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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很平静。昨晚有些地方起火了，伦敦好几个不同的地方都起火了，但我走在沃尔沃思路上时，只感到平静、放松。好多商店的窗户都被砸坏了，人们在富乐客散落的货品中挑挑拣拣。没有人说话。只有忙碌。
奥比里：所以，你会怎么来划分伦敦？我是说，你比我更了解伦敦法庭。
再走了一段，我看到沃尔沃思路上躺着一台平板电视机。我其实很想把它捡起来看看，别人为何把它丢掉，但又担心我捡的这个动作，或者我朝它看几眼，别人对此会有何想法。这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解释的事情。
古普塔：斯奈尔斯布鲁克法庭是处理盗窃案和一些暴力案件的好地方，那里的陪审团会放过你的。但如果是娈童案，在那里打官司就必死无疑。如果是在内伦敦，也就是在大象与城堡附近，那里的陪审团不介意你的委托人沾染了点毒品、暴力，甚至跟帮派有关，绑架之类的，问题也不大。但你如果在黑衣修士<a id="ch10-back" href="#ch10"><sup>(10)</sup></a>，他们的陪审团可是从肯辛顿和切尔西来的，对抢劫比较敏感，但对性犯罪比较松。比如约会强奸，他们会放过你的，懂不？再就是萨瑟克区，那里的陪审团主要是从金融城来的。所以如果是诈骗案，在那里就好打一点。但要是暴力和毒品案，在那里就逃不掉。性犯罪相关的，比如约会强奸，也有可能逃掉。然后再往南，就到了克罗伊登，在那里，跟毒品相关的案件是怎么打都打不赢的，因为你就在盖特威克机场的门廊上呢，他们一想到有人会把毒品带进这个国家，带到他们的街道上，就心生仇恨。艾尔沃斯也一样，那是西伦敦了——毒品相关的案子打不赢，但盗窃、欺诈、贷款诈骗之类的，应该是可以的。但有一种类型的案子在这些地方都很难打赢，那就是伪造身份证明，还有非法移民罪。因为这是在人家的家门口，他们都在希思罗或者盖特威克机场工作。哈罗，呃，哈罗的陪审团嘛……性、毒品相关的案子都能打赢，大部分案子都能。
我的确有一种感觉，当时那里肯定有一些坏人，一些警察能认出的人。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刚好碰上这等场面，我能够理解他们。在爱顾商城<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外面散落的DVD碟片，我为什么不捡起来呢？这些碟片看起来像是从一个大盒子里散落出来的。一个人绝对拿不走那么多碟片。人们在选取他们想要拿回家的那些。我不想参与这种行为，但我站在那里，看着几个女人捡起一些碟片塞进自己的车里。那些戴着大头巾砸店的人——不，那肯定不会是我。然而，我要是当时才十六七岁，还在做兼职，可能也会受不住诱惑。我看着那些碟片，一边想着，我还有好几箱影碟没看呢。《火线》都还没看完呢，干吗捡新的？但我绝不是担心被抓。我很确信没人会找我的麻烦。
兰加：哈罗的陪审团是好陪审团。对于辩护律师来说。
我在想办法到处看看，所以没有留意，不小心重重地撞到一个男人身上。他用一条围巾遮住半边脸，看起来不像个无辜的旁观者。他块头很大。就算是在普通的一天，你也不想跟这样一个人撞到一起。可惜我就是不小心撞了上去，他当时的样子，看起来简直是有点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忙着做别的事呢。我跟他道歉，他说“没事，亲”之类的话。这时候，我感到自己似乎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不知道我是谁，只知道我不是警察。我跟他是同一边的。我也可以跟街上随便一个人搭话，对他说：“我们何不一起去旁边那家店拿点东西呢？”我没有这么做，虽然我本可以这么做。
奥比里：也是总体而言啦，总体而言。
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也从未想过这样的事会在伦敦上演。我眼前的这些人并非来自别的国家，也并非偶然出现在伦敦，他们可能就是某天在公交车上坐在我旁边的人——是这些人在砸商店。
古普塔：因为他们是善解人意的一群人。
整个场面并不野蛮，看上去还挺克制的。我本可以回到有警察的那边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走到这里，却并未感到紧张。毕竟还是大白天呢。而且也没有看到有人特别愤怒。在此上演的只有贪婪和投机，毕竟这是个偷盗的好机会。如果有人被抢劫，现场应该会可怕很多。这里没有让我感到恐惧，也没有什么恐怖主义的氛围——人们在互相帮助，不论肤色，黑人、白人、棕色人种都有。东西足够多，每人都可以拿到一份。好像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要找对鞋号。鞋号很重要。因为鞋号，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互助”的一幕。
奥比里：为啥？
在我前面是一群人——人数不多不少，大概有15个——他们在不断想办法进入富乐客<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撬着、摇着金属百叶窗，百叶窗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富乐客周围也围着一群像我一样的人，看起来像是被困在这里。但有些人是来凑热闹的，他们不愿离开，正享受地看着这一场景。
兰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更善解人意吧，但是要让你的委托人被判无罪释放，陪审团里要有比较强悍、自由主义的人才行；但我不认为哈罗是强悍且自由主义的代表。这个地方有很多亚洲人。
从这条街往后走就是沃尔沃思路。那是一段安静得有些可怕的路。我回头看一眼远处的警察和空空的公交车，再回头来，往另一条路上看，看到一群人聚集在街角的商铺附近。典当铺和投注站的玻璃门被人踢破了，但窗户还是完好的。别的商店则遭受严重的损坏。看起来像是有人用砖头砸破的。玻璃像蜘蛛网一样碎裂开来。
奥比里：如果我是在为一个黑人或者亚洲人辩护，看到陪审团里有黑人或亚洲人，我就心安一点。
我决定沿着侧道走过去，绕过警察。另一个女人也决定这么做。正当我们走着，一个男人突然超过我们，走上另一条路，手里抓着一堆手机设备。他叫喊着什么，像是在自吹自擂，我没有听清楚。我想我当时也在猜测会发生什么。我继续往前走，走到人群中间。
兰加：啊，我也是。
引擎停了。很快，几个人下了车，一群人往几个站在那里的警察围过去。人越来越多。看到公交车在十字路口前面停下，真是很奇怪。警察好像也对目前的状况没什么准备。还有车从侧道开到主道上，鸣着笛希望通过。路障把堵住的车队拉得很长。汽车想要绕过公交车往前开。到处都是人。情况看上去令人烦忧，但暂时还没有会发生任何麻烦事的迹象。没有任何信息。人们开始质问警察。有人好奇，有人困惑。没有警察穿戴任何防暴设备。这是2011年8月。
奥比里：绝对是。实际上，我几乎试过在陪审团进来时紧紧看着他们，心想，我今天要为之辩护的是个黑人，我只要看到陪审团里有两个黑人，就觉得……有把握了。
天气不错。这是一个晴天的傍晚，我精神饱满。在伦敦，阳光和煦的时候，人们一般都心情很好。前一晚，在布里克斯顿出了大事，事情波及到佩卡姆，但我都没往心里去。我以为事情都会被控制住的。我准备回家，当公交车靠站，应该是68路车吧，我总算在上层车厢找到一个座位。我听着手机上的音乐，然后接到一个电话。是我朋友打来的，他问我是否安好，说佩卡姆出事了。公交车接着开过大象与城堡站。几分钟之后，公交车停下来。
兰加：是，我同意你说的。
尼克·史密斯
奥比里：他们可能是年轻的托利党<a id="ch11-back" href="#ch11"><sup>(11)</sup></a>什么的。刚参加完托利党大会。
暴乱目击者
兰加：不过，现实是，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件事实，也取决于陪审团的文化程度。但有时候，有些案件很难跟上。你很有可能因为一个不太聪明的陪审团成员而输掉案子，因为他们听着听着觉得很无聊，就只听法官说的话，然后就按法官说的来定罪或者判无罪。有时候那些呈现出来的事实真的不足以给被告定罪。
“这是蓝色好吧，”那个年轻人说，“不是紫色。”
奥比里：谁知道呢，谁知道。
年轻人直起身子，身体对每一次轻微拍打做出反应。有些警官戴着紫罗兰色的塑料手套。紫罗兰色的手套，浅紫色的条纹，知更鸟蛋蓝色的针织衫。
兰加：还有就是这些人——这又回到大卫说的问题上了——他们更不容易全心相信警察说的话，自动怀疑证词的真实性。
“我们可以让你把这些帮派颜色都去掉。”他说。
奥比里：每个陪审团成员都会有偏见，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偏见。我也当过陪审团成员，我读《卫报》《观察家报》，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也就是我的偏见。这就是我带来的意见和态度，而且会有另外一个人站在我的反面。我们都有自己的偏见。不过，虽然陪审团的人都各有偏见，最终还是会有某种偏见更占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要为一个由种族挑衅引起的扰乱公共秩序案的被告人辩护，最好在东伦敦——当你的委托人叫喊着，你这他妈的……他被定罪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因为陪审团会觉得，哇，他是真的受到了挑衅和侮辱才这么做的。
“这是蓝色，不是紫色。”
古普塔：我几乎每周六都有这么一场官司要打。
“那紫色代表什么？”
奥比里：这是东伦敦嘛。这里的人都是白人，要么是工人阶级，再不然就是低层次的中产……
“我穿的是蓝色上衣。”年轻人对着墙说。
兰加：这种事可能在他们身边一直发生着。
“你穿的是哪个帮派的颜色？”
奥比里：陪审团的人认识这些人。他们跟这些人出去玩来着。
另一名警官截停一个索马里男孩，他穿一件蓝色上衣，上衣一侧有紫色条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