时，我失去了这种状态。我忘记了去看那些好的东西，所以变得越来越沮丧，越来越觉得住在伦敦是一件不方便的事。搬回这里之后，我有更多的时间待在花园里做园艺，也可以做很多有创造性的事情。我也重新学会娱乐和放松自己。伦敦慢慢把我的这部分东西消磨掉，它让我觉得很疲惫。我现在要是还待在那里，估计已经受够了。

我们在家待了一天，然后就到百老汇市场去散步，因为我需要到外面走走。我留意到周围到处都是涂鸦，还有一群群牵着斗牛犬的孩子。我突然觉得，我得保证我的小婴儿的安全，在这样充满危险的地方，我不能放松下来。那个时候，比起兴奋和有趣，我感到更多的是麻烦和困扰。

占屋者<a id="ch6-back" href="#ch6">⁽⁶⁾</a>

在她身后的墙上，阳光斑驳摇动。她正在等一个快递。在这个看似清闲的早晨，实际上有各种杂事等着她处理；同时，她也要像所有的年轻母亲一样，给自己计划一些用作深度放松的时间，因为——用她的话来说——她们永远也没法真正“清闲”下来。

尼克·史蒂芬斯

两年半以前，我有了莎拉，对我来说那可真是一个“顿悟”的瞬间。她比预产期早了一个月出生，让我们受了一点惊吓。我当时本来完全不想要小孩，也刚刚完成建筑节的相关工作。我大概经手了500场活动，要处理所有的媒体相关事务，工作量真是超级大的。我得在建筑节之前停止工作，因为预产假马上就要到了。一天早上，我的肚子突然就动了，我们冲到医院，完全进入马达全开的状态。最后我在哈莫顿医院待了五天。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在那里关了几天之后都觉得有点抑郁了。我和汤姆带着小小的莎拉走出医院，准备拦出租车。这时，医院外面有些喝醉酒的人在叫叫嚷嚷，我记得自己当时想：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不是应该在剑桥那个为中产阶级服务的阿登布鲁克医院生产吗？但我现在真是没空想这事，现在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只为自己打算了。

他最近占屋的地方位于莱斯特广场的一家西敏寺银行楼上。从窗户往下看，可以看到威廉·霍加斯<a id="ch7-back" href="#ch7">⁽⁷⁾</a>的半身像、汤姆·克鲁斯<a id="ch8-back" href="#ch8">⁽⁸⁾</a>的手印，旁边的液压起重机正在为在奥迪安影院上映的又一场首映礼紧张准备着。可以看到，他现在这个占屋地的墙是新近粉刷成乳白色的，可以想到他是去了一趟附近的百安居<a id="ch9-back" href="#ch9">⁽⁹⁾</a>商店，带了点墙漆回来。地上有几支蜡烛、几个睡袋、一张橙色的沙发、一台苹果电脑加上一台打印机，还有一本软皮的乔治·奥威尔<a id="ch10-back" href="#ch10">⁽¹⁰⁾</a>的著作。他最近在电梯下面找到一个电箱，所以可以溜出去偷偷弄开电源——这肯定是非常冒险的行为。

在很偶然的机会下，我们去了百老汇市场。我当时正好在为一家艺术杂志撰稿，有一个组织在伦敦东区新开了一个工作室，而我要为此写一篇文章——很多艺术家都在百老汇市场开有工作室。最后，我们在一个周六造访此地，刚好碰上农民市场<a id="ch5-back" href="#ch5">⁽⁵⁾</a>开放，就觉得这里可真不错。我们觉得这里不像老街那样时髦；当时我们本来准备在乔克农场或者更北一点的地方买套房子，但算了账之后发现我们买不起。最后，我们在百老汇市场附近买了套房子，可以眺望运河。那个时候，我们可真喜欢那套房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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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大概30岁，跟男朋友汤姆在一起也有七八年了。我们用了很多时间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然后我们就开始想，除了工作以外，人生还应该有什么东西。一个女孩快到30岁时肯定会开始考虑孩子的问题了。我们谈论了家庭还有未来长期的打算，最后意识到，我们可能没办法在伦敦维持生计，因为要达到我们心目中让孩子健康成长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买一套大房子，而我们肯定买不起。我们都受着很传统的教育长大，家庭很稳定，一家人住在一套好房子里面；在我们的观念里，我们的孩子也应该拥有这样的环境。对于在伦敦从事艺术行业的人来说，要想达到那样的程度是很难的。我觉得，我们除非能从哪里继承一大笔钱，否则肯定做不到。

偷偷进入一个房屋，绝对是让人压力巨大的事情。我们几乎总是在冒着被抓到的风险来做这件事。必须要警惕、有应变能力，半秒之内就要做出判断，决定下一步的行动。首先，你要先找到一个空置的地方。我知道有人试过占据非空置的房子，最后的结果就是凌晨两点被一个腰上围着浴袍、手里拿着大棒球棒的大汉追着在路上跑。所以说，你得先找一个空置的房子，然后聚集好伙伴，想办法进入这个房子。进入房子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在房门上贴一张“第六法条”<a id="ch11-back" href="#ch11">⁽¹¹⁾</a>告示——然后就一直在那里住到市政厅或者邻居找上门来，再跟他们谈判。

不过，我们那整栋公寓都很破旧。租金比较便宜，有水泥地，但没有窗帘，在冬天冷得要死。跟我一起住的那个朋友在一家杂志社工作，而我在画廊工作，我们的生活交集不是那么多；到最后，公寓就变成被我们胡乱扔东西的地方。屋里的三张沙发很明显在那里已经放了好多年，抱枕都破了，但我们没人想花钱处理这个问题。有一个周末，我朋友的父母过来看她，给她买了一条新沙发套，还给我们的客厅买了一株植物。整个地方都脱胎换骨了。我们当时想：“天啊，我们为什么不早干这事？”我们的生活完全被外出喝酒、社交还有工作绊住了，完全没有花时间待在家里。我们一点也不在乎这个家。

我们占据的第一个地方，是布里克斯顿的一栋荒弃的政府廉租房。大多数原来的居民都被清空、搬到别的地方去了。现在留下来的租客是一大群游离浪荡的青少年。我们大概有十个人，一起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我们最后离开是因为那里别的租客对我们非常不友善。他们踢我们的门，抢我们的东西，偷我们的自行车——在我们占屋期间，整个小区里有很多暴力行为上演。有一天早上，有人被开枪打死了。警车和救护车频繁造访那里。更神奇的是，我们在那里占屋时，有一次在给其中一个房门换锁，这时候警察正好来了，就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回答说，我们是在这里占屋的。警察没有逮捕我们，而是上下打量我们之后说，我们很勇敢，还叮嘱如果听到或者看到什么不对劲的事情，就马上联系他们。那就是我们第一次占屋，在那以后，我们又在别的地方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