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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与人交谈，跟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跟很多我从未接触过的人交谈。跟那些凌晨三点躺在贫民区、想办法看清你脸的酒鬼交谈；跟那些身患绝症的临终老人交谈。我觉得救助孩子是一项很难的任务。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救助孩子的经验。我觉得，对大部分急救人员来说，健康状况很差的孩子是最令人恐惧的，因为很难对他们进行评测。他们的情况经常急转直下，而且你要跟他们的父母打交道。对啊，有些人根本不会说英语，也增加了困难。你要靠电话那头的翻译或者手语来帮助他们稳定情绪，同时采集他们的疾病信息，并且全程保持微笑。
丧葬承办人
我们坐在夏洛特街上的一张桌子旁，时近中午，周围是来往穿行的车流——穿着西装的人骑着鲍里斯自行车<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拐进旁边的斯卡拉街，那里的单车停放架上满满当当的全是自行车。大家开始骂骂咧咧，说着市长和共享单车计划的坏话。离我们不远处，一个亚洲男人两口就吃掉一整个鸡蛋芹菜三明治，好像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练习怎么快速吃完东西；卡车在他身后轰鸣而过，往拉斯伯恩广场开去。
约翰·哈里斯
地点不同，工作的具体内容也不太一样。在绍索尔<a id="ch4-back" href="#ch4"><sup>(4)</sup></a>，你会遇到很多医疗问题。打比方说，南亚人更容易得心血管疾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处理心脏病发的问题，或者呼吸道问题。在最贫穷的那些地区，会有很多药物滥用的问题，所以我们处理的可能是海洛因服用过量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伊灵基本上闻所未闻。如果是在市区，比如威斯敏斯特或者伦敦西区，那我们救助的很多都是游客。我想，很多外国人都会对我们的服务印象深刻吧：救护车会在你呼叫后的八分钟内赶到，不管你来自何方，不论你姓甚名谁，而且免费。
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办公室位于坎宁镇他家族开设的殡仪馆里。书架上放着两个版本的《美国死亡方式》。固定电话轻柔的铃声跟他手机的铃声此起彼伏地响着。天气晴朗。我们在外面兜圈走着，他拧开了竹架子旁边的中国式小喷泉。
我们哪里都去，这也正是这份工作的好处之一。我去过银行的保险库，去过卖汉堡的小车和豪宅，真的是哪里都去过。还有公园——有一次我在公园里接生了一个孩子，那可真是有趣。你能去很多别人从未去过的地方，比如圣潘克拉斯的欧洲之星终点站，那里也很有趣，因为法国警察不太情愿放我们进去。
我的曾祖父最开始做这门家族生意。当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上面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开始了。他是个顽固的人，事事都必须分毫不差。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一位真正的商人；谁要想这样看待他，首先得把他拉出去给他一枪。他是一位丧葬承办人。就算把他撕成几万片，每一片的他也还是一位丧葬承办人。要想把这份工作做到十全十美，就必然会增加成本从而损失一部分利润，然而这正是曾祖父坚持的事情，这种对工作全心尽责的传统也成为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一位丧葬承办人要把这份事业当做毕生的使命去做，而不是为了面包和黄油才去做。”他的意思是说……你做这份工作不是为了钱，只是生而为丧葬承办人，就要把这份工作做好。有趣的是，后来他声名远扬，大家都知道来这里办葬礼会得到高标准的服务。这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生意。最后，他也不需要去打广告，只要把门打开，自然有生意进来。人们自然会来找我们，而我们其实也不可能搬迁位置。如果你是在伦敦东区出生，你也会在伦敦东区死去。每个人都知道葬礼是怎么回事，大家也都会谈论关于葬礼的事。你知道，葬礼一般都很隆重。对于工薪阶层，你得给他们办得像模像样。我们不需要上黄页，也不需要在电视上搞些花哨的广告。
佩里·鲍尔
我从18岁进入这个行业，到现在已经37年了。我们做过一些教会广告，这是为了跟教会维持良好的关系。那时候我们在东区的生意非常好。很多外国人从战时或者战前来到这里。有波兰社群——一直都有——这里毕竟是码头区嘛。世界上任何一个码头区都会有很多移民。你说说看，世界上有哪个大城市没有华人社群呢？华人总有一块地盘。越南人、波兰人以及一些加勒比人同样如此。所以像伦敦这样的港口城市，自然也会有这些小聚居区。但那个时候，他们的数量还不多。
急救护理人员
到了今天，移民数量几乎呈现量子级别的增长。就我们聊天的这个当儿，肯定就有几个外国人搬到这片区域。他们大量涌进来，把很多地方变成聚居区。这里人口流动性非常高，新来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外国人。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干嘛的。熟悉我们的人都搬出去了。昨天我去了一所房子，那家人是老东区人，现在搬到了克拉克顿，他们家里有人去世时，一定会请我们克里布父子公司去办丧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在搬迁。我们在本弗利特和滨海利都有办公室。我们一直在跟进东区人的生意，因为我们在东区人那里有优势。第一代人搬出去之后还是会回来找我们，但第二代人不会知道克里布父子公司。所以我们必须趁着第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扩大影响力。我们可以在埃塞克斯开展生意，还有皮特西和巴兹尔登地区，那些地方都有很多东区人。如果我们去那里，还会有很多人找我们，因为我们有克里布父子公司这块招牌。我们还有时间把我们的品牌知名度扩散到下一代，那样我们就能延续这桩家族生意。但如果我们现在不把握时机，以后肯定没戏。
在他死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想，可能我要搬离伦敦，到乡下生活。这也是这座城市里90％的人在90％的时间里的梦想。这是一种持续性的愿望。总有一天我会这么做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但是四年过去了，我还没有这么做。
然后我们得好好考虑：我们既然已经在这里建造了这座雄伟的大楼，就要想办法让人们来这里找我们，而不是都跑到埃塞克斯去找我们。我们要让人走进我们在这里的这扇门。不管问哪一个丧葬承办人，都肯定会得到同样的回答：既然办公室在这里，肯定是希望能从附近的人中间招徕生意嘛，不是吗？如果弄不来其中一半的人，那总还有剩下的一半呢——那究竟要怎么接触他们呢？
发生在汤姆身上的事情并不典型。我是说，那种住在伦敦不安全的说法实际上是鬼话。从概率上来说不成立。从经验来说也不成立。媒体会渲染，让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是典型，它随时可能发生在你身上。我想，这座城市里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媒体的问题，不管是伦敦的地方媒体，还是那些以伦敦为中心的国家媒体，他们通过煽动恐惧增加报纸的销量，而糟糕的是，这些媒体被用作控制人民的器官，限制人们的期待、希望和自信。在这方面，伦敦的情况比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情况都要严重。我认为从经验上来说，被雷击两次的概率微乎其微，接近于零。同样，我这位好友在一次街头抢劫中被谋杀的可能性非常小。他没有做任何蠢事，只是非常倒霉，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在我或我认识的人身上的可能性更小。
我们可以跟东欧人合作。我们现在正是瞄准了波兰社群。我们观察了波兰人的办事方式：他们只是开车来接收尸体，然后就直接离开。目前居住在这一块的波兰移民都是工薪阶层，他们大部分人的小房子得住五六个人。他们在英国可能会同时打两三份工，这样一下子就能赚到300至400英镑。这400英镑放在波兰是个什么概念呢？——波兰跟英国相比，薪酬差距有16倍之大。他们赚来的钱不会存在英国，而是都流回波兰。我们看到许多车来往于波兰和英国之间，每辆车里都坐了四五个人，每四五周走一趟。钱就是这样跟着他们回流的。
他下了班，准备回家见未婚妻；他沿着巴瑟斯特花园走着，突然被两个十七八岁的家伙袭击。他们用刀砍他，他还击，因为那是他的本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管他要钱；他给了他们一些钱，把钱包也给他们了。我不记得事情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反正他们抢劫了他，而他确实给了他们一些钱，但没有全给。他们就再次攻击他，他还击，然后他们沿着街追他，把他砍倒。他们砍他的后腿，砍断他的腿筋，最后把他生生捅死。这两个人最后拿到的不过是20英镑和一张牡蛎卡<a id="ch3-back" href="#ch3"><sup>(3)</sup></a>而已。这就是这场谋杀的全部“价值”。
我雇佣过一个波兰女孩，我让她去联系所有的波兰丧葬承办人，提出帮他们做丧葬服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都用上了。如果没有我们来提供服务，他们得大老远从波兰跑来，在这里花掉一整天时间，更别说还要去大使馆弄身份文件什么的。但只要联系我们，这边就能帮他们去接收遗体，然后涂好香料防腐，还能帮忙处理那些身份文件，他们只要有个人直接过来就行。本来可能需要三四个丧葬承办人大老远到英国才能带走遗体，现在只要让一个人来就行了，而这个人一次可以带四具遗体回去。做一次这样的服务，我们能赚到2先令<a id="ch6-back" href="#ch6"><sup>(6)</sup></a>。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为了几先令做这样的事呢？答案是，再过10到15年，波兰人社区会发展起来，而波兰人口会是大量的。这些人还是需要葬礼，并且肯定还是倾向于进行土葬，那好棺材肯定少不了。他们可能会成为克里布父子公司下一代目标客户的中流砥柱。如果我们在波兰社群或者是立陶宛社群里面立住脚跟，公司就能够流传下去了，不是吗？
他叫汤姆。那是2006年1月，他是被人突然袭击的。他那时候在肯萨台站以北的一条公路上买了一套公寓。他是一名年轻的律师，那时才31岁，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预备在当年6月结婚，那个时候在筹备婚礼。我到现在与他的女朋友还有联系，也就是他的前未婚妻，我们很熟。实际上，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所以我在他们在一起之前就跟她是朋友了。
印度人、锡克教徒，还有很多非洲国家的人都有对遗体进行洗涤的传统。他们族群里任何一个普通的丧葬承办人，其车库里肯定都有这套装备。我们在比较干净的区域做过洗涤，可以直接用花洒，也可以用瓶瓶碗碗装水来洗，想用什么方式都有相应的装备可选。来什么人，我们就在墙上放什么神。对待这件事，我们是很认真的。
那件事发生时，我24岁，那是我生命中对死亡最直接的体验。大概八年后，我在中学和大学时的一个好友在肯萨绿地被谋杀了。
